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的一番言论，使得鲁副部长上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据中青舆情监测室提供的数据，自3月22日12时至26日16时，4天时间，有关其当天言论的舆情总量达到72354篇，其中微博占比75.8%，从网民观点看，明确表示支持或者反对的比例相近。

        鲁昕副部长讲了什么，招致如此舆论风暴。记者注意到鲁昕当天的讲话，主要涉及职业教育领域三大最新话题：两种高考模式（技能型高考和学术型高考）、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以及探索职业院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

        针对这三大话题，在教育界内外引来了很大讨论和争议，使得鲁昕在3月25日召开的2014年度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一再重申：“有些观点，媒体有误读，希望媒体不要误导。”

        记者自做职业教育报道以来，一直苦于职业教育很难成为公众话题，往往偏安一隅，甚至在职业教育界内“自说自话”，职业教育界也抱怨社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自己。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职业教育成了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2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讲话给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职业教育将更受重视。

        鲁昕副部长的讲话所引来的热议，又一次把职业教育话题引入公众视野，形成如此舆论风暴，这是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改革的期盼。当然，在很多专家看来，职业教育改革不是系统内的自我变革，是牵涉到整个教育系统的变革。

    两种高考模式，能否破解职教吸引力低难题

        “即将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二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高考。”鲁昕副部长解释分类高考的目的，“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

        分类高考是大势所趋，并且已经开花结果。

        2010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就已经明确：“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高等学校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技能高考”在各省的高职单独招生、对口单招中已经实施多年，2013年300余万的高职新生，有140余万新生是通过技能高考进高职就读。技能高考不是新事物，只是有待推广更广泛、制度更完善。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种分类考试办法更适合现代社会对人才选拔的要求，“过去是‘一张卷子考各类考生’，很难体现不同类型高校对人才选拔的特定要求，也使高考低分者不免有挫折和自卑的感觉”。而在国际上，普教和职教两套系统分类招考已经是一种普遍做法，德国模式是其中的典范。

        两种模式的高考让专家眼前一亮，看到了高考改革未来的希望，但如果现实中观念鸿沟和酬劳体系鸿沟难以跨越，那么两种模式的高考也只是美好的设想。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指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讲，增加技能型高考吸引力，改变“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固有观念，还必须迈过“两道槛”。第一，从学校角度而言，办学应更遵循市场规律，办出个性和特色，与产业发展对接，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如此培养出的人才才能真正被市场悦纳。第二，要变革报酬体系。职业化的社会需要科学的人才评价和合理的薪酬制度，要摆脱现有的等级化人才观，按照职业特征由市场配置薪酬。

        然而，与专家的理性和从容不一样，许多人仍然担忧，很多网民对于技能型高考实现的空间抱以怀疑态度。

        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提供的数据，17.3%的网民不同意进行改革，有10.9%的网友认为，16岁学生心智未成熟，选择不能自己决定。新浪微博网友光未然说，两种模式高考，我并不觉得必须拍案叫好。学生高中就可以选择发展模式，不过金玉其外。16岁的抉择，拼的是父母眼界。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教立交桥能否搭建

        鲁昕副部长指出，2000年后新建的近600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我们最近已经成立了联盟，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

        “这涉及整个教育结构的大调整，这是教育部决定还是鲁部长个人的设想。”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也有人质疑：“这是要将本科院校降格为职业技术学校吗？”更有人担心：“这些本科院校愿不愿意转型做职业教育，能不能够转型做职业教育？”

        一直以来，职教界的难题之一是：如何搭建职教“立交桥”便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打通中专、高职、职业教育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层次的通道。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做职业教育是搭建职教“立交桥”的方式之一。

        有人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教授刘海明撰文指出，大学不是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夯实的是学生的知识素养和思维方式。市场缺乏技工，缺乏应用型人才，高校培养人才时注重这方面的需求没错。按照美国一些高校的做法，本科毕业后进行为期1年的职业培训，不失为大学毕业生适应社会需求的好办法。他认为，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寻找如何缩小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的差距，而不能把高校直接降格为职业技术学校。

        而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地方本科院校转做职业教育存在诸多困难。在我国，高职还被作为一个层次，而不是一个类型，总体而言，一些升为本科的院校总觉得举办职业教育层次太低，不够“高大上”。而社会上普遍的“学历导向”，使很多学校只能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而没有货真价实的教育，使得人才培养质量低。此外，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缺乏，使学校无法形成明确的定位，办出个性和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结构和社会需求脱节。

        本科院校如何在职业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搭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培养真正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能否破解职教办学僵化体制

        今年２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我们的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师、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到企业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我们的校长可以做校长，同时也可以到企业做CEO。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办学体制。”鲁昕作出了如此解释，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然而，这一言论招来了太多人的反对，甚至一新浪微博网友南宫紫府认为：“开放私立高校是好事，把高校办成企业是倒退！”

        在熊丙奇看来，对职业学校实行股份制改革，值得尝试，但需要分清楚学校和企业的差别，在办学过程中，不适合采取谁出资多、谁就拥有更大决策权的企业决策模式，而应将现代企业和现代学校制度结合起来。

        这次释放出的改革信号，能否真正意义上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和地位，此次职教舆论风暴能否破解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难题，这是业内外普遍关注的。正如《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尽管在改革的途中，人们过去轻看职业教育的陈旧观念还将会继续出现，但只要市场的效应得到展现，业内的评价直接出炉，职业教育的改革就会尝到甜头，家庭、学校、企业和政府的共赢局面就会出现。可以预见，只要市场能够充分发挥效力，就不必担心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照搬德国，而只会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另一套体系。”

斥资千万，每年仅培养二三十名学生；学生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上课有茶歇，免费提供咖啡茶点、毕业合格即可进入宝马公司工作……这些场景并非贵族学校，这是不久前网络上曝光的湖南一所公立职业院校“宝马班”学生享受的待遇。（3月30日《深圳商报》）

豪华“宝马班”被曝光以后，引发了外界不小的关注与质疑，可实际上，用宝马公司的话说，如果员工自己都没有体验过优质服务，怎么能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这不过是他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企业文化，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说到底，也是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品牌价值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他们有为自己未来的员工“高消费”买单的实力，本不需要外界说三道四。

至于有人担心这种“订单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会不会就业面狭窄，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发展，我觉得也不是个问题。对汽车行业来说，不管是营销、设计、维修还是其他的工种岗位，虽然各个品牌之间会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相通的，不存在一个人修车只会修宝马，卖车也只会卖宝马的情况。

和一些人的担忧相比，我们更应该看到企业“私人定制”、学校“订单培养”的优势，更应该对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多些肯定与鼓励。企业提供资本，学校提供资源，共同为企业培养高端人才，这不但等于是为这些学生开辟了就业的“绿色通道”，而且这种“私人定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未来必定比一般员工更能够胜任企业的工作，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缓解目前很多企业都面临的“用工荒”。这实际上是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共赢之举，值得肯定。

如果一定要说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有什么需要改进与完善的地方的话，就是需要学校做好教育资源在“宝马班”“保时捷班”等“私人定制”学生与普通学生之间均衡分配，不能过于向“宝马班”学生倾斜而给人一种厚此薄彼的感觉。那样的话，不但有违教育公平的原则，而且也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说到底，像“宝马班”这种人才培养的“私人定制”模式，值得国内其他一些职业院校借鉴学习。 

    与职业教育打交道一辈子，一组调研数据让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研究员印象深刻。

    在这组针对石油化工行业186家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证调查中，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素质的评价结果是：专业知识满意度为80%，胜任能力达到60%，而对企业相关法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以及企业文化的认知满意度仅为20%～40%。

    近日，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工业文化对接的研究与实验》成果发布会上，课题负责人余祖光援引这组数据，呼吁职业教育亟待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

    食品不安全、农产品污染、设备人身事故……近年来，严重的产品质量、交通安全、商业诚信事件频频爆发，成为时代之殇，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余祖光看来，这些本不该发生的问题背后都不同程度折射出技能人才产业文化教育缺失的痼疾。

    余祖光披露的一项统计可以为此写下注脚：中职学生毕业后在企业中发生的各种生产和安全事故80%是由于工作责任心不足、安全意识淡薄等引起，工作技能水平不够只占很少的比例。

    所谓产业文化，余祖光解释，主要包括先进企业文化、先进行业文化、劳动者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及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制度和舆论环境。

    “不知道行业历史和传承，就没有行业荣誉感，就不知道尊重行业，就不会爱这个行业。”余祖光对于这一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一针见血。

    自力更生的航空航天文化、艰苦奋斗的大庆石油文化、敬业爱岗讲奉献劳模文化、享誉世界的中国海尔文化、领跑国企青岛港企业文化……发布会上，余祖光一一历数我国产业文化的传统骄傲。

    以我国医学文化为例，前卫生部长陈竺也曾作过概括：一是传统医学“大医精诚”理念；二是西方医学的人文精神；三是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论从社会转型还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角度，实现劳动者的现代化，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很有必要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余祖光说。

    在长达3年多的课题研究中，余祖光课题组成员的足迹遍及270所院校和300家行业企业。

    结合大样本的调查，课题组发现，在青年技能人才产业文化素养缺失背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产业文化先天文化基因薄弱；另一方面，后天发展不够，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都有所欠缺。

    调查显示，我国职业院校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及低收入家庭，成长环境中，外出感受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机会较少。因此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对行业企业文化、企业英雄、名企发展史等知之甚少，虽有勤劳朴实孝道等优良品德的传承，但对现代企业中尊重劳动、遵纪守法、诚信守时、团队合作等意识淡薄。

    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仍以学生的技能培养为重，在专业目标定位、课程教材、质量评价等方面也都以满足岗位要求的专业能力培养为中心，忽视学生现代产业文化素养的培养。学校的教学设备日益完善，但文化软实力不足，企业关注的员工工作认知、责任承担、团队协作、努力上进、革新创造等素质的培养效果不尽如人意，影响了他们职业生涯发展的前景。

    “生涯社会化和专业社会化已经成为青年学生职业发展的两道坎。”余祖光课题团队对此逐步形成了深刻的解读：我国正面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转型期，青年学生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进入城市和现代产业，要跨越多重文化门槛，一旦无法跨越，就会造成精神失落、行为失范。

    如何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余祖光认为，破题的核心是把产业文化的精髓与学校的专业课程与实践环节进行深度融合，并最终落到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价值观培养上。

    作为课题组的重点成果，余祖光在发布会上系统地开出六大“药方”，提出让产业文化育人进入战略决策层面、进入校企合作制度、进入职业教育标准、进入课程教学过程、进入学校文化建设、进入职业教育科研的建议。

 据《海峡都市报》10月23日报道，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消息，该省2014年高职入学考试自10月23～28日接受报名。至此，福建省成为全国率先实施本专科分类考试的试点省份。

作为积极探索本专科分类考试以及高职对口招生考试的一项重要举措，福建省的此番新政将高职招生的报考对象范围扩大到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以及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对外省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也不设置其他限考条件。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表示：国家将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高职招生的权力逐步下放。3年来，为了贯彻《纲要》精神，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停止对高考制度改革所做的探索。

 然而，综观目前经由媒体披露的各地高考改革信息“碎片”，笔者却总觉得许多改革方案未能真正体现高考甄选人才的宗旨，不仅对基础教育的正确导向普遍显得不够，甚至还有误导之嫌。以福建省推出的“分类高考”为例，这一新政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卷考试。报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与报考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不再使用同一张试卷；二是分时考试。报考本科和报考高职的学生不在同一个时间段参加考试。

 显然，从实践层面看，这一改革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其弊端和负面影响将会直接制约改革宗旨的实现，甚至还有把高考引向混乱的隐患。不难想象，一年组织两次高考，必然会使社会资源成本大幅提升，造成巨大浪费；而“未被录取者可按有关规定于2014年4月申请普通高考补报名，然后参加当年普通高考”的规定，则为报名后因不愿读高职而故意“考砸”、考上高职却不想就读的考生留下了随意“重考”的机会，这不仅使高职招生的效果和严肃性打了折扣，而且也变相增加了学生的应试负担，还重复占用了考试资源，最终与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背道而驰。

 尤为严重的是，人为分类、故意分批，难免有歧视高职教育之嫌—会在有意无意中形成政策层面的歧视，让人觉得高职比本科低人一等，高职是不得而已才会选择的教育，高职是弱势群体的无奈选择。在福建省的高职招考方案中，有“参加高职招考，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当年普通高考和录取”和“成绩公布后，考生凭本人账号和密码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人成绩，成绩不对外公布，不接受查卷”的条款，虽然意在强调考试的严肃性，但却在无形中传递着“诱导”和“强迫”的信息，让人感觉这一政策是政府在帮高职院校网罗生源，助其摆脱“生源危机”，这极易引发考生和家长对高职招考甚至高职教育的本能反感。

 目前，社会人事制度中的学历歧视导致人们普遍“追本轻职”，使得高职从一种类型的教育变成低一个层次的教育，由生源质量、育人质量到就业质量的恶性循环，贬损了高职声誉，加剧了高职招生困难。为了帮助高职院校度过生源危机，许多省市尝试了“中职对口单招”、“高职提前招生”、“注册入学”、“奖励入学”等多种形式的新型高职招生模式，但都无一例外地逐步走向萧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与本科高校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培养有着本质区别，不仅培养方式不同，而且生源也应当有所侧重，以让合适的学生接受合适的教育，在合适的道路上充分成长顺利成才。所以，高职招考改革必须走出自降“门槛”、“救市”高职的误区，摒弃“分批分等”思维，而要通过科学的高考政策引导具有较好专业潜质的考生主动选择高职教育，而不是咬牙切齿地要求考生考了高职就不能“反悔”。

 “选对人”，应当成为高职招考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制度设计层面，《纲要》规定的“分类考试”原则不能改变，但未必非要“分批”、“分卷”考试。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考题结构，来增强高考试卷的多重选才功能，使得所有考生能在同一时间、使用同一份试卷进行统一高考。在同一份试卷中，不妨设计不同类型的A、B两种考题，A类考题着眼于选拔适合就读学术研究型高校的学生，而B类考题则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潜质、职业理想。规定所有考生同时完成所有考题，但每个考生的高考成绩则按AB两类实行“分类”计算、汇总、公布，以为学生选择报考研究型高校或高职院校提供科学参考。这一制度不仅避免了多次高考带来的若干弊端，尊重了学生的求学意愿，体现了以人为本，而且还能有效引导社会正视职教、重视职教，堪称一举多得。

袁野制图

        继高考文理不分科、外语一年多考、减少统考科目等改革方案发布后，备受社会关注的高考改革近日又传新消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120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这就意味着未来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为什么要实行“技能型”高考？“技能型”高考到底怎么考？未来高中课程将如何调整？

        所谓技术技能型人才高考，就是针对高职院校的高考，采取和普通高等院校不同的方式。2013年全国有140万人通过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方式，进入技术技能类型的教育。按照教育部的设想，未来可能有更多本科院校以高职教育的身份参加招生。

        其实，在高考招生模式改革上，辽宁省已进行了一些探索。截至目前，辽宁已经有包括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辽宁水利职业学院等25所高职院校试水“技能型高考”，占高职院校总数的40%左右。业内人士推测，为了适应这类高考，未来高职有望开设本科，招收技术技能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高考改为两种模式势在必行

        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要求以及学生未来工作去向都有所不同，所以在“全国高考一张卷”的大背景下，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的招生无法体现区分度，一方面，报考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重视文化课选拔的普通高考中没有任何优势，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展示的职业能力又无法通过考试体现出来。现在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只是对高考分数要求不一样，因此容易给人们造成报考高职的学生水平不行的错觉。

        实际上，按照两套系统分类招考，是目前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我国高考改为两种模式也是势在必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袁振国解释说，鲁昕所说的技术技能人才高考，即是面向高职院校招生的高考改革模式。教育部将加快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一些报考高职院校的学生可不参加普通高考，由学校依据其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成绩录取。也就是说，未来高职院校招生将实行“文化素质+技能测试”，不再与普通高考“陪绑”。

        辽宁25所学校试水“技能型高考”

        省交专是辽宁省首批试点的高职院校，其学生处处长穆学君介绍说，以技能型为主的首批高职院校已从2008年起开始试点单独招生，发展到今年全省已达25所。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由学校自主出题，内容不仅包括文化课，还包括职业能力素质方面的测试。除命题外，考试、评卷、录取均由学校自行组织。辽宁这25所高职院校今年单独招生报名已于3月份启动，考试将于4月中下旬陆续进行。

        穆学君认为，分类高考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确有积极意义，不仅有利于职业院校按自身培养标准招收学生，不再对学生提出过高的文化课要求，转而重点考察学生的技能，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提高中职对学生的吸引力。

        高职毕业生就业率高于“211”院校

        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低于“985”院校，高于“211”院校和其他本科院校，而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则多年保持在95%以上。

        2010年以来，辽宁省连续多年高职签约率高于本科、硕士研究生。以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为例，去年2707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7.71%，其中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道桥工程检测技术等专业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高达100%。而去年刚刚独立招生的辽宁水利职业学院2013届毕业生1150人，初次就业率达到94.17%。

        如此高的就业率是如何实现的？辽宁水利职业学院学生处处长张海军坦言，学校课程完全按照企业需要设计，这样企业就省去了培训环节，学生到企业就能直接上岗。让学生更加“接地气儿”，用和现实需求接轨的职业技术成就一名高级技工甚至是工程师，是学校促进毕业生就业的不二法宝。

        “技能型高考”高中大学如何对接？

        目前，高中都是按照普通高考模式来培养学生的，如果未来“技能型”高考和“学术型”高考分开，势必会带来高中教学模式的变革。那么未来高中和大学到底该如何对接呢？

        市第七十六中学校长、市教育专家金兆强认为，未来高中学校可以试点“2+1”改革，部分文化课学习成绩不高、动手操作能力特别强的学生，可以在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结束之后，利用最后一年时间，学习技术类课程，让这批学生早日接触到技能教育，为以后升入职业院校打下良好的基础。不过，这就需要对整个高中课程体系、设施基础、师资配备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相比之下普通高中、中职合作办学的模式可能更容易实现。

        打造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立交桥”

        由于高考改革总体方案及其配套实施意见尚未公布，根据改革方案“三年早知道”的原则，新的高考方案和招生录取方式最快也得在2017年实行。

        张海军表示，目前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只是从招生计划总数中拿出一部分，大部分招生计划还是留给普通高考的。如果未来“技能型高考”单独成为高考的一种模式，那么就意味着目前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模式将会普及。同时，这种高考模式的改变还透露了一个方向，就是一些本科院校的部分专业，将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而一些高职院校的部分专业或许有晋升本科的可能，那么高职院校也将可能设置“技能研究生”学位。中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是个“断头路”——毕业生出口窄，升学通道有限，培养出的技术技能人才很难继续攻读更高学位。改革后，职业教育将成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让学生可以从中等职业一直学到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到专业硕士，甚至专业博士，报考公务员时也将不再受到学历限制，家长和考生的观念才会彻底改变，“技能型高考”改革模式才能顺利推进。

2014年3月25日，2013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及分析报告《2013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机构进步因子分析报告》正式发布。该排名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自2001年3月首次发布以来，“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排名相继在《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各大媒体及中国人民大学网、新浪网、光明网、中国网、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等数十家网络媒体持续发布14年。

书报资料中心的各学科高水平编辑和专家顾问评估团队，对几千种人文社科报刊上的学术论文进行同行评议并挑选出其中约13000余篇的优秀论文由“复印报刊资料”二次转载。评价研究中心从论文转载量、转载率和综合指数三个量度，形成高等院校、社科院（联）、党政干部院校三大系统和21个人文社科学科的学术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共计160余张排名表。其中包括了教育学学科学术期刊排名。

教育学涉及全文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期刊数量为217种，转载全文总量为1194篇，约占“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全文转载总量（12569篇）的9.5%，其中，转载量排在前30名的期刊共被转载683篇，约占“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全文转载总量的5.4%。教育学学科期刊转载量排行榜中，《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位居前三；《职教论坛》、《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种职教类刊物榜上有名。

《职教论坛》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名列教育学学科期刊排名前十，分别以31篇和24篇的转载量排在第四名和第十名。《职业技术教育》居于第二十四名，转载量是14篇。这三本刊物在2013年度的转载量均比2012年度有所进步，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度被全文转载17篇，排在第十五名，2013年度则进入了前十。另外，在高等院校主办学报排名榜中，《职教通讯》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2013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及分析报告详见：http://www.zlzx.org/rssi2013）

工作四十载职教人的声音

政府主导的职校能否让市场淘汰

　　今年，文晓璋即将从四川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60岁的文晓璋在这个建校有81年的学校待了近40年，从懵懂的学生到辛勤的园丁再成为学校的一把手，文晓璋就一直在这所学校，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尽管学校从中专到高职历经了几次更名，然而这里的一草一木、教室、操场甚至头顶的蓝天对于他来说都那么熟悉。

　　“我至少认真地看了3遍，很受鼓舞，也有很多想说的话。”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当声音传到千里之外的绵阳时，文晓璋向来访的记者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总理的讲话表达了高层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职业教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要转变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要真正把这些措施实行起来，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晓璋开门见山道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艰难。

　　职业院校必须把就业当作生命线看待

　　文晓璋非常感慨过去，他们那代人上职业学校是“学习最好的”，很多人都是当地考试的前几名甚至就是状元。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之前由于学校是部委的中专学校，到全国各地招生，“有很大的自豪感”。因为，部委学校首先招生，之后才是当地的省属中专招生，省属中专招生之后才是当地普通高中。“那时，最好的学生才上职业学校。”

　　去年，四川绵阳职业技术学院80周年校庆，发现很多优秀毕业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非常出色，涌现了很多全国著名的优秀人物，文晓璋对于他们的名字如数家珍。“这一方面是当时培养的结果，当然，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本身就十分优秀。”文晓璋说，“可以毫不客气地讲，那时的职业教育就是精英教育。”

　　随着大学扩招，普通大学的大门敞开，使得更多学生有了读大学的机会，然而上职业院校的意愿下降，职业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由此下降。这一切的变化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文晓璋谈起过往从天上到地下的经历，很是感慨。

　　所以，文晓璋很不认同当前各地逐步试行的高职注册入学。“没有门槛的入学，社会就不会珍惜，很可能造成新一轮的恶性竞争。”文晓璋说，“上学和别的事情不一样，读书还是要有一个质量关，有一个考试关，老百姓心中才觉得这样的教育才有保障，越是白来的东西老百姓越从骨子里看不上。”

　　现在，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有的措施，政府和教育部门都投入了巨大人力财力，包括国家对中职教育的补助、国家级示范高职院校项目、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项目。“有些是花了钱现在还没有看出明显的效果。在民间，整个社会，学生、家长对这一块的认同还不高。”文晓璋认为，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读职业院校的学生，确实和以前进来的优质生源不一样，不说是考试的失败者，但毕竟是考试的“失利者”。当然不排除录取时也有少部分达到了高分数，喜欢学校或某个专业主动进来的，这毕竟是极少数的个例，不能拿出来作依据。这一批学生进了学校后，在学习动力上，在对今后职业生涯的设计上，就会有一些缺陷和弱势。

　　按照中国当下的教育格局和设计框架，曾经作为精英教育的职业教育再也回不去了。

　　因此，目前做职业教育的人私下会有这样一个感慨：“把三流的学生培养成一流的技工人才，挑战巨大，必须要加倍付出！”在文晓璋眼中，如果要在现有的学生基础上发展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必须把就业当作生命线看待。“以招生为龙头，以就业为导向，背后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然后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文晓璋在现实和市场的冲击下，总结出了办职业教育的“出路”。

　　文晓璋的话代表了无数奋斗在职教一线办学者的心声。

　　办学自主权必须要真正下放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到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对此，文晓璋表示认同。然而，他也对记者直言。“学校对资金没有支配权。”文晓璋告诉记者，现在市政府每年对学校没有固定的财政拨款，“每年我都要和院长到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财政局的各个部门，千方百计地去游说、叫苦、哭穷，勉强才能拨款下来。”

　　而且，相当大额度不是通过生均拨款机制下来，这些钱学校几乎不能统筹安排。大部分钱是以专项形式拨下来。现有的财政管理制度就是专款专用，学校不能自主支配用于学校办学各个方面的开支，比如2万～5万元的采购支出要拿到市里统一采购。在他看来，这种统一采购有很大弊病，比如价格高、流程长，有时采购来的设备还和学校的实际需要相脱节。

　　文晓璋最痛苦的还有一件事：“学校没有人事权。”文晓璋说，李克强总理谈到，允许有丰富企业经验的，符合教师资格的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其实，学校愿意引进来，但是现有的人事制度不允许。现有人事制度规定，学校进人一是要有学历要求，需要硕士研究生以上，还必须是当年毕业。“意味着，现在学校招老师，只能是那些从‘学校’到‘学校’的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这肯定不符合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然而，真正在企业工作了多年想到学校的能工巧匠，由于人事制度中的各种限制又调不进来。”

　　“学校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政府应该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文晓璋说，“政府既是监督者，又是裁判者，又是直接的运动员。学校怎么能办好呢？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政府就是一个监督者、仲裁者的角色。”

　　学校好坏应该让市场来检验

　　眼下，职业学校良莠不齐，好的很好，甚至有的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已经超过了普通本科的人才培养水平。但是，无奈的是差的学校确实差，师资差、生源差，投入低，而且这部分学校还比较多，拖了整个职业教育的后腿。当前，国家拿出很多钱对职业院校学生进行各方面的补助，并且补助的力度很大，但是在文晓璋看来，“收到的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政府主导办学的职业院校能否让市场来淘汰？对此，文晓璋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特色、没有竞争力的学校，应该允许淘汰，招不到学生就可以允许关门。”文晓璋建议，政府可以制定一个人才培养质量等多方面的考核规定，比如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业率低于多少，招生计划完不成或者低于多少等考核指标。这个学校就需要进行整顿或者有一系列的仲裁或者治理措施整改，逼得学校不得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让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当然，可以允许办得比较好的高职院校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在文晓璋看来，现在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天花板，高职院校只能够在专科层次办学，而不能升本。而科学的做法是应该通过评估、考核，允许一部分办学一流的高职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

　　“然而，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高职院校尤其是国家骨干院校不能升到本科，而一些鱼龙混杂的民办高职却升了本科，并靠此大肆招生，这是没有标准可言！”文晓璋说道此处，声音有些激动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文晓璋的声音很有代表性。某地高职院校办学很好生源也不错，但坚决不参加国家骨干院校的评比。几年后，该校经过运作整合成功升本，目前教师的日子和招生与很多高职院校相比高出一截，业内人评价此举“老谋深算”。

　　“国家没有必要一刀切，整个高等教育千差万别，教育部鼓励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但从我们基层来看，第一我们还是希望高等职业院校，原则上应该先姓高，其次才姓职。现在是强调了姓职的功能，而把姓高的功能给弱化了。并且，很多普通本科院校内设了高职教育专业。”文晓璋说，“高职院校明显感到很受挤压。职业院校未来的出路何在？政府要深思，各方都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