□全国政协民宗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调研系列报道
“调研一定要务实高效”
“整个黔西南州职业学校师资情况如何？缺口有多大？生均教学仪器设备是否达到国家标准？”5月9日下午，一场调研组与黔西南州州委、州政府及有关单位负责人面对面的座谈会在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会议刚开始，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华士飞没有客套，一口气抛出几个问题。
“就以现在这所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仅专任教师就缺105人，而生均教学仪器设备离国家合格指标还有很大差距。”黔西南州州长的回答，让调研组成员脸色凝重。连日来，调研组每到一处，总会询问当地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学校特色专业和学生就业情况？目前还存在哪些困难？调研组发现，缺、小、散、差是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普遍存在的现状，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积极新建职业院校的热情也引起调研组的担忧。
“搞职业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经验积累，民族地区可以让一批已有发展基础和经验的学校去扩大教育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去辐射、去影响整个地区的职业教育，避免同质竞争。”华士飞直截了当指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职业教育基础薄弱，发展职业教育更需要统筹规划，千万不能一哄而上。
一些职业院校负责人反映，目前许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学校“一头热”，这其实也是调研组一直探讨的问题。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杜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没有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算不上真正的职业教育，企业缺乏相关激励政策正是阻碍校企深度合作的“硬伤”，为此她建议出台相关奖励政策，对接收学生实习或工作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在专业设置、学生实习、教师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早在调研前，他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提前做足功课。会上，他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工艺美术行业年产值已超过6千亿元，产业潜力巨大，而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所占比例却很低。
“民族地区为什么不能办好一批具有区域经济特色和民族产业特色的职业院校，将地缘劣势转化为优势？”潘鲁生反复强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承担民族文化和民间工艺的传承使命，政府、学校和社会等各方应支持民族地区建设一批面向民族优秀文化、民族传统工艺的特色专业，帮助促进其进一步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时钟指向晚7点，会议仍在继续。临结束时，杜鹃委员不忘补充道，“今天没有发言的学校，希望你们把汇报材料给我们，以便我们好好研究，如果有问题，可能还会联系你们。”
调研组务实高效的参政议政新风给地方有关负责人留下深刻印象，黔西南州州委书记张政忍不住称赞说。其实，连日来，调研组这种认真扎实调研的场景并不少见。汽车里、餐桌上、路途中，委员们讨论不停，思索不止，除了白天抓紧时间走访座谈，更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内部座谈，结合当天的调研情况建言献策。
“大家讨论问题都一针见血，直奔主题，而且能相互启发，要不是工作人员提醒，估计会议能开到半夜。”全国政协委员王伟打趣地说。
“这次调研很受益，政协委员的专业背景不同，大家从不同角度剖析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对关键性问题讨论得很深很透，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启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民宗委调研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巡视员何文芳也深有感触。
“调研一定要务实高效。”华士飞委员的话，道出了调研组成员的共同心声。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献计出力。
任何一项好的改革都需要公众尤其是当事方的积极参与才有可能顺利推进，否则，立交桥也可能修成断头路或者变成烂尾桥。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一句“要将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的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的话立刻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和热议。
考查这些热议，归纳一下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高校转高职大方向是对的；二是一下子就是600多所，是不是急功近利了点？三则，这项改革该不该由行政部门推动？四则，600多所学校都包括哪些？是转向职业教育还是转向实用性教育？即使是前者，所涉及的师资、课程、教育模式等这些都具备了吗？五则学生不买账咋办？等等。
综合起来看，质疑者多而击节者少，至于积极响应者更是寥寥了。如此的结果，难免让人对此政策的执行能否到位感到担忧，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动员公众参与、各方献计献策、进行民主科学决策的好机会呢？
有学者说，高校转高职，作为一项战略决策，主要是针对目前普通高校同质化严重、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下降等问题提出的，同时也是缓解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矛盾的需要。为此，早在今年2月，国务院就首次明确，将”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这就意味着，转型是大势所趋，不论阻力多大、前景如何不乐观，恐怕都是势在必然。
问题就在于，以上的质疑声也大都从教育的自身特点出发，也都有其道理。一些声音还来自此次改革的当事者，而改革的顺利推进，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要想成功几乎没有可能。而且，转型改革也确实面临诸如师资、课程、育人模式等具体问题，如果决策部门不能在这些关键环节上与事关方达成共识，乃至不能取得公众的参与理解，不仅取得预期的效果可疑，适得其反也未可知。
以师资为例，一位曾参与关于应用技术型大学、地方高校转型等课题研究的学者指出，最根本的还是师资，不仅“普通本科高校的师资不具备，就是近十年来新建的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师资素质也是不够的。很多老师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对就业市场的了解，也缺乏实践的经验。”那么，能否探索出一套“由政府牵头，推动高校和企业合作，既为这些老师提供实践场所，同时，也为企业中的优秀技工到学校兼职的模式呢？”
其他诸如，600所高校是一次性转变还是分批次试点、成熟一批转变一批？政府决策部门的职能定位是牵头、提供服务还是行政命令、强行推进？等等这些问题，表面看起来只是涉及此次高校变高职的转型问题，实则决定着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两大领域如何定位和发展、决定着教育行政部门如何进行角色转换、定位自身的大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改革从来无小事，改革遭受质疑也并不全然是坏事。对于牵涉教育布局以及各方利益调整的大的改革，即使方向正确，具体环节和步骤最好还是要集思广益、先来一次凝聚共识的讨论为好。
近日，上海宣布率先推出中职可考本科的改革，中职生的出路不再只有上高职或当一线技工。作为“双轨制”高考（微博）的先行先试，这一“中本贯通”的改革，能否扭转职教“二流教育”局面?
“双轨制”高考先行先试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日前表示，即将出台“双轨制”高考改革方案。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二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高考。今年上海将率先推出“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教育界人士指出，该项改革实际上就是“双轨制”高考的先行先试。
据介绍，首批“中本贯通”在上海的3所中职校和2所本科院校试点，“中职+本科”学习年限为7年。
打破“重学术、轻技能”的惯性思维
科学对接中职、本科教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要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成中、高、本、硕内部的系统衔接,进一步打通职业教育“立交桥”。然而,在传统的高考模式主导下，“重学术、轻技能”的惯性思维长期存在。
“改革探索就是希望学生在中学毕业后，无论是走学术型道路，还是技能发展型道路，都有本科、硕士乃至更高学历可供深造。”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印杰说，首批试点涉及的化工、机械和数控等专业，就业市场上拥有高技能和理论知识的人才特别稀缺。“中本贯通”可以为一些动手能力强，但需要更高学历的学生提供宽广的成才之路。
中职、本科教育之间的无缝衔接，课程设计非常重要。试点院校表示，将吸收已推行的中高职贯通经验，既保持中职阶段教育体系的相对独立，又适当输入应用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方法，以使“3+4”的学习更具连贯性。
据悉，未来教育部即将推动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目前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表示愿意参加转型改革。
有关教育官员说：“最近已经有不少家长来咨询招生情况，不少家长也在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间犹豫，这才是职业教育愿意看到的。要形成‘中本贯通’的一整套课程标准，明确培养计划，创新学生实训机制，完善校企合作机制等。”
本报讯 （记者 董鑫）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获悉，作为本市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的首个试点高职院校，该校今年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的招生计划为50人，主要为二炮部队招收。
据了解，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的招生专业为电气自动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以及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学费为每学年6000元。最终录取将综合参考考生的体检、政审、面试和高考分数。
学生学制为3年，毕业后取得高职（大专）学历。前2.5学年全部课程由高校负责，招收部队根据需要对接指导教学；后0.5学年为入伍实习期。培养对象毕业当年，将按照规定，与其他直接从高校招收的士官一同下达士官命令，下达士官命令后执行现役士官的工资标准，享受现役士官的相关待遇，培养对象批准服现役后首次授予军衔前,按义务新兵标准发放津贴。
昨日，相关机构发布2014年《教育蓝皮书》指出，2013年高校毕业生毕业时初次就业率为71.9%。从学历层次比较来看，初次就业率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其中专科生为79.7%，本科生为67.4%，硕士生与博士生均为86.2%；从学校类型来看，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其次是“211”(包括“985”)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排第三，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最低。
据这份报告，在初次就业率的比拼当中，高职高专院校击败重点大学夺冠，看起来有点出人意料，但实际上近年来高职高专的高就业率已不是新鲜事，相比之下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却不怎么乐观。有显示，中职就业率连续三年高于本科院校，早在2009年全国一半以上省份的高职就业率就已经超过本科。看来，在以就业率为参考标准的竞赛中，高职高专领先重点院校，其实不必过于惊讶。
但完全以就业率作为依据，大肆褒扬高职高专教育的成功，贬低本科院校教育的失败，在我看来未必站得住脚。首先，高职高专的就业率高，是否就能说明其毕业生的就业质量高呢？高职高专院校的定位与大学本科本来就有区别，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更紧贴市场需求，偏重实操性，而学生的自我认识也比较清晰，求职方向相对明确，就业率高有其客观原因。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好就业”未必等于“就好业”。高职高专院校就业率虽高，但就业的岗位层次、收入水平却未必高过本科院校。不少高职院校负责人也承认，目前的高职就业起薪较低，主要是低水平就业，专业对口率也比较低，这对以培养实操性人才的职业院校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以上种种问题，恐怕不是一个光鲜的高就业率可以告诉我们的。
如何评价一所学校的就业水平？就业率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不论其办学目的是培养大师、研究型人才，还是培养普通白领、上班族，抑或是培养产业工人，学生只有通过就业才能发挥自己所学知识，因此就业率过低，肯定不是一个好现象。但就业率却绝非万能标尺，盲目崇拜就业率也可能带来许多问题。比如对定位为精英教育的985高校、211高校而言，与所谓的“初次就业率”相比，学术研究水平、创新能力、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能力评价等指标可能更能说明毕业生的质量高低。
我们应鼓励高校教育走差别化发展的道路，不同的办学目的、不同的教学方式，才能培养出不同特点的人才，丰富就业市场的选择，减少扎堆就业的现象。在这样的大方向下，评价高校就业水平若单纯盯着就业率不放，无异于盲人摸象，应从考察就业率转向考察就业质量，丰富就业评价标准。比如美国考察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除了就业率外，还要调查工作稳定性、工作满意度、跳槽次数、晋升情况等一系列数据，比起一锤子买卖的“初次就业率”，这种调查时间跨度更长、标准更多元，值得我们借鉴。
2013年，699万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如今半年过去了，他们都找到工作了吗，薪酬如何？昨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发布《2014年教育蓝皮书》。令人意外的是，数据显示，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为78.1%，高于“211”（包括“985”）重点大学的75.5%。从学历层次来看，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为79.7%，比本科生的67.4%高出12.3%。
就业率
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出现新的特点。
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据规模达到创纪录的699万。从学历层次来看，就业状况具有初次就业率“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博士生和硕士生初次就业率最高，紧接着是专科生，本科生最低。从学校类型来看，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为78.1%，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最低。
在江苏，这一现象也有体现。截至目前，江苏已连续4年呈现出学历和就业率倒挂的现象。例如，2013年江苏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率为82.53%，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86.59%，专科毕业生就业率为88.56%。
男女生的就业率差距明显，其中男生初次就业率为77.3%，女生为65.9%。同等学历男生薪水的平均值比女生高15.7%。
南大新传院大四学生刁颖感同身受，她说，周围的同学应聘一些单位时，对方明里暗里都表示只招男生，不喜欢女生。南理工就业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些单位考虑出差，要求本科生一进去要到车间艰苦的地方，所以对女生需求小一些。
报告指出，男性收入高于女性，原因主要是所从事的职业和学历等因素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性别歧视。
起薪
高职学生平均起薪3291元
“211”高校3157元
从学历层次来看，学历越高起薪越高，但学校层次高不一定直接带来高收入，“211”重点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157元，低于高职院校的3291元。应天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陆柏寒就读酒店管理专业。班里有15个女生和15个男生，“实习期在酒店餐饮部门的同学每个月实习工资1700元，在礼宾、前台、客房等部门，实习工资是1500元。”他说，因为专业对口，感觉专科生比本科生更好找工作。
此外，就业地区之间的毕业生起薪地区差异较大，其中，京津沪为5419元，东部地区为3148元，中部地区为2882元，西部地区为3167元。
招生
高职招生规模下降
部分专业重置率高
《教育蓝皮书》指出，近年来，高校招生数并未有明显下降，而是仍然保持平稳增长，但高职招生规模下降。2012年，高职（专科）院校招生255.0万人，比上年减少2.9万人（1.1%）。
此外，公民办高职在校生数、招生数全部开始下滑。从不同省份来看，2009-2011年，全国有15个省市高职招生数保持了增长，另外16个省市全部出现了下降的情况。江苏出现在下降的16个省市中，降幅为3.75%。
此外，《教育蓝皮书》还指出，高职专业重置率较高，财经类、电子信息类、文化教育类等重置率在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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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国第一
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236.23亿元，占GDP比例为4.28%，2013年5月，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评估认定启动，已有293个县（市、区）通过国家教育督导部门的评估认定。江苏是接受国家督导评估认定最多的省份。
但整体而言发展并不平衡，东部地区达到均衡评估国家标准的县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塌陷”的现象比较明显。农村教育仍是短板，基层反映经费不足、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农村教育长期未能解决的基本是教师问题。
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发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会议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措施。近日，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教授在“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研讨会上，就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学习欧洲的经验、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借应用型大学转型推动高考改革、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主体、成立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应用技术大学转型为什么学习欧洲
为什么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学习欧洲而不是美国呢？胡建波院长最初的想法是，欧洲的教育主要由政府投资，政府有力量推动“双元制”。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不由联邦政府决定，联邦和各州分权，各州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所以不可能由政府主导直接提出应用技术大学的体系。
就这个观点，他请教美国杜肯大学教育学院伯龙教授时，伯龙教授说：“我不认为你的看法是错的，但我认为欧洲与美国在应用技术大学问题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欧洲社会对技能型工作给予尊重、从业者也会有很好的待遇和很好的社会地位。而在美国，从事技能型的工作不太被人尊重。虽然美国政府也试图把技术教育向前促进，但报考的学生往往被社会认为是学习能力差，素质不太高的人。事实上，报纸也经常披露州政府给这些学生的贷款，学生就业后几年仍不偿还，问题出现的比例还非常高，有些贷款机构为此还诉诸法律。”
总体讲，伯龙教授认为，美国和欧洲在技能人才培养的差别主要原因来自于文化差异。
很多专家都从国家教育比较的角度上讲老百姓应该如何转变观念，政府应该重视职业教育等等，但很明显，在对待技能型人才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文化特点是跟美国差不多的，和欧洲不一致。德国双元制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真学他们能不能真的做到？
胡建波院长认为，谈到应用技术大学转型，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中国社会对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问题。美国与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劣很难讲，他个人以为美国的创新文化和德国的技术领先文化也是两国经济商业模式不同的原因，世界500强企业中，德国的精密制造技术让一批制造企业长期居于前列，排名基本不变，而美国创新文化特点，带来了创新企业层出不穷，排行榜上的企业此起彼伏，变化极大。
会前，胡建波院长还向台湾朝阳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曾校长通电话求教，20多年来台湾的科技大学到底成绩如何？曾校长谈到，根据《远见》杂志对台湾高校就业调查的历年数据来看，就业最好的前10所学校中有5、6所是清华交大这样的传统公办名校，还有4、5所就是台湾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这类以就业为导向的科技大学，而这些学校之前的排位是非常靠后的。
胡建波院长又追问，请曾校长谈谈科技类大学还存在哪些问题？曾校长说，总体还不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升学主义”的问题。台湾学生是拿了专科想本科，拿了本科升硕士，拿了硕士想博士。学生不停要升学，科技大学的定位跟社会需求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胡建波院长回顾这两次谈话，是想引出他对后面几个问题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
民众对待技能人才的文化氛围和态度，以及对待学历文凭的态度观念是思考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
欧洲文化和东亚文化，对技能型人才的社会认可度大不相同。文凭不断向上发展是大趋势，一是原有的一些基础工作不断被工具、技术、机器所取代，现有的工作越来越需要劳动者具有批判性思维、沟通交流、组织规划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学历与提升社会地位相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已经超越了原有基于经济学思维的劳动分工理论。
胡建波院长经常碰到一些同志说当年中专的水平多高，大专水平多高，现在研究生都不行了！她想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词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即文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他记着以前看《克林顿传》，克林顿当州长的时候将14所中专学校升为社区大学。文凭向上提升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德国也不例外。
胡建波院长给大家展示了一组数据，芬兰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里专科层次里只占生源比例的7%，台湾只有占到5%，而我们现在占到40%多。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就是不想上高职，就想拿本科文凭！回想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每月挣58.5元，而今天工资5000都未必有当年58.5元管用。
和货币的流动性问题一样，学历的向上提升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趋势 ，是产业发展需求的结果，也是民众心理需要的结果。当然，各个国家既提升高等教育的层次，但没有像台湾那样特别放松，都在采取措施调控，逐步往上提。过度提升教育的文凭层次和货币的流动性过剩一样当然是不妥的，现在要判别的是什么是合适的节奏，他个人以为目前中国显然没有所谓的过度问题。
我们现在上中职的生源，或者是因为高中考不上，或者是因为家庭收入低的，在当时希望赶快找一份工作，于是选择了中职。但上中职后，再想向上发展，只有三校生考试这一次机会上高职，录取比例还非常低。技校、职业高中和中专的学生，有几百万人分流在那，当前却只有十几、二十几万人能上高职、专科。这里面显然是条断头路，断了上了中职孩子们继续升学的路。
“升学主义”是亚洲的普遍现象，只可适应与顺势而为，打通职教，提升职教层次其实是发展职教的识时务之举，断头、强压的后果已经显现，职教成了社会中低层次、低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具体表现就是中职、高职这几年生源掉的很厉害，当前生源好的高职院校也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自知无法抵挡“升学主义”这个所谓的坏观念所带来的生源下滑的趋势。
此次教育部倡导应用技能大学转型，一是解决现有地方性本科高校毕业生没有围绕产业需求培养人才，带来的就业难问题。其次，就是试图解决“断头路”的问题。
山东省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学生上完三年中职，还想上本科，没有任何办法，只有极少数学生通过三校生高考可以进入高职学院。
大家知道，全国目前每年年高考录取大概700万人，专科的录取比例大约是45%，也就是说有300多万人上了高职，但其中仅有5%的人才有资格专升本，而且只有一次统一考试的机会！这就意味着选择高职就很难继续升学，这与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很矛盾，所以高职报到率比较低，陕西省每年7万多人被学校录取但不报道，复读一年再考二本三本。
实际上北美的社区大学两年后相当大的比例转入大学继续读本科，如果高职有20%的比例转读四年本科，高职就不会为生存特别担忧。很多专家讲这个问题都是从社会对人才需求层面说问题，但是没有多关注学校层面怎么活的问题，只是希望职业学校转变观念，办好职业教育，不要盲目升格，可是它都没学生了，它转个鬼观念，这种话像极了晋惠帝所说的“何不食肉糜”。
第二个问题，借应用型大学转型推动高考改革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二十年高考改革并不到位，高考改革不仅要改考核内容，更要改招生录取方式。
高考改革为什么改不动，核心是万众瞩目，让所谓高水平大学985高校自主招生无疑是火中取栗。可行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全国高校大概有700所是民办高校，如果能参照日本的方式，民办学校独立招生，自主招生，一下子高考的人数就锐减了，从法理上来讲，民办高校有办学自主权，又不是人人想上的学校，火小了，改革推进的风险、阻力就少很多，成功的概率也就更大。
如果这次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职业教育体系入学通道大打通，无疑对当前的统一高考彻底改革也有重要的解围意义。
第三个问题，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主体不一定是制造装备业
芬兰整个应用技术大学中比重最高的是社会科学占30%多，技术方面是10%几，整个欧洲产业转型第三产业占了经济总量70%多，制造业20%，农业占10%不到。
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人才结构的变化，人才结构的变化也会带动教育结构的变化。我和查建中教授就这个问题还通过电话，他认为这次大学转型叫做应用技术大学值得商榷的，改叫应用科技大学比较合乎原词义，科学可以包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技术加应用就多余了。
因此，这次应用型高校转型应该强调涵盖社会科学，包括创意产业、以及和IT技术等相关领域，而不应仅仅是工程师类的人才。
从欧洲、美国来看，我国的工科比例偏高，工科的主要问题是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真正落实到位，以及办学质量是否和国际接轨问题，而不是规模问题。第三产业必然是应用型科技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服务对象。
第四个问题，建议成立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
姜大源教授主张成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胡建波院长个人认为应该成立委员会，区别在于由谁主导。大体来讲，证书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学历证书，这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学历学位证书，但这毕竟与行业的需求有所不同，学历的获取并不能完全代表从业的标准。
另一类是职业证书，现在部分职业证书已经很具含金量，比如ACCA、会计证书等等都非常严肃，有含金量。高含金量职业证书的影响力扩大客观上也是对学历流动性过剩的一种对冲。如果完全靠政府推动，比如前些年劳动部推出的证书，现实中几百块钱就能拿一个，真是有点不值钱！
因此，胡院长认为证书问题完全靠政府行政手段很难保证，有效的做法应该是由社会监督，由行业学会根据自身行业的内在需求建立职业证书体系。具体建议是成立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由著名企业家、教育家、社会人士和政府共同组建，这个委员会是独立的体系，就像美国的国家质量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工作机构，可聘请CEO进行日常运营，比如把柳传志、王石、张瑞敏这样的热爱公益的著名企业家都吸引进来，包括今天参会的各位专家都加入委员会，做一个二三十年的发展规划。由于这个委员会于当前的政府部门职能冲突不大，只是需要给一个国家的名头增加其权威性，和统筹性。
最后，胡建波教授强调，在应用技术大学转型这个问题上，他支持俞仲文教授提到了教育版图重构的概念，但作为学校，大家应该避免只盯着产学合作的任务，但实际上学校发展还是要向国际方面的教育寻找标杆，做好自身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比如大学内部的治理方式问题，大学章程的问题，信息化问题，以及课程规划、教师发展、绩效考核等问题。也就是说任务变了，先要从改变自身做起，而不是就任务论任务，急于求成。（李耀升）
本报北京5月13日电（记者靳晓燕 通讯员葛向阳）13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研讨暨《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以下简称《教育蓝皮书》）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总结了2013年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分析了中国深化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展望了2014年中国教育发展形势。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71.9%
2013年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教育蓝皮书》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悲观。
《教育蓝皮书》指出，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13年6月对21个省份30所高校的问卷调查，高校毕业生毕业时初次就业率为71.9%。从学历层次比较来看，初次就业率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专科生为79.7%，本科生为67.4%，硕士生与博士生均为86.2%。从学校类型来看，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为78.1%；其次是“211”（包括“985”）重点大学，为75.5%；普通本科院校排第三，为75.4%；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最低，为44.3%。从性别来看，男性初次就业率显著高于女性，男性初次就业率（77.3%）高出女性（65.9%）11.4个百分点，性别差距主要体现在“已确定单位”和“自主创业”两项上，男性分别高出9.8和1.3个百分点。
2013年高校毕业生月起薪平均为3378元。其特点显示为：第一，学历越高起薪越高，其中专科生为2285元，本科生为3278元，硕士生为5461元，博士生为8800元，各层次的高等教育收益率都很高。第二，男性收入高于女性，原因主要是所从事的职业和学历等因素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性别歧视。第三，学校层次高并不能够直接带来高收入，《教育蓝皮书》中指出，“211”重点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157元，一般本科院校为3793元，高职院校为3291元，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为2610元。第四，就业地区之间的毕业生起薪呈现中部低、两头高的特点，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为1.88倍；其中，京津沪为5419元，东部地区为3148元，中部地区为2882元，西部地区为3167元。此外，在不同就业地点、工作单位性质、行业之间均存在着毕业生起薪的差异。
高职部分专业重置率高
我国高考适龄人口已呈下降态势，并将于未来十年继续下滑，从高校招生实际报名人数来看也与这一趋势相吻合。2014年《教育蓝皮书》中指出，在此情况下，高校招生数并未有明显下降，而是仍然保持平稳增长，但高职招生规模下降，本科与专科招生之比由2011年的52：48调整为2012年的54：46。
《教育蓝皮书》指出，高校招生的增量主要由一般本科院校承担，专科招生规模下降：2012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达到688.8万人，比上年增加7.3万人，增长1.1%，增幅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985”院校普通本专科招生19.6万人，招生数量与上年基本持平；“211”院校招生56.1万人，比上年略有增长（1.3%）；一般本科院校招生370.5万人，比上年增加11.2万人，增长了3.1%；高职（专科）院校招生255.0万人，比上年减少2.9万人（1.1%）。
《教育蓝皮书》指出，公民办高职在校生数、招生数全部开始下滑，其中在校生数公办下降幅度大于民办，招生数民办下滑速度高于公办。2009年至2011年，全国高职在校生数减少了59558人（－0.62%）。其中，公办高职在校生数下降了53440人（－0.68%），民办高职在校生数下降了6118人（－0.33%），公办高职在校生的下降幅度是民办高职在校生的2倍。在此期间，全国高职招生数下降了22273人（-0.71%），其中公办高职增加了12847人（0.51%），民办高职减少了35120人（-5.51%）。19大类专业中，有14类开始下降。其中电子信息类（-73619）、文化教育类（-33541）、制造类（-14237）下降的绝对数都超过1万人；只有土建类（85371）、医药卫生类（51312）和交通运输类（18800）增长超过1万人。
从学科专业的角度来看，在公办与民办的招生专业比较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公办高职院校在财经类和医药卫生类专业上竞争力强，民办高职在水利类、材料与能源类、资源开发与测绘类、土建类等专业方面，增长幅度远高于公办高职。
此外，《教育蓝皮书》还指出，高职专业重置率较高。财经类、电子信息类、文化教育类等重置率在60%~80%。2011年，全国高职院校中开设专业重合最多的分别是财经类、电子信息类、文化教育类和制造类；开设专业最少重合的分别是公安类、水利类环保类。近年来，学校新设专业最多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类、土建类、旅游类和艺术设计传媒类，分别达85所、70所、55所和51所。开设法律类、文化教育类、电子信息类和公共事业类专业的学校不断减少，分别减少了89所、49所、37所和16所。《教育蓝皮书》建议，与市场需求和就业相结合，高职院校需及时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相应的调整。
浙江省衢州市发挥职教优势，从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入手，全方位开展社会培训，积极主动为地方产业升级服务，为企业提供技能人才和技术服务，充分释放职教改革的“红利”。衢州职教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只要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上下功夫，其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宽，生机无限。
要服务好地方经济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在社会培训上下功夫。职业院校的校长们一定要认识到，像服刑人员、退役士兵和城镇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是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就业问题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做好这个群体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就业，就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之举。正是因为在社会培训中的成就，衢州职教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青睐。
要服务好地方经济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在服务地方产业和企业上下功夫。眼下，产业转型升级是地方政府的头号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会面临大量的技术难题，职业教育如果能积极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其重要性一点不比多输送几个毕业生小。衢州市的职业院校联合企业成立产学研联合体和技术服务队，主动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做法，赢得了政府的信任、企业的支持，也促进了自身发展，一举多得。
要服务好地方经济发展，职业教育还必须深化改革。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地方的职业教育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规模，所属的职业院没有一定的实力，何谈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地方政府要有大力发展职教的战略远见，要加大对职教发展的统筹和体制机制改革力度。衢州市统筹职业院校专业设置，通过深化改革拆除影响职教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为职业教育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总之，职业教育只有真正做好服务地方经济的大文章，才能赢得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也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法制晚报讯 (记者 李文姬)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教育部高校转型改革方向已明确，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网友大呼：一夜回到解放前。
据《经济观察报》今日报道，本次高校改革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率先转作职业教育。目前，国家教育部已经成立了联盟，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但改革的更多细节目前还不方便透露。
培养技能人才高校比例将提高
事实上，记者了解到，早在今年3月底，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将出台两种高考模式，分别针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及学术型人才，学术型招考就是现在的模式。
为适应职业教育需要，国内将有1600至1700多所高等院校侧重现代职业教育，除了现有的10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外，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也将转型为职业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比重将从现有的55%提高到70%-80%。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 定位困惑
同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诚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报告》中也提到，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和结构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高级技工荒”问题凸显。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同质化发展，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孙诚提出，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高职(专科)院校的定位相对明确，而地方普通高校作为夹心层，定位常有“高不成，低不就”的困惑，其中尤以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典型。
截至2012年，我国共有新建本科学校646所，超过普通本科高校总数的50%，2012年培养的毕业生占全国非“985”、“211”普通本科高校的45%，已经成为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
因此，推动这类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将极大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此外，鲁昕在此前受访时曾表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实现技术技能型人才系统化培养的关键环节。去年，教育部已组织15个省份35所地方本科高校及研究机构系统研究欧洲实体经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开展了以1999年新建本科高校为重点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课题研究。
近日，国家教育部明确高等教育院校改革方向：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
教育部此次明确的普通高等院校改革方向，无疑是理性的，也是让人欣慰的。因为教育本身并不是盲目追求文凭的，而是在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培养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在教育事业的建设中，出现了一些片面追求“高大上”的现象。本科院校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头”出现，相关教育却越来越失去了技能化、专业化。渐渐地，一些高校的教育也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脱节。
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在于：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很多本科，甚至硕士、博士生毕业之后找不到理想工作，选择了流浪甚至自杀；而另一边，却是为数不少的企业，面临“用工荒”，发愁找不到合适的技术性、实用性员工。
因此，600多所本科高校将转向职教，这样的教育改革方向，无疑是抓住了教育的本质，揪住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脱节问题的“牛鼻子”。
此外，此次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还有两个亮点值得关注：一是转向的高校数量大，占到总高校的50%，达到600多所。这一方面解决了当下职业教育力量缺失的问题，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培养更多的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拯救了一些高校，解决了其之前盲目扩张给自身所造成的生存危机。比如扩招之后，很多大学不顾自身力量盲目开办，之后渐渐出现了力不从心，或者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有的高校甚至已经出现了招不到学生的难题等。
二是打破了以往职业教育文凭仅限于中专和大专的限制，实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从大专到大本、甚至于研究生、博士生的构建。职业教育学校再不是比本科高校低人一等的教育机构，职校毕业生也可以是本科甚至是研究生文凭，可以享受与本科、研究生一样的就业待遇等。这无疑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因嫌职业教育文凭低而不愿意去上的问题，使得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更加平等化！
事实上，近些年来，一些本科高校已经面临着多重危机，比如教育质量无法突破、专业设置与变革跟不上社会需求，毕业生就业无优势，招揽不到生源等等。其如果继续在本科院校中坚守，等到的极有可能是破产与消失。而如今，将这些高校转向职业教育，充分利用了资源，适应了社会对人才教育的需要，同时也解决这些院校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600多所本科高校将转向职教是教育的理性回归，值得我们期待！
高职院校培养的“高级蓝领”，着重职业技能塑造，其专业设置是随着市场需求不断调整设立的，特别是近几年高级技术人才出现紧缺，这对高职生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事实上，国家政策对职业院校的政策等支持力度正在逐年加大，利好消息不断，职业院校再逢“春天里”。采访中，职业规划师建议家长和学生报考时要多从自身兴趣，未来就业情况，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等综合方面考虑。不妨在志愿填报时结合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就业率及教学模式等，选择职业院校同样是不错的出路。
人才供求：第一季度比为2.02:1
河南省人才市场日前发布一季度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一季度人才供求比为2.02:1，仍保持供大于求的态势。
从招聘企业的职位要求看，主要集中在贸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占招聘单位总数的56.54%，其中，建筑/机械、人力资源/行政、市场营销位居应聘职位前三位，求职人数占到了求职者总量的36.23%。用人单位招聘需求前三位集中在市场营销、百货/连锁/零售服务、计算机/互联网/电子商务，建筑类岗位则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
另外，第一季度工作经验的岗位竞争供求比在1.49∶1到3.24∶1，均供大于求。其中应届毕业生的岗位供求比最高，为3.24∶1。求职竞争仍然可用“激烈”来形容。
需求趋势：仅电商人才缺口就很大
“传统企业也开始走电商途径，电商类人才，尤其是成熟的电子商务类人才，是争抢的目标。”猎头市场的李先生分析。
网络购物是一个潮流，电商正在向市场各个角落渗透。随着河南企业在这两年里逐渐接受电商，对电商类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大。这在传统企业如物流、家居、服饰、家电等企业中尤其显得明显。
电商平台既是促进也是对传统家居企业经营模式的挑战，而涉足电商是商家的必走之路。记者了解到，红星美凯龙正在大力扶持自己的电商平台—星易家。居然之家的自有电商平台“居然在线”早已上线。富魄力采用线上线下整合营销策略，同样急需电商类人才。
商家纷纷自建电商平台，无疑增大了对电商人才的渴求。
对此，河南网商园招商运营部总监周志遥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郑州电商人才的缺乏是比较严重的。电商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需求，河南的电商发展慢，就是从业人员少。
职业规划：不妨抱着当“蓝领”的心态
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而2014年据相关部门预测，毕业学生将比去年增加20多万，就业情况同样严峻。
不同的是，在如此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情况下，职业院校的学生却不存在找工作难的情况。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却能屡创新高，有些学校甚至出现学生没毕业就被用人单位全部预订的喜人现象。
“我们的学生上的实训课比理论课要多。”郑州财经职业技师学院院长徐锡志说，“拿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的学生来说，每年的毕业生早就被我市的服装企业瓜分，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
高就业率情景在中原工学院、华信职业技术学院、郑州交通技师学院等职业院校同样存在。
“选好专业和院校，不妨抱着当‘蓝领’的心态。职业院校的优势就在于较高的就业率。职业生选专业抓好兴趣爱好、专业的发展潜力，就业前景一般都不会错。”华信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的老师表示。
利好消息：职业院校再逢“春天里”
事实上，国家政策对职业院校的政策等支持力度正在逐年加大，利好消息不断。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职业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工作，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五项任务措施。对此，有关专家和一线职业教育工作者均表示：职业教育发展的春天来了。
高职院校培养的“高级蓝领”，着重职业技能塑造，其专业设置是随着市场需求不断调整设立的，特别是近几年高级技术人才出现紧缺，这对高职生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
结合河南本土的企业发展，以及中原经济区和航空港的高速发展等对人才的需求，高级职业指导师李仲德则强调，就河南紧缺的专业人才中，服装、汽车、地铁、会展、电商、物流等人才位缺口都不小。职业院校要结合河南经济的发展及企业对人才的增求，巧打“地方牌”，不失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条捷径。
大学生职业规划师李琳建议家长和学生，报考专业时，要多从自身兴趣，未来就业情况，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等综合方面考虑。“与其为未来的就业操心，不妨在志愿填报时结合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就业率及教学模式等，选择职业院校同样是不错的出路。”
全国1200所普通高等院校，将有600多所地方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比例近半。报道认为，“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格局或将逐渐终结。
一边是喊找不着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边是喊找不着人才的企业，这已是近年就业季里的“四季歌”。解决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推动职业教育大转变，理论上的确可以化解多年社会心病。因为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欧盟高校毕业生中80%是应用型人才，20%是学术型人才，这是国际趋势。
可我们的职业教育环境与发达国家不同，多年来，职校是上不重视，下不待见，发展得并不好。像许多教育学者说的，有些学生只是为了本科文凭好找工作，根本没必要上学术型大学浪费时间，而应选择职业大学。然而一条腿走路的教育现状，学生没得选，为了文凭，只好都往学术型大学钻，焉能不就业难？社会环境如此，发展职业教育，显然不是改块牌子那么简单。这和当年以行政手段推动大学扩招和专升本不同，那都是高校求之不得的。本科转职教，高校有担心、社会有疑虑。即便以行政手段要求600多所高校必须改，结果可能会换汤不换药。
原有专业要换血、老师要重招，教学理念和市场对接都要重新修正，生源怎么保障，任务艰巨。何况，还有来自外在的阻力。财政和规划能否告别重本科轻职教的偏爱，蓝领和技术人才能否突围笑傲职场。在社会环境和高校准备还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一刀切欲速则不达。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
我们看到，由于现实的倒逼，许多综合性院校已开办应用类专业，为学生谋出路。改革给出方向，具体让学校自己做，当试验田逐渐被市场和学生认可，再推广转型也就水到渠成了。
新学习：从全省的高度来看，温州的职业教育现状处于哪种状态？
王松：温州的职业教育实质上是落后于全省的。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念认识，教育的政策扶持等都还没有进入理想状态。比如温州普职比的推进是比较慢的，全省其他地市在普职比上比较早就达到一比一目标，与当前国家技能型高考改革的进程形成良好的匹配，但这温州还没达到。职业教育这方面，别人已经抢先迈出一步了。
新学习：您认为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王松：一方面在于温州的社会观念，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读普高就一定比读职高好，有面子，很少考虑孩子的兴趣和今后真正的发展会怎样。另一方面，温州的职业教育硬件不能跟普通高中比。硬件差了，学生家长及社会也较难接受。设想，温州的一些中职学校如果与普高学校校址置换一下，很可能老百姓的对待方式就不一样了。一些职业学校的专业这么突出，如果能再配上好的基础硬件，可能会吸引更多人投奔而去。这一切都正在改变，希望几年后这种教育均衡能做到。
新学习：您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抱有怎样的期待？
王松：高考改革将会引导职业教育未来的走向，学术型高考和技能型高考并重，意味着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但是我们也在琢磨，技能型高考到底怎么考？以前职业学校的高考是以专业文化的笔试为主，技能的加分只是专业文化考试的补充，如果还是这样走的话，到时候会导致中等职业学校依然学书本知识为主而忽略动手实践的能力，那只是变相的普通高考。我们希望技能型高考能真正引导中职学校重视学生实践技能的掌握。
新学习：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变化，您是认定了它将以技能取胜吗？
王松：是的。未来必须是技能比例更重。即便职业类高校招收研究生，也应该是对动手能力的要求更强。所以，我对我们学校的定位并不担心。有人认为，高考改革了，中职的实训先放一边，专攻文化专业知识，我认为这是误区。
新学习：职业学校对老师的专业要求很高，而学校所设置的专业又随着社会需求而变，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师资问题的？
王松：原有老师双师型培养，社会企业外聘专家适时充实。这是我们近年所做的方式。今后学校贴近社会需求办学，对师资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除了本专业，还要兼通另外一门专业，可能随着学校的发展，还需要老师成为多师型。另外，更广泛引进社会资源，如企业技术骨干等，形成强大的外聘教师队伍，也是一条有效途径。
新学习：您会对正面临介于普职之间的学生及家长说些什么？
王松：虽然温州目前的职业教育相对落后，但家长应该多看看国际和国内职业教育发达地方的情况，他们的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普高和职高，条条道路通罗马，都可以助学生发展成才。我国的高考改革也已形势明朗，温州也在行动，加大了3＋2、五年一贯制的动作，温州更多的学校将提供3＋2、五年一贯制模式，帮助学生完成大学梦。
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是不同类别的学校，而不是不同层次的学校。同样，职业学校彼此间，也只是区别于不同专业的学校。
高考的改革打通了升学的通道，你有自己喜欢的职业取向，照样可以通向本科研究生的道路。中职阶段的教育，绝不是学业的终点，而只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环节。
需要问自己，你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有哪些天赋。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每个行业都能出人才。
本报杭州5月9日电（戈洪伟 记者董碧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组委会今天在杭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大赛将于7月举行决赛。
决赛期间将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举办学生科技成果转让洽谈会、全国职业学校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开放日等活动，邀请风投、创业园区等参加，搭建优秀学生项目与企业“供需对接”平台，促进项目成果落地转化。
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本次大赛，将于6月初在杭举行复赛。会上，还发布了大赛标识、会徽，开通了大赛官方网站。
发布会后，举行了“彩虹人生——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全国中职学校优秀毕业生校园巡回分享活动。浙江省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桥吊司机竺士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方块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志方、山东省济南合创天成机械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贾丽元、天津津利华酒店服务员裴娜等4名优秀中职毕业生，在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进行了事迹报告会和分享会，并深入杭州市开元商贸职业学校、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团支部与中职学生进行面对面互动交流。
该分享活动由团中央主办，分享团成员都是来自生产、建设、服务一线的优秀中职毕业生典型。通过分享活动，希望引导青年学生增强奋斗精神，树立奋斗成就人生的价值观念，鼓励青年学生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以实际行动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图片由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要办好职业教育，实现地方经济发展，就必须努力构建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内生动力机制，更好地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共赢。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产业链，将校企合作的内容与形式从单一的劳务输出、就业推荐，发展到包括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师资培养、技术服务、实训基地建设等在内的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
■姚和芳
“抓经济必须抓职教，抓职教就是抓经济”。职业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最重要的环节。多年来，为了办出特色、推动发展，许多职业院校都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但是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却始终没有调动起来，经常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那么，如何调动行业企业积极性、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在现代职教体系下如何改革办学机制，完善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作用？这些都是摆在高职院校面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坚持立足地方经济发展，对接产业，服务行业，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产业链，将校企合作的内容与形式从单一的劳务输出、就业推荐，发展到包括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师资培养、技术服务、实训基地建设等在内的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在校企合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构建了“双螺旋推进”校企双赢合作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
构建机制，激发动力
校企合作的内生动力是指存在于校企合作系统内部各主体（学校、企业）对合作产生的内驱力。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还处于以学校为主导的阶段，企业缺乏长期的内生动力。要想达到“双螺旋推进”校企双赢合作模式的高级阶段，就必须激发企业主动合作的动力，构建“双螺旋推进”的内生动力机制。
搭建合作平台。在“双螺旋推进”合作模式的初级阶段，一般是职业院校主动出击，与一些企业进行联姻，但企业的热情往往不高。同时，校企之间往往缺乏更大的交流平台，难免显得有点单打独斗。2009年3月，立足于学院传统办学和行业资源优势，学院牵头组建“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职业教育集团”，集团近80家单位横跨2个行业协会，覆盖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目前，集团有校企合作管理和资源共享等各类制度12项，通过建立集团客户信息档案，有计划地加强集团与政府组织以及轨道交通产业链、区域产业集群中行业企业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有效推动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的改革创新。
深化运行机制。作为校企合作的主要平台，职教集团建立了理事会制度，下设人才培养培训工作委员会、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产学研合作工作委员会等3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开展各领域内的校企合作；同时下设秘书处，负责协调集团内各单位的资源，组织协调各单位之间的工作。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产学合作中心，作为校企合作的日常工作机构。2013年7月，学院在原6个教学系基础上成立了5个二级学院，将原来集中于轨道交通系的轨道交通类专业拆分到新成立的二级学院，更好地推动和优化专业链对接产业链，赋予二级学院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开展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企业需求导向。要想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激发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动力，首要的是必须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使企业能够真正从校企合作中受益。为此，学院主动出击，每年由院领导带队，分成若干小组，分赴职教集团各成员单位和全国各大铁路局、地铁公司进行调研，了解企业用人需求，联系校企合作事宜，探讨学校和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与服务的可能性。通过调研，学院按照企业的作业流程重构了专业课程体系，对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教学实施进行了系统性的设计；建立了以“工期定学期”的柔性教学管理体系，与企业的生产、用人需求实现无缝结合。
校企文化对接。一所学校的管理、文化如果能够得到企业的认可甚至能与企业对接，则必然会受到企业的青睐，双方的合作也必定会维持得更加长久。2004年，学院就引进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应用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2007年，学院又根据最早在日本企业中实行的5S管理，在全校实行6S管理。同时，将学生教室搬到实训室，实现做中学、学中做，开展班前讲话，引入企业现场管理理念，完善实训基地管理机制，使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实现无缝对接。
面向企业，主动服务
要实现“双螺旋推进”校企双赢合作模式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好职教集团这个平台，面向企业，主动服务，全方位激发学校与企业的内生动力，实现双方双向嵌入的共赢局面。
校企双向合作培养人才。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用人单位最有发言权。职教集团理事会下设的人才培养委员会直接介入学校人才培养过程，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体系、编写教材、实施教学，共同落实学生实习与就业，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校企合作模式。近两年来，学院共为广铁集团、中国南车株机公司、珠海伟创力公司等集团内企业开办“机车电工”、“高铁接触网作业车司机”等培训班51个，培训员工近5000人次，培训收入达1000余万元，并为企业开展了各工种的技能等级鉴定。2014年，为缓解春运压力，学校派出2600多名学生参与广铁集团、南昌铁路局的春运服务，受到两家单位的高度评价。
校企共同打造教师队伍。高职院校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最佳场所无疑是在企业，教师在企业现场既可以扮演学员角色，也可以充当技术员角色。校企之间通过人才的交流碰撞增强了相互吸引力，2010年学院制定《关于校企结合加强专业课教师现场培训实施办法》，规定专业课教师每3年内至少要参加1次现场培训。为此，学院与职教集团内企业合作建立了10个教师流动工作站或教师工作室。近3年年均派出近100名专业教师到广州动车段、株洲机务段、珠海伟创力公司等集团成员企业挂职锻炼，教师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同样的工作、一起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学院聘请企业技术人员担任专业带头人或兼职教师参与专业建设或授课。2013年，学校聘请集团内企业的15位技术专家担任专业带头人，建立了4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或企业大师访问工作站以及近300名动态兼职教师库。
深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学院积极与职教集团内成员企业或周边中小型企业开展合作，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排忧解难。近两年来完成各类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新产品开发等科技项目和有偿服务项目共计136项，横向到账经费累计789万元，提供社区服务项目35项，服务居民3万人次。2013年，学院有34位教师解决企业技术难题16项，张克昌经常为周边企业提供工艺技术服务，被企业誉为解决数控设备故障的“名医”；范芳洪深入周边中小企业提供设备选型、采购、管理等技术方面的培训与服务，与企业人员共同开展科技攻关；陈新喜长期担任株洲壹星科技有限公司、南方机电设备制造公司等中小企业的技术顾问，为这些企业排忧解难、开展产品研发。近年来，学院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联合开发的16项新产品中，9项获得国家专利、2项国内领先、1项部优、1项填补电力机车配件空白；由校办企业人员与特聘教授周定伍联合研发的“单螺杆压缩机啮合副的研究与应用”课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企业反哺，校企双赢
学院主动面向企业满足其需求，显然让企业尝到了甜头。近年来，众多企业尤其是职教集团内成员企业主动向学院伸出橄榄枝，通过捐赠设备、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订单培养等形式，积极寻求与学院开展合作，最终达到“双螺旋推进”校企双赢合作模式的高级阶段。
合作育人促就业。由于学院与企业合作良好，学生综合素质高，越来越多的企业慕名而来与学院开展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学院的影响力。近3年来，学院先后与全国12家铁路局、10家地铁公司以及山河智能等46家企业开办订单培养班共计148个，订单学生5971人，其中2014届毕业班订单学生就达2223人。学院毕业生在集团内企业的就业率达到60％以上，其中的对口就业率则超过80％。同时，集团内企业接收学校主体专业90％的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或顶岗实习。江苏苏州博众精工科技公司对学院学生更是“偏爱”，每年都要舍近求远到学院招聘毕业生，并接收学生到该公司参加社会实践或顶岗实习。
捐资助学促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为学院捐赠设备、提供帮助，促进学院的进一步发展。2011年，江苏苏州博众精工科技公司向学校捐赠自动化设备11台、工业机器人2台、人形机器人1台，总价值300多万元；2013年，广铁集团石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将车站整套信号设备及2套物联网实验平台捐赠给学院；南昌铁路局以极低的价格将一台内燃机车和一台韶山4型电力机车转让给学校。此外，博众精工公司每年派技术人员到学校为自动化专业学生开展培训；北京京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派工程师带物联网项目到学校，带领教师和学生共同开展项目研发；山河智能、嘉腾科技等公司主动在学院设立奖教金、奖学金，等等。
校企共建实训室。近两年，企业主动捐建和与学院共建校内实验室6个、研究所3个，共建共管校外实训基地22家。2013年7月，集团内成员企业广铁集团长沙供电段与学院签署共建协议，由长沙供电段提供一台铁路接触网作业车给学院，建设“接触网练兵实训基地”，为电气化铁道供电专业学生和员工提供专业技能实训练兵场地、相关专业课程实训场地和实验教学场地。珠海伟创力公司提供SMT生产设备，捐建电子产品生产实训室；广东佛山南海益晶科技公司提供生产设备，与学院共同筹建校内半导体存储器测试生产车间；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正在与学院协商共建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创新中心。
校企双赢谱新篇。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有效提升了学院人才培养水平和服务能力，同时也更好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学院是首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并被评为“2010-2011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单位，初次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2014年5月，学院被授予“第四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称号。与学校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株洲壹星科技公司，2012年至2013年员工数量和产值均翻了一番；博众精工公司的产值近几年更是成倍地增长。校企谱写的事业发展新篇章，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因素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系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双螺旋推进”校企双赢合作模式
“双螺旋推进”校企双赢合作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由于定位不同，学校与企业是两条平行线，有其各自的独立性。校企合作根据合作紧密与深入程度可以分为3个层级，初级阶段主要是学生进行社会实践、顶岗实习，开展学生就业合作；中级阶段主要是双方进行订单班培养、订单就业、员工专项培训等合作；高级阶段主要是双方共同进行学生、员工、师资培养以及基地建设、技术合作等双向嵌入的全方位合作。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入与紧密程度增加，初级阶段可以向高级阶段螺旋推进。
在校企合作的高级阶段，学校与企业虽然仍各自独立，但双方双向深层嵌入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学校学生是企业员工（就业、顶岗实习），企业员工是学校学员（定点培训）；学校教师是企业技术、管理人员（现场挂职、企业双师工作站），企业技术、管理人员是学校教师（企业兼职教师、大师工作站）；企业是学校实训与现场培训基地（校外实训基地），学校是企业技术服务、培训基地（技术服务合作、员工培训）；企业为学校提供一流设备、技术人才（捐建、共建校内实训基地，企业人员指导实践教学），学校为企业提供高素质技能人才、技术服务。
专家观点
抓住产教融合的关键点
■马树超
“职教老师同时也是‘师傅’，职校学生同时也是企业的‘学徒’”，这是今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时提出的要求，也是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践。作为国家首批28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该校最初办学依托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源于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中国南车集团，学校的快速发展与校企合作的不断深化紧密相联、不可或缺。该校探索出的“双螺旋推进”校企双赢合作模式，极大地激发了企业与学校开展合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校企在合作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螺旋推进”，达到校企合作的高级阶段，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抓住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关键点。
搭建平台是基础。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要想更加深入持久，靠一对一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搭建一个校企合作的更广平台，职业教育集团就是一种很好的校企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开展校际合作、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院校与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合作，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共享，突出专业特色，充分发挥群体优势和规模效应。该校牵头成立的“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职业教育集团”通过召开年会、举办集团内部招聘会、开展校企合作活动月等形式，不断加强校企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为校企合作的“双螺旋推进”打下了良好基础。
构建机制是保障。校企合作要实现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构建良好的运行机制是根本。该校利用职教集团这一校企合作的平台，通过成立理事会及日常工作机构、建立校企合作管理和资源共享制度、改革院系管理体制等措施，构建了“双螺旋推进”校企双赢合作模式的动力机制、利益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调节机制等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保证了校企合作的互利共赢。
主动服务是关键。要想激发企业与学校主动开展合作的动力，作为校企合作中的“弱势方”，高职院校必须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面向企业，主动服务。该校主动向企业伸出橄榄枝，到企业了解其需求，重构课程体系，调整专业结构，建立柔性教学管理体系，以“工期定学期”满足企业生产和用人需求，主动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等，全校上下形成了积极为企业服务的普遍共识与良好氛围。企业从校企合作中尝到了甜头，反过来就必然会主动选择与学校开展合作，这就是校企合作的“双螺旋推进”。
文化对接是亮点。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高职教育作为面向行业、企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如果能够实现与企业文化的直接对接，将会是推进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并取得共赢的一个闪光点。该校很早就引进了普遍适用于现代企业的ISO管理体系，并不断吸收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应用于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实现了校企文化的无缝对接，这得益于该校的办学本身就植根于企业，与企业合作有着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缩小了校企之间的文化差距，获得了企业的普遍认同，因而成为校企合作双赢的助推器。
提高质量是根本。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长期处于相对“弱势”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偏离产业需求、课程内容偏离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偏离生产过程，人才培养质量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难以激发企业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校企合作被实践证明是职业教育的最佳模式，其本质是通过产教融合，培养出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符合企业需要的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该校的学生综合素质高，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广泛好评，并不断为企业开办各类高水平技术技能培训，赢得了企业的尊重，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慕名而来与学院开展合作，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校企合作模式。
（作者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报福州5月11日电（实习生林智仁 记者陈强）今天上午，由团中央学校部主办的“彩虹人生——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全国中职学校优秀毕业生校园巡回分享活动在福建理工学校举行。
宁波港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桥吊队副队长竺士杰、江门市新会区方块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志方、济南合创天成机械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贾丽元、天津津利华酒店服务员裴娜这4位分享团成员分别结合工作生活，与现场200多名学生分享了他们的奋斗历程和成长心路，并与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我们都是中专生，在就业市场上竞争不过大学生怎么办？”毕业班学生林泽昌向分享团成员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对此，12年前从广东一所技工学校毕业的刘志方坦言“同样的困惑我也曾经有过”，但他通过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告诉在场学子：“只要找准定位，摆正心态，沉得住气，发挥竞争优势，就会有出路。”
听完4位分享团成员的故事后，福建理工学校2012级汽车维修专业学生梅李斌很受鼓舞：“自己首先得看得起自己，然后找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通过努力，苦尽就一定甘来。”
未来两天，分享团还将走进福州环保职业中专学校、厦门工商旅游学校等开展分享活动。
“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格局，也许将在今年开始逐渐终结。国家教育部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
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过半学校转向职业教育，这是大好事。不过，且慢过于乐观。首先，难在生源。如今有多少学生青睐职业教育呢？别说职业教育，就是一般的本科也处于生源艰难的境地。从现实反馈看，一些职业学校根本就招不到学生，即便不设分数线也招不足生源。
其次，难在师资。培养技术人才，必须先有技术老师，试问那些专升本的院校，有多少技术老师？如果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老师，如何培养出技术学生？
最后，难在就业。技工就业容易，不等于不存在障碍，如果600多所院校都培养技工，技工一旦多了，就业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也许就变为供过于求；再说，谁能保证这些院校培养出的技工都是合格人才？因此，既要放权给学校自主发展，又要打通校企合作这块蓝海，否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家长失望、学生失落、企业失意。
当然，凡事不可过于急功近利，我们的职业教育走了弯路，发展迟滞，这是教训。好在上上下下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决心改观。从思想、政策、制度、操作各个层面逐一梳理涉及职教的主要问题，哪些问题是省市一级政府可以解决，哪些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层面统一协调解决，弄清楚了这些，并逐渐推进，职教走进春天不是妄想。
温州人素以“敢为天下先”而闻名。
“高职院校怎么做好深化改革这篇文章？国家鼓励发展多种混合制经济，校企合作将走向何处？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哪些领域将由市场发挥决定性因素？”温州市政府领导开门见山地问了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何向荣一连串问题。日前，在这个市场经济发达地区举行的一次校企座谈会上，与会者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校企合作关系会发生哪些变化，面临什么考验”等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政府简政放权后校企合作商机更多
据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行业处处长章秀伟介绍，今年温州市政府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购买服务机制基础上，将出台可以转移、委托与购买服务的政府职能目录；向社会组织集中采购服务目录；以及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目录。
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大部分行业组织平均只有3～4个人，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知识技能比较缺乏，对政府转移、委托的职能有些力不从心。章秀伟建议，社会组织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建设，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的行业组织，向地方高等学校借力、借智。
温州市电镀行业协会负责人阮令森认为，以往校企合作中，高职院校想通过行业协会这座桥梁进入会员企业，主动权往往掌握在行业组织手里；现在政府要转移、委托与购买服务，行业组织没有相关方面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储备，只能向高等学校寻求合作，校企合作主动权就发生了转移。
对于这种发展趋势，阮令森举例说，电镀产业是温州市的重要产业，国家西气东输、石油管道工程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行业企业经常面临金属表面材料结构难题，再加上电镀企业前期的环评工作涉及生化、能源、材料等专业领域，远非行业协会三四个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所能解决的。
社会公共服务平台成为新的合作载体
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博士后牛丽媛表示，小微企业碰到生产工艺技术难题往往不知所措，变成困扰企业发展的“大问题”；这对于长期从事科研的专业团队来说，往往就是“小问题”。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研发实力小，转型发展压力大，单家企业要获取政府资源支持的机率非常小。”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贺星岳说，借助行业组织与社会公共服务平台，间接使用政府建设的研发平台与创新平台，成为越来越多小微企业的首选。
英国华威大学副校长劳伦斯·杨介绍校企合作新载体说，为促进大学与地方经济合作，并在伯明翰及大伯明翰地区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实现中小企业互动发展，伯明翰地方政府同华威大学共建了伯明翰科技城、华威国际制造研究中心。
“没有创新就没有更好的竞争力与未来。”英国斯旺西大学副校长伊恩·克拉吉说，威尔市政府非常推崇该校与塔塔集团合作等项目，并把斯旺西大学与工业结合模式打造为欧洲的样板。
何向荣以温州市知识产权学院为例说，2013年由温州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大学与该学院共同成立，重点为全市中小企业提供商标、版权、专利等方面服务。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去年8月美国微软公司起诉温州市苍南县一家企业侵权，被告企业找到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求助。经过该平台与微软公司沟通、协调，双方达成和解。
据透露，政府与企业的利益诉求不一样，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侧重点在于服务一个产业集群，而不是某一家企业；龙头企业的研发机构则往往对同行实行技术封锁。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于把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建在高等学校，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性，把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确保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的公益性，使政府资源不会沦为行业龙头企业赚钱的工具。
学校绝对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欧美国家行业组织发展历史悠久，成为企业和政府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温州市服务业发展局副局长王晓琳说，德国公法性质的行业协会除了为行业共同利益及单个企业服务外，还要对政府赋予的职能和任务负责。
“在政府简政放权、购买服务改革之前，几乎不存在高校与行业组织争利的前提条件。全面深化改革以后，政府部分职能要转移、委托给行业组织，并购买相关服务，将在行业组织与高校之间形成相互竞争关系。”何向荣以温州人特有的商业嗅觉警示说：“校企合作关系面临利益考验。”
因为在潜在商机面前，部分行业组织受制于人才储备等因素，其服务有可能出售不出去；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过程中要借助设在高校的社会公共服务平台，所以高校与行业组织争利的前提条件就成立了。
在近10年“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人才培养过程中，行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以后，高职院校是坚守本职，还是见利忘义？贺院长认为，“高职院校在政府采购行业组织服务中分一杯羹的话，肯定会影响校企合作积极性，自断发展前程。”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李世中认为，校企合作要从学校给予企业的服务能力、从企业担负育人的教育能力、合作对于学生专业化发展的能力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而不是局限在接受学生顶岗实习、捐赠报废设备等浅层次的合作。
“说到底，校企合作实质仍然是利益关系杠杆下的合作。但学校与企业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协同育人、提高教育质量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学校合作的目的，学校绝对不能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何向荣建议，在政府转移职能与购买服务改革进程中，高职院校应发挥社会公共服务平台与智力资源优势，为行业组织与合作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为校企合作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00教育工作者羊城研讨职业核心能力
本报广州5月11日电（记者徐畅）10日至11日，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全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办公室和北京桑博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职业核心能力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100多所本科、高职高专和中职技校的300多位院校领导和一线教师参会。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在会上表示：“职业核心能力已经成为人们就业、再就业和职场升迁所必备的能力，同时也是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综合素质提高的重要内容。因此，着力推广职业核心能力认证项目，不仅是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的要求，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要求。”
周远清认为，在深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要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和职场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而包含沟通交流、团队合作、自我管理、解决问题、信息处理、礼仪和创新等能力的职业核心能力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在全国推广的职业核心能力认证项目正顺应了教育改革的趋势，也符合学生素质提升的要求，为真正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研讨会上，多位参会代表作了主题演讲，交流职业核心能力的教学实践经验。此外，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徐莉等全国各地17名优秀教师还带来了关于自我管理、职业沟通等职业核心能力观摩示范课，展示其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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