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升级”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在此背景下,建设技工大国成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迅速,制造业份额已占到全球的近20%,但是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不高。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想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实现产业升级调整,既要不断寻求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也要有强大的、训练有素的技工队伍。尤其对于我国这种后发国家,拥有高素质的技工队伍对于技术创新、先进技术的消化与改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当前的技工队伍无论是数量、结构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强国建设的需求。据统计,目前城镇企业共有1 .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有7000多万,初级工占60%左右,中级工35%左右,高级工仅占4%左右,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30%以上的比例相差甚远。另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仅30%左右的工人拥有技术等级,而德国在1980年这一比例已达到80%。
造成我国技工队伍发展速度缓慢,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技术工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不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工人的社会地位持续下降,人们对技工的认识存有偏见,通常将技工排斥在人才之外。收入方面,吸纳技术工人主要以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平均工资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收入不高成为技术工人的“标签”之一。在医疗和养老保障方面,政策因素导致技术工人的待遇较差。在政治社会地位方面,由于公共部门对学历要求的日渐增高,导致学历普遍不高的技术工人难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二、职业教育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脱节。打造优秀技工队伍离不开合理的、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
—职业教育发展经历曲折,规模大而不强。从建国初期,职业教育体系开始构建,到改革开放初期,中等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再到90年代末,因为高校扩招导致中专、技校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生源流失,且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育质量大不如前。直到近年,国家才又开始对职业教育有所重视,但长久以来形成的轻视职业教育、技工数量和质量缺口严重等问题已无法弥补。总体来看,我国的职业教育规划缺乏战略性、长期性、系统性和持续性。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当前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职业教育主要服务于产业发展,而我国的职业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式与产业结合不足,重理论,轻实践,且不能很好地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技能水平不高、动手能力不强,与社会需求不符。另外,职业教育学校的管理、专业的设置多受制于行政决策,不能很好地顺应技术工人的市场需求。
—职业教育人才发展规划不足,发展机会有限。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主要以培养某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主,在专业课程前期设计、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学业完成的考核与技术评定、就业指导与推荐、再学习等方面缺乏系统的规划与配套设计,没有考虑将职业教育对象作为技术人才而进行职业发展规划,导致很多中职生或高职生在工作岗位上缺乏上升的空间,得不到更好的发展和社会的认同。这也是致使大部分家长和学生不看重和不选择职业教育的原因之一。
人是第一生产力。建设工业强国离不开强大的技工队伍,加强培养技工队伍,加速职业教育体系转型发展,需要从社会、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着手,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切实提高技工队伍的经济社会地位。
—将技工人才队伍的培养提升到国家人才战略的高度。政府应从战略层面推动技工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与健全,充分调研、积极创新,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改进并完善相关政策,指导帮助各地区技工队伍的建设工作。
—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加快统一全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缩小不同群体的待遇差;通过强化职业资格准入,将收入与职业资格挂钩,提高技术工人的经济地位,激发年轻人,特别是新一代年轻农民工学习技能的热情。
—提高技术工人的政治地位,塑造良好的技工队伍成长环境。通过舆论宣传倡导科学的人才观,创新观念与体制,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参与的格局,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二、加快改革职业教育体系。
—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把“建设人人有技能的社会”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加快职业教育体系转型,改变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补充地位,建立面向全社会的、持续有效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
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除了观念改变之外,要创新将职业教育融入高等教育的方式方法,培养拥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综合性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有效的人才支持。
—构建终身教育理念下的职业教育体系,将职业教育融入学习型社会的范畴。探索面向全社会的职业教育,时间上融合职前教育、在职培训;空间上融合学校、企业、社会及各类合作教育机构所开展的职业教育及培训,打破学历与非学历、正规与非正规的界限,为参与不同渠道的职业教育的人设计不同的向上通道,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为建立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部分的积极作用。
—融合多种社会资源,使职业教育更贴近企业需求,更适应产业发展。作为职业教育最主要的输出对象,企业的积极参与必不可少。国外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职业教育提供实践平台和资金支持,为学生就业提供保障;校企联合,采用定向培养或委培形式,提高企业人才的品质和有效性;增加制造业相关专业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创造性。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曾有的校企联合的方式下,探索新形势下的合作互动方式。
同时,注重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方式,使职业教育成为新知识、前沿技术与信息的传播和学习前线,提升职业教育成果的含金量。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
新年伊始,职业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热门词。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五大任务措施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随后,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透露,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微博]”。一种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一种是现有的高考模式。种种消息显示,一直在招生和人才培养上饱受困扰的职业教育即将从困境中破冰,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新政发布
五大措施促进职业教育
农历马年春节刚过,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职业教育成为关注的焦点。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对提升劳动大军就业创业能力、产业素质和综合国力,意义重大。
会上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五大任务措施。“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鼓励中外合作”……
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出对于缓解职业院校招生难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考推行两种模式并存
要破解职业教育困局,招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何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并在现有的国家考试体制下实现人才合理分流,针对这些问题,在即将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似乎已有所关注。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将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鲁昕说。
据统计,近几年来,我国每年从中高等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总量在1700万人左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矛盾已成为短期内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鲁昕介绍,之前的职业教育只讲技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技能需以技术为基础。今后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程师,第二类是高级技工,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
部分本科院校面临转型
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职业教育部署工作中曾提到:“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对此,鲁昕在论坛上介绍,教育部将开始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据统计,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共1200所左右。这就意味着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
这番介绍,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一批本科院校将面临重新定位和转型。鲁昕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2014年教育部已针对职业教育改革部署多项工作。如由省级政府统筹,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遴选一批行业背景较为突出的本科院校,与优质高职院校通过课程体系相互对接,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系统培养;发布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三年行动计划,指导专科层次高职院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组织开展国家和省两级本科院校转型试点,向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进行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这一系列措施无不预示:职业教育改革已箭在弦上。
□北京落点
高职录取呈现多元化
目前,北京市高职招生涵盖自主招生、单考单招及高会统招3类形式。这3类形式在报名、考试、录取等方面有一些不同。
1.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是面向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毕业生。每名考生限报一所学校。院校根据专业特点和入学需要自主确定入学标准,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结合考生高中阶段的学习情况及综合测试成绩,自主确定录取方案。从往年情况看,试点校入学考试评价均采取笔试结合面试等形式对考生进行综合测评。按规定,被录取考生不再参加当年高考,未被录取考生可继续参加当年高考。
2.单考单招
这种招考类型主要针对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不能报名。报考高职单考单招的考生除了参加文化课考试报名外,还要按所报考院校规定参加专业课考试报名。从往年情况来看,文化课考试报名时间与高考报名同步,专业课考试报名则由招生院校负责组织,大多安排在5月中下旬。
单考单招考试科目设置为“3+X”。“3”指语文、数学、外语3科公共文化课,由全市统一命题并组织考试和评卷。“X”指招生院校根据专业要求设定的综合专业课1科或专业基础课、职业技能课2科。高职单考单招实行单独录取,根据全市考生语文、数学、外语考试成绩,按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划定统一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招生院校在控制分数线以上,结合考生综合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职业技能课成绩,按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3.高会统招
“高会统招”主要针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报名在普通高考报名时进行。高会统招的考查科目包括高考文化课科目和会考科目两部分。其中高考科目包括语文、数学(文/理)、外语3科,录取时按考生3科成绩总分进行排名,不再单独命题考试。而会考备选科目为历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8科。高职院校根据本校各招生专业的培养要求,从备选科目中指定2至3科,对考生成绩提出等级要求,以此作为录取时的前提条件。
两所高职试点注册入学
除常规的自主招生形式外,今年北京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职校试行“有条件注册入学”,打破了大学“凡进必考”的录取规则。两所试点校共计划招收200人。
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已经参加2014年高考报名的高中毕业生或中职(职高、中专、技校)毕业生可以参加有条件注册入学。高考报名成功的随迁子女也可参加。普通高中毕业生以相应的高中阶段会考成绩作为注册入学的条件,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以相应证书作为注册入学的条件,每名学生限登记注册一所学校,注册入学的考生于当年秋季入学。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此次制订了80人的招生计划,其中老年服务与管理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各40人。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包含老年服务与管理(健康管理与老年关怀)、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社会工作)两个专业方向,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包含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梯检测与运维)两个专业方向。学校将依据学生报名情况注册录取至不同专业方向。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参与此次试点的8个专业分布于机电、计算机、电子以及汽车类四大类,共计划招收120人。学院招生办主任许晓陆介绍,普通高中毕业生语文、数学以及物理或历史科目的会考成绩要达到所报专业要求。对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学院规定了相应的录取条件。
目前,两所学校均已于3月中旬进行了现场报名,并已公示了“有条件注册入学”拟录取名单。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预录取学生345人;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预录取学生632人。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市高招办批准、备案后,学校将公布正式录取名单,预计4月初发放录取通知书。
□学校探索
校企合作提前锁定人才
除了高职院校不断进行招生改革,破解生源危机,在部分综合型的本科院校中,针对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轨的窘境,一些学校开始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量身定制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随着当前零售、流通行业的升级转型,对物流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北京物资学院探索校企联合办学,通过“一来二去”产学研用的新模式,实现师生和企业双满意。“一来”,即邀请专家、知名企业家来校开办讲座,担任兼职教师。“二去”,即组织青年教师到企业去挂职锻炼,再带动学生到企业去实习。
于文骐是北京物资学院2009级物流专业学生,2012年正在读大三的他赶上学校与专门从事汽车和钢铁物流的中都物流有限公司,联合设立首批“中都物流经理班”项目选拔。该班按照企业需求打造定制化课程,开设的汽车物流专业知识、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职场能力三个模块的课程都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内容,让于文骐很动心。经过自愿报名、双向选择,于文骐与其他18名学生成为首批学员。大四第二学期,他便直接进入企业实习就业。于文骐说,在物流经理班自己经历了一次从学习到实习再学习过程,也见识了真正的物流。大四毕业后,在首批培养的学员中,有14人在中都物流管理培训生的岗位就业,其中11名外地生源学生获得了北京户口。于文骐也顺利地留在了中都物流公司,工作不到一年,就被派往成都分公司参与仓库选址、设计等重要工作。于文骐说,这份校企合作定制化培养的经历,让他掌握了应有职业技能,大大缩短了自己从职场菜鸟成长为单位骨干的时间。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的一番言论,使得鲁副部长上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据中青舆情监测室提供的数据,自3月22日12时至26日16时,4天时间,有关其当天言论的舆情总量达到72354篇,其中微博占比75.8%,从网民观点看,明确表示支持或者反对的比例相近。
鲁昕副部长讲了什么,招致如此舆论风暴。记者注意到鲁昕当天的讲话,主要涉及职业教育领域三大最新话题:两种高考模式(技能型高考和学术型高考)、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以及探索职业院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
针对这三大话题,在教育界内外引来了很大讨论和争议,使得鲁昕在3月25日召开的2014年度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一再重申:“有些观点,媒体有误读,希望媒体不要误导。”
记者自做职业教育报道以来,一直苦于职业教育很难成为公众话题,往往偏安一隅,甚至在职业教育界内“自说自话”,职业教育界也抱怨社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自己。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职业教育成了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2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讲话给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职业教育将更受重视。
鲁昕副部长的讲话所引来的热议,又一次把职业教育话题引入公众视野,形成如此舆论风暴,这是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改革的期盼。当然,在很多专家看来,职业教育改革不是系统内的自我变革,是牵涉到整个教育系统的变革。
两种高考模式,能否破解职教吸引力低难题
“即将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二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高考。”鲁昕副部长解释分类高考的目的,“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
分类高考是大势所趋,并且已经开花结果。
2010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就已经明确:“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高等学校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技能高考”在各省的高职单独招生、对口单招中已经实施多年,2013年300余万的高职新生,有140余万新生是通过技能高考进高职就读。技能高考不是新事物,只是有待推广更广泛、制度更完善。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种分类考试办法更适合现代社会对人才选拔的要求,“过去是‘一张卷子考各类考生’,很难体现不同类型高校对人才选拔的特定要求,也使高考低分者不免有挫折和自卑的感觉”。而在国际上,普教和职教两套系统分类招考已经是一种普遍做法,德国模式是其中的典范。
两种模式的高考让专家眼前一亮,看到了高考改革未来的希望,但如果现实中观念鸿沟和酬劳体系鸿沟难以跨越,那么两种模式的高考也只是美好的设想。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指出,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讲,增加技能型高考吸引力,改变“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固有观念,还必须迈过“两道槛”。第一,从学校角度而言,办学应更遵循市场规律,办出个性和特色,与产业发展对接,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如此培养出的人才才能真正被市场悦纳。第二,要变革报酬体系。职业化的社会需要科学的人才评价和合理的薪酬制度,要摆脱现有的等级化人才观,按照职业特征由市场配置薪酬。
然而,与专家的理性和从容不一样,许多人仍然担忧,很多网民对于技能型高考实现的空间抱以怀疑态度。
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提供的数据,17.3%的网民不同意进行改革,有10.9%的网友认为,16岁学生心智未成熟,选择不能自己决定。新浪微博网友光未然说,两种模式高考,我并不觉得必须拍案叫好。学生高中就可以选择发展模式,不过金玉其外。16岁的抉择,拼的是父母眼界。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教立交桥能否搭建
鲁昕副部长指出,2000年后新建的近600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我们最近已经成立了联盟,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
“这涉及整个教育结构的大调整,这是教育部决定还是鲁部长个人的设想。”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也有人质疑:“这是要将本科院校降格为职业技术学校吗?”更有人担心:“这些本科院校愿不愿意转型做职业教育,能不能够转型做职业教育?”
一直以来,职教界的难题之一是:如何搭建职教“立交桥”便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打通中专、高职、职业教育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层次的通道。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做职业教育是搭建职教“立交桥”的方式之一。
有人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教授刘海明撰文指出,大学不是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夯实的是学生的知识素养和思维方式。市场缺乏技工,缺乏应用型人才,高校培养人才时注重这方面的需求没错。按照美国一些高校的做法,本科毕业后进行为期1年的职业培训,不失为大学毕业生适应社会需求的好办法。他认为,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寻找如何缩小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的差距,而不能把高校直接降格为职业技术学校。
而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地方本科院校转做职业教育存在诸多困难。在我国,高职还被作为一个层次,而不是一个类型,总体而言,一些升为本科的院校总觉得举办职业教育层次太低,不够“高大上”。而社会上普遍的“学历导向”,使很多学校只能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而没有货真价实的教育,使得人才培养质量低。此外,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缺乏,使学校无法形成明确的定位,办出个性和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结构和社会需求脱节。
本科院校如何在职业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搭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培养真正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能否破解职教办学僵化体制
今年2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我们的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师、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到企业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我们的校长可以做校长,同时也可以到企业做CEO。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办学体制。”鲁昕作出了如此解释,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然而,这一言论招来了太多人的反对,甚至一新浪微博网友南宫紫府认为:“开放私立高校是好事,把高校办成企业是倒退!”
在熊丙奇看来,对职业学校实行股份制改革,值得尝试,但需要分清楚学校和企业的差别,在办学过程中,不适合采取谁出资多、谁就拥有更大决策权的企业决策模式,而应将现代企业和现代学校制度结合起来。
这次释放出的改革信号,能否真正意义上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和地位,此次职教舆论风暴能否破解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难题,这是业内外普遍关注的。正如《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尽管在改革的途中,人们过去轻看职业教育的陈旧观念还将会继续出现,但只要市场的效应得到展现,业内的评价直接出炉,职业教育的改革就会尝到甜头,家庭、学校、企业和政府的共赢局面就会出现。可以预见,只要市场能够充分发挥效力,就不必担心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照搬德国,而只会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另一套体系。”
斥资千万,每年仅培养二三十名学生;学生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上课有茶歇,免费提供咖啡茶点、毕业合格即可进入宝马公司工作……这些场景并非贵族学校,这是不久前网络上曝光的湖南一所公立职业院校“宝马班”学生享受的待遇。(3月30日《深圳商报》)
豪华“宝马班”被曝光以后,引发了外界不小的关注与质疑,可实际上,用宝马公司的话说,如果员工自己都没有体验过优质服务,怎么能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这不过是他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企业文化,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说到底,也是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品牌价值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他们有为自己未来的员工“高消费”买单的实力,本不需要外界说三道四。
至于有人担心这种“订单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会不会就业面狭窄,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发展,我觉得也不是个问题。对汽车行业来说,不管是营销、设计、维修还是其他的工种岗位,虽然各个品牌之间会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相通的,不存在一个人修车只会修宝马,卖车也只会卖宝马的情况。
和一些人的担忧相比,我们更应该看到企业“私人定制”、学校“订单培养”的优势,更应该对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多些肯定与鼓励。企业提供资本,学校提供资源,共同为企业培养高端人才,这不但等于是为这些学生开辟了就业的“绿色通道”,而且这种“私人定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未来必定比一般员工更能够胜任企业的工作,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缓解目前很多企业都面临的“用工荒”。这实际上是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共赢之举,值得肯定。
如果一定要说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有什么需要改进与完善的地方的话,就是需要学校做好教育资源在“宝马班”“保时捷班”等“私人定制”学生与普通学生之间均衡分配,不能过于向“宝马班”学生倾斜而给人一种厚此薄彼的感觉。那样的话,不但有违教育公平的原则,而且也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说到底,像“宝马班”这种人才培养的“私人定制”模式,值得国内其他一些职业院校借鉴学习。
与职业教育打交道一辈子,一组调研数据让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研究员印象深刻。
在这组针对石油化工行业186家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证调查中,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素质的评价结果是:专业知识满意度为80%,胜任能力达到60%,而对企业相关法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以及企业文化的认知满意度仅为20%~40%。
近日,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工业文化对接的研究与实验》成果发布会上,课题负责人余祖光援引这组数据,呼吁职业教育亟待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
食品不安全、农产品污染、设备人身事故……近年来,严重的产品质量、交通安全、商业诚信事件频频爆发,成为时代之殇,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余祖光看来,这些本不该发生的问题背后都不同程度折射出技能人才产业文化教育缺失的痼疾。
余祖光披露的一项统计可以为此写下注脚:中职学生毕业后在企业中发生的各种生产和安全事故80%是由于工作责任心不足、安全意识淡薄等引起,工作技能水平不够只占很少的比例。
所谓产业文化,余祖光解释,主要包括先进企业文化、先进行业文化、劳动者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及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制度和舆论环境。
“不知道行业历史和传承,就没有行业荣誉感,就不知道尊重行业,就不会爱这个行业。”余祖光对于这一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一针见血。
自力更生的航空航天文化、艰苦奋斗的大庆石油文化、敬业爱岗讲奉献劳模文化、享誉世界的中国海尔文化、领跑国企青岛港企业文化……发布会上,余祖光一一历数我国产业文化的传统骄傲。
以我国医学文化为例,前卫生部长陈竺也曾作过概括:一是传统医学“大医精诚”理念;二是西方医学的人文精神;三是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论从社会转型还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角度,实现劳动者的现代化,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很有必要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余祖光说。
在长达3年多的课题研究中,余祖光课题组成员的足迹遍及270所院校和300家行业企业。
结合大样本的调查,课题组发现,在青年技能人才产业文化素养缺失背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产业文化先天文化基因薄弱;另一方面,后天发展不够,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都有所欠缺。
调查显示,我国职业院校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及低收入家庭,成长环境中,外出感受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机会较少。因此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对行业企业文化、企业英雄、名企发展史等知之甚少,虽有勤劳朴实孝道等优良品德的传承,但对现代企业中尊重劳动、遵纪守法、诚信守时、团队合作等意识淡薄。
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仍以学生的技能培养为重,在专业目标定位、课程教材、质量评价等方面也都以满足岗位要求的专业能力培养为中心,忽视学生现代产业文化素养的培养。学校的教学设备日益完善,但文化软实力不足,企业关注的员工工作认知、责任承担、团队协作、努力上进、革新创造等素质的培养效果不尽如人意,影响了他们职业生涯发展的前景。
“生涯社会化和专业社会化已经成为青年学生职业发展的两道坎。”余祖光课题团队对此逐步形成了深刻的解读:我国正面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转型期,青年学生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进入城市和现代产业,要跨越多重文化门槛,一旦无法跨越,就会造成精神失落、行为失范。
如何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余祖光认为,破题的核心是把产业文化的精髓与学校的专业课程与实践环节进行深度融合,并最终落到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价值观培养上。
作为课题组的重点成果,余祖光在发布会上系统地开出六大“药方”,提出让产业文化育人进入战略决策层面、进入校企合作制度、进入职业教育标准、进入课程教学过程、进入学校文化建设、进入职业教育科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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