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网讯 据澳洲网报道，据澳洲国际教育中心(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29日公布的一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作为澳洲第一大海外学生生源地，2013年共有11.9237万名中国学生来澳学习，其中61.9%的人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只有8.2%的学生选择的是职业教育与培训。

    【编者注】早晨看到这篇文章，或许很多人觉得这跟教育不沾边，但不知怎么，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正保远程、万国司考和IT达内。大家都埋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慢，个人感觉根源在于最好的律师并不会站在讲台上，最牛的会计一定不在讲报表，他们都是这一行的精英，无时无刻学习和吸收营养。那么跟他们学习最好的方式就是借鉴社交思路，然后再去谈“人人皆老师 人人皆学生”的互联网分享，所以我认为Doximity在职业领域做垂直社交的很多东西能够对我们的从业者有所借鉴，不要让你的学生毕业就离开你，职场的专业交流才是最好的教育。　

[ 摘要] 3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经历了恢复、发展、滑坡、重振四个阶段。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职业教育政策符合社会的要求，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取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发生过数次重大的转变，同时由于政策工具不充足、价值冲突、政策目标与手段不对应等问题的存在，影响到政策实施的质量。 

[ 关键词] 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波澜起伏，通过快速发展，初步建立起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回顾三十年来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对于深入认识中国要不要发展职业教育、中国需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教育、中国应该怎样发展职业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一、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历史回顾 

（一）恢复阶段（ 1978-1984 年） 

文革期间，我国整个职业教育体系被破坏，其中，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倾向尤为明显。到1976 年，中等职业学校主要由中专和技校构成，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含中师）共计3710 所，在校生91 万多人，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重由1965 年的52.6% 降至6.1% ,高中阶段普职比为15.4 ∶ 1 . [1] 因此，本阶段国家职业教育政策重点是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建立职业教育体系。 

1 .确立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目标并初见成效。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由此，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被提到政策制订的日程上来。 1980 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以下简称《改革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职教育的倾斜政策。到1985年，高中阶段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农业职业高中的在校生分别比1980年增长了26.4% 、 9.1% 和4.8 倍，总人数达到415.6 万人。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35.9% ,比1980 年提高了17.2 个百分点。 

2 .形成了多部门、多行业共办职业教育的途径与格局。《改革报告》提出，要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这项政策的一个明显效果在于，在促使中专、技校数量增长的同时，促成了一种新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由普通中学改办而成的职业高中。 1983 年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途径，并提出对教育部门主办的职业教育每年追加一次补助。至此，我国形成了行业企业、劳动等部委、教育部门共同举办中等职业学校的格局。 

3. 疏通办学主体渠道，允许社会力量办学。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报告》还强调“，集体和个人也可以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并在以后的政策中得以延续。这一突破对往后的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阶段职业教育的恢复发展奠定了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基础，这个基础也成为我们今天职业教育取得成就的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把发展职业教育的任务主要赋予正规学校；对发展职业教育必需的外部制度的建构考虑不足；行业参与机制缺失；办学多头并缺乏统一协调；国家能力标准、统一职业资格制度与学历职业教育之间的匹配不完善；在薄弱高中基础上改建的职业高中低标准办学；等等。 

（二）发展阶段（ 1985-1996 年） 

本阶段从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至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实施，职业教育发展呈现出政府推动、外部驱动、规模发展迅速等特点。 

1 .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确立。 1985 年《决定》发布，标志着包含职业教育在内的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思路已经初步形成。《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定位、发展路径以及相关政策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明确要求各单位招工应优先录用职教毕业生的倾斜政策，并且确定了学校教育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的方针。《决定》肯定了“社会力量办学”，为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提供了政策基础。《决定》中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为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确定了基调。这一时阶段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1996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分别为57 . 68% 和56 . 77% ,达到了新时期的最高点。从1987-1992 年，职业教育经费从0.603 亿元上升到14.21 亿元，年平均递增18.7% ,在全国地方教育事业费支出中的比重由3.05% 提高到3.65% ;职业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从1.27 亿元上升到736 亿元。 

2 .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和内涵发展并重。 1991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继续扩大招生规模，使全国中职的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通高中的在校生人数。在扩大招生的同时，主要走内涵发展的路子。其中包括：（ 1 ）有计划地建设骨干校、示范校。从1991 年起，推动建设一大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和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扩大对职业学校的投入来提升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 2 ）提出职业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问题。要求制订职业技术教育教师的任职条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的待遇。沿着这一政策方向， 1995 年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职教师资班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的通知》，其中规定，职教师资班的学生可享受师范生待遇，免收学费，并实行专业奖学金制度，以保障职教师资队伍有稳定的来源。 

此外，中职生继续教育通道宣告开通。 1991 年国家教委在《关于推荐应届职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推荐报考的职业高中毕业生与普通高中会考合格的考生具有同样的资格和权利，录取时应同样对待。”这一政策打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鸿沟，意义重大。 

3 .职业教育办学引入市场机制。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目标确定。 1993 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继续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今后职业学校要走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产教结合的路子。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即“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职业教育举办者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政策取向转变为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办学来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逐步在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就业、教学设施、专业设置和课程等方面逐渐减少政府的计划控制和支持。显然，全国开始了引入市场力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探索。 

4 .职业教育立法。 1996 年实施的《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政策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它确定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政府、社会、企业、学校以及个人在职业教育中的义务和权利，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方法途径，规定了职业学校的设置标准和进入条件等。虽然该法基本属于“宣言性”立法，但它基于新时期职业教育的经验，特别规定了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责任。 

[2] 职业教育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标志着职业教育开始走上依法建设的轨道。简言之，从1985-1996 年，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一个上升发展期。职普招生比例首次超过了一。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一局面的形成：（ 1 ）计划经济的惯性。由于实行统包统配，职教的出口稳定，良好的就业前景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专学校、技工学校。（ 2 ）迅速发展的城市服务业客观上推动了按照市场需求、实行自主择业的职业高中的发展。（ 3 ）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如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建设国家级和省级的中等职业学校、鼓励普职沟通、优先对口就业、加强职教立法等，促成职业教育规模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以外部驱动为主带来的外延发展的繁荣暂时推迟了职业教育中潜在危机的显现。 

（三）滑坡阶段（ 1997-2001 年） 

本阶段是职业教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引入市场驱动机制的转型期，职业教育矛盾重重，中等职业教育出现困顿与危机。 

自1997 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招生的比例不断下降，招生数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下降，被认可度降低，中等职业教育处于一片悲观和迷茫氛围之中。 

1. 生源减少。进入“九五”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职业教育原有的计划培养模式的基础逐渐丧失。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转制及关停并转，使得中职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幅减少。中职毕业生就业困难所释放出的信息，开始对初中毕业生对职校的选择产生抑制效应。 

2. 自身改革滞后。职业教育计划培养的社会经济基础变了，培养模式却没有相应地转变。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与就业关联性不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也不强，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3. 国家支持力度下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家财政投入的减少，①中专和技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很多优惠政策被逐步取消，这些优惠政策包括学校招生靠国家计划、学生上学既转户口又拿人民助学金、学生毕业国家包分配工作等。这样， 1995 年开始实施的中专学校毕业生逐步实现缴费上学、自主择业的政策效力显现，使占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总数1/3 以上的中专学校失去了对初中毕业生低收费、包分配的巨大吸引力。 

4. 高校扩招。同期高校扩招带来了普通高中热。鄙薄职教“、抑职扬普”观念升温，普高在校生数1997 年较1996 年猛增14 %,中职生源数则相应锐减。 

5. 政策信息不确定。此时，宏观政策层面对是否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关键问题释放出不确定的信息。例如，教育部领导在1998 年10 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讲到：“到下世纪初，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从以数量发展为主转移到以巩固提高为主。” [3] 翌年《决定》又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积极发展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内的高中阶段教育。”先是说“以巩固提高为主”，后又提出“大力发展高职”，措辞用语的变化，使得中等职业学校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另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大招生的开始，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受到更多重视，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却没有被明显突出和强调，相反，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在政策的支持下，纷纷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 

6. 世界银行意见的干扰。 1998 年世界银行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中建议中国修改既有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占高中阶段60 %的政策，降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在未来20 年里，把中学阶段的纯职业学校数量按照地方的条件进行缩减，逐渐以2 年制中学后职业教育机构来取而代之。 

[4] 基于上述多种因素，从1997-2001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从520.77万人减至397.63 万人，中职与普高的招生比从62.15 ∶ 37.85 降至41.58 ∶58.42 .为给“普高热”降温， 1999 年8 月，教育部下发文件《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处理好普通高中的发展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系……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但它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四）重振阶段（ 2002-2008 年） 

本阶段在于重新认识职业教育，确立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重点不动摇，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 

1 .国务院召开三次职教会议。从2002-2005 年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务院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作出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2 ）、国务院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4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2005）。三个会议文件的特点分别是：原则宣示、原则细化、确定发展目标、措施和投入。会议的高层级、高频度，是中国职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迫切心情。尤其是2005 年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到2010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 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在内涵发展上，引入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提出了职业教育要适应人们终身学习需要、与劳动就业密切结合、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 .重振阶段的三个思路。总起来看，2002年以后职业教育的主要发展思路包括三方面： 

一是增加职业教育的入学机会，扩大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在2005 、2006 、 2007 连续三年中职每年扩招100 万名学生。目前，中职、高职的在校生数分别占高中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数的一半，即“两个一半”的规模。

二是发展有质量的职业教育。一方面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加强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确保职教质量所需的硬件条件，实施了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县级职教中心建设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另一方面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半工半读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了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不仅要确保更多的人有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而且还要确保提供达标的、有质量的职业教育服务。 

三是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中来自贫困家庭的比例远远高于高等教育贫困学生所占的比例，急需得到资助。 2005 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首次决定在中等职业教育中建立贫困学生助学制度，成为政策亮点。 2006 年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随后予以落实，要建立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学费减免制度、助学贷款或延期支付学费制度。

这样，经过1997-2002 年的滑坡和此后的政策重构，职业教育走上了理念明确、支持系统逐渐成型的发展道路。

图为内审会现场。

4月28日，全国邮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邮政行指委）在京召开中职邮政通信管理专业教学标准内审会，来自教育部、国家邮政局、行业内企业、有关院校和协会的专家及标准编写组成员参加会议。国家局人事司副司长储蔚主持内审会。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是指导和管理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工作的主要依据，是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的纲领性教学文件，对促进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新制定的教学标准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增加快递专业内容。原专业仅有邮政业务内容，为适应快递行业人才需求，单独设立快递业务课程，并安排了快件收派、快件处理等6项专业教学课程内容。二是大幅增加实训、实习课时。对学校加强实训室软硬件配备和企业实训基地建设等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提升学生技能操作水平，缩短毕业生实习成长期。三是突出行业安全教育。为保证寄递渠道安全，在标准中明确要求院校要将安全知识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提升行业安全保障。 

会上，专家们对编写组提交的标准及调研报告送审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对具体内容提出修改建议，一致同意通过内审。修改后的中职邮政通信管理专业教学标准将于近期提交教育部审定后发布。

    人民网青岛4月30日电 日前，由中国教育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主办，青岛市教育局承办的中德（青岛）职教合作示范基地揭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中德职教合作基地正式落户山东省青岛市，也是两国教育部继上海、重庆之后设立的第三个职教合作示范基地。

    赣水鄱湖迎贵客，共谋大略求发展。3月27日下午，江西高校师生代表500多人欢聚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本次论坛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承办，旨在引导江西省高校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央重要精神，深刻领会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意义，以改革为主旋律，找准深化高等教育领域和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着力点，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向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转型，向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转型，探索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思路。

　　主持人：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郭奕珊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朱 虹

　　聚合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正能量

　　改革是今年教育工作的主旋律，探讨深化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改革的有效路径，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是当前高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凝聚教育改革发展共识

　　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近年来，江西教育战线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战略目标，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明确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公平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思路，紧紧围绕“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的总体要求，以改革为主旋律，坚持导向、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加大投入、转变职能，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向为地方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转型、向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转型，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打造江西教育升级版，学前教育普及发展得到扩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得到加快，中等教育特色发展得到深化，职业教育能力发展得到强化，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得到加强，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江西教育的实践探索，充分表明，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就江西高等教育来说，一定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一切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把思想品德、人文素养和身心健康素质的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一是坚持以德为先。《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人追求的“三不朽”，其中“立德”是第一位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教育，德育也是放在首位。可以说，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既是对我国德育为先优良教育传统的坚守和继承，也是对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方针的贯彻和强化，还是对当下育人过程中德育淡化的一种纠正。二是坚守育人之道。大学的基本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其中“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大学作为“学堂”，一开始就是以培养人为初始目标的，也是以培养人为存在的终极旨归，离开了初始目标和终极旨归，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三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是重要的教育阵地，也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意识形态阵地。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导致各种利益的调整、冲撞加剧，各种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和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对高校师生的思想产生冲击；再者，随着高校改革发展和网络的广泛普及，高校师生的思想和行为本身会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这些都需要我们更加重视高校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

　　三、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明确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总理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工作时提出“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响亮口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引擎的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江西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战略突破口，坚持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加快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是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开展中职、高职、应用技术大学贯通衔接试点，积极推动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目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探索五年一贯制、“3+2”、“联合招生、分段培养”等多种教育方式。推广弹性学制，实行工学结合，完善顶岗实习办法。实施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二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三对接”，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做到学以致用。深化课程和教学改革，着力构建和实施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重点、理论实践一体化、中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课程教学体系，实行委托培养、订单培养、招工与招生一体化，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为升级“中国制造”提供人才动力。三是深化产教融合。坚持与现实需求接轨，研究制定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的具体政策，鼓励吸引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加快职教集团建设，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真正打通企业与职业院校人才流动通道，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四是整合职教资源。采取撤并、共建、联办、划转等形式，对全省中职教育进行布局结构调整，着力解决中职教育“散、小、差”的问题，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五是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加快研究出台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完善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政策，加强职业学校达标学校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办好一批高水平示范校和品牌专业，引领带动全省职业教育发展。

　　四、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方向。江西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就要继续围绕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坚决按照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均衡推进向重点突破转变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办学特色，增强创新能力，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打造高校品牌，培养应用人才，提升管理水平，推进高校内涵建设。

　　一是促转型。按照服务地方经济、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思路，积极推动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的转型发展，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克服同质化现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目前江西已经在探索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联合培养本科技能型人才的工作。二是重质量，大力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强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强化育人环节，大力推进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卓越教师、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法律人才等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三是调结构，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契合度差的问题。调整教学结构，进一步强化高校实践教学环节工作，重点建设一批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调整学生结构，逐步压缩本科生培养规模,积极扩大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调整教师结构，今后本科高校除体育、艺术等特殊专业外，担任教学的一线教师一般要有博士学位，担任学校行政工作的一般也要有硕士以上研究生学历。四是抓创新。继续深入实施高校“2011协同创新计划”，全面提升江西高校协同创新能力。前年，江西率先在全国启动了“高校2011协同创新计划”，投入8亿元，计划用4年建设40个面向科学前沿、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发展、文化传承等领域的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到现在已经评选了两批共计21个，在全省乃至全国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五是建机制。要按照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要求，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更好地发挥高校办学主体地位。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加快高校“一校一章程”建设，实现“学术立校、教授治学”。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王继平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深化改革是当前职业教育的突出任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5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但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两个基本、一个进入”的教育目标任务，职业教育面临五大困难：一是管理体制不完善，统筹不力，多头管理。二是办学体制不完善，行业、企业参与不足，甚至缺位。三是体系不完善，中职和高职之间、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之间缺乏衔接沟通。四是保障机制不健全，办学条件总体较差。五是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职业教育类学校及其毕业生待遇和社会地位低。职业教育面临五大挑战：一是经济转型升级，职业教育如何主动适应。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社会老龄化日益加剧，职业教育如何应对。三是“四化同步”，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职业教育如何服务。四是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职业教育如何提供支撑。五是更高质量的就业，职业教育如何发挥作用。解决上述困难、挑战的根本办法要靠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方向，明确了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职业教育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的组成部分，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的重要任务和举措。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树立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职业教育深化改革，要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开关和目的、主要任务、改革方向、出发点和落脚点等联系起来，特别是要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的要求联系起来。职业教育具有教育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劳动经济属性，不宜用办一般教育的方法办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的有机结合，与劳动制度分离的职业教育不是真正意义的职业教育。要改变那种简单以学校、学科、学历、学位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树立人人成才、多样成才、终身发展的教育观和人才观，坚持服务宗旨和就业导向不动摇。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要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中心任务，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是简单的教育层次之间的衔接和沟通，它至少包括法律和制度体系、管理体系、办学体系、实施机构内部治理体系、保障体系、评价体系等六个组成部分。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打造中国职业教育的升级版，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升级版的职业教育，应具有一体化、信息化和开放性三大特征。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举措和要求为重点，力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所突破。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核心，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原则，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职业教育改革要跟上社会步伐。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力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要发展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培养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形成“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占山

　　加快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

　　目前，职业教育仍面临着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很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国家的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我认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应该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治理的架构。要明确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各参与方的职责。国家职业教育治理的参与方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只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而是应由政府、行业（部门）、工会、社会组织、职业院校（职业教育机构、培训机构）和企业等，这些都应该是职业教育治理的参与方，而且其职责应该明确。政府的责任主要是应通过人大抓好立法、立规、制定方针政策。国务院应该明确国家职业教育只能一个部门负责牵头协调，制定政策，制定标准，在规范性、法律性、规章性、条律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二是基本制度。要明确国家职业教育治理方面若干制度框架，这对提高国家职业教育整体上的运作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

　　1.双证书问题。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如何对应，跟国家的职业资格制度设计有着很大的关系。应明确，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同时具备一种资格，拿到一种证书，才能从事某种职业。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劳动者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升，得到发展。但目前全国两亿农民工盲目流动，没有任何准入制度要求，不需要任何培训，从事哪种职业都可以。

　　2.新学徒制问题。新学徒制不单单是教育部门所能做的，在制度设计上对企业应该有要求和规定，国家对实行这种制度的企业应有法律保障给予什么补贴，对参与学徒制的学生给予什么政策等等。另外，这种制度跟学校教育是什么关系，实行这种制度的企业有没有一个规范要求，这涉及一整套制度设计问题。

　　3.人事制度问题。职业学校招聘教师没有自主权，必须按照人事部门的规定，只能从应届大学毕业生、研究生里边来招。而国外对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还明确规定，必须在企业或者研究机构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三年以上。奥地利规定应聘职业学校的教师必须在相关企业有七年以上资历，而且你在这个领域还小有名气，不然你当不了职业学校教师。

　　4.投资体制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对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没有标准。尽管后来有多个省市出台了，但是差别很大，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职业教育如果想要培养的学生能够满足企业用人需求，那么学校的教学设备和办学条件至少要与企业同步。要同步就要投入。然而，长期以来，中等职业学校的经费投入标准远远低于普通高中生均经费标准。

　　三是法律政策保障。要构建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必须具有法律保障。国家虽然有职业教育法，但是这个法只是个原则性的法，只是规定了一些原则，不具体。谁违法，怎么违法，怎么处理，违背了哪条，怎么去衡量它，职业教育法没有涉及。希望在职业教育法修订中能够明确国家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参与治理的各参与方的职责、基本制度、企业的职责、学校的自主权等等。

　　四是评价、监测。要明确国家职业教育的评价和监测系统。这个系统的建立，在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国家要建立举办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资质认证机构，这是保证职业教育质量的根本举措。政府应指定一些机构对职业教育进行评价、质量检测。现在是政府部门直接抓，应该交给第三方机构。

　　总之，现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国家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而推进我国职业教育转型升级。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 纪宝成

　　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五大问题

　　学习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有一点体会我非常深刻，这就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解决重大问题为导向”，来推进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这表示，深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就不叫改革。

　　教育的深化改革，就要深入探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问题找准了，改革才有目标，发展才有方向，才有可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带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所以，我今天主要是提出一些问题来和大家共同思考。

　　第一个问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良好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尖锐矛盾。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GDP大幅度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迅速提升，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良好高等教育的追求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我们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增加了很多，但是，离实际需求还是差距较大。这个矛盾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集中反映。很明显，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与整个社会教育的一个偏向——“浓浓的精英教育情结”形成的尖锐矛盾，而且愈演愈烈。通常认为中国的大学分为三类：一类是研究型大学，一类是教学型大学，一类是职业技术院校。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整个社会就被研究型大学、精英教育这个情结所主导。从中专到大专，从本科到硕士生，从博士生到博士后，不到博士后就不到光辉的顶点。而且，高考一本、二本、三本、高职梯次录取，天然把高等院校分成了四类，把高职打入了高等教育最底层。所有大学都希望自己最终要成为一个精英教育的大学。政府、社会、家长、学生、学校五位一体，都是浓浓的精英教育情结。

　　第三个问题，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与“分数第一”的升学机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一律凭分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了社会公平的标志之一。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从“又红又专”到“四有新人”，从“素质教育”到“立德树人”，这些提法都不是讲的分数第一。但我们的升学制度就讲究“分数第一”，而且是严格按照“分数第一”，从高分到低分，决不允许录了低分的没录高分的，差一分都不行。

　　第四个问题，规模、结构、质量、效益，这四方面完整的发展概念，如何协调发展？这些年来，我们最看重的是规模和速度，结构、质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从1999年到2010年，中国新增加高等院校1200多所，年平均增加100所，基本每三天就有一所大学成立，而且持续12年之久。这些新的学校，是否具备正规高等教育需要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制度准备、物质准备、精神上的积累？能否保证教学质量？

　　第五个问题，官本位、钱本位和学术本位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官本位”的思想强烈，行政就会干预学术，包括随意干预高校内部事务。事实上，学校不少事务都受到打着各种旗号的不应有、不恰当甚至是匪夷所思的行政干预，以至于《高教法》规定的高校自主权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不同程度地被剥夺而难以得到落实，更不要谈新的自主权了。“钱本位”就会扭曲学校办学行为，扭曲教授的教学行为，会冲击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导致出现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学术腐败。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学校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所以，只有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实现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必要的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彻底破解这五大问题，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校长 郭杰忠

　　把立德树人的任务落到实处

　　高等教育如何把十八大提出的“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落到实处，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键在于我们要把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总书记去年在山东曲阜考察时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既是对孔子等先贤以德治国、以德立人等传统道德理论的现实回应，也是针对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现实关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古代先贤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此，古往今来，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始终是教育第一位的要求。当前的关键，是要把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实化、具体化，转化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神圣使命，必须切实做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德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如何立德？德育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它是一种发于情、出于自愿的行为。德育是从小德到大德的积累，积小德为大德，积小善为大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复杂过程。个人道德重在“忠孝”、重在“责任”。“忠孝”二字，最基本的含义应是忠于国家、孝敬父母。去年，我们给全体2013级新生布置了一份作业，就是给父母、恩师和未来的自己分别写一封信。第一封写给父母，体现一份孝心。告诉他们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能够独立解决各种问题，请他们放心。第二封写给小学、中学印象最深的老师，感谢师恩，体现感恩之心。第三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对自己的将来做个预测，给自己设立目标、做出规划，体现责任心。通过这三封信，以传统的方式，联络亲情、反思恩情、增长才情，对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一个很好的反思与定位。这让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确学习的目的与方向。

　　如何树人？高等教育发展要把握一个主旋律——改革，以内涵建设为主线，在特色上下功夫，在转型上做文章。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作为一所以师范为主体、以职教师资培养为特色的大学，坚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着重把握好三个关节点：

　　一是市场导向。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与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必须接受市场的评价和检验。近年来，我们学校面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需求，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职教师资和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对普通本科生实施“综合素质、专业能力、职业方向”“三位一体”分流培养模式，创新职教师资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实现学生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二是校企结合。学校推进“五双”教学，积极实施“双导师”、“双证书”、“双专业”、“双基地”、“双语种”改革，大力加强“双主体双基地”建设，实现校企深度合作。目前已与190余家企业签订协议，开展校企合作一体化人才培养。如，学校电子类专业与企业开设“亚龙职教师资培养实验班”，药学专业与企业开设“九洲药业班”，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无缝对接。

　　三是技能为要。技能是事关培养人才的职业态度、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等能力。职教师资和应用型人才的特点就在于有“一技之长”。作为江西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试点项目，学校从2012年开始，在全国首创导游“金牌讲解班”，实行“专业技能与文化课程和素质教育”三位一体的课程构架，即以金牌讲解专业技能为主体，如语言技巧（双语）、才艺技巧、文化能力和审美素养等，辅以与之匹配的综合素质理论和实践课程，如旅游接待、礼仪、声乐、舞蹈和形体等，为地方经济培养一批具备精湛才艺、优雅气质、深厚底蕴、娴熟技能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4月23日，中国和英国在北京举行2014年中英教育峰会暨中英高级别人文机制交流会。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田一涵 北京报道）今日下午，第三届京交会教育板块媒体访谈会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本部举行。据中国国际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林佐平介绍，将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家国际教育机构参与，与国内16个省市的教育机构进行交流对接，洽谈优质国际教育项目合作。 近60%的参展参会单位来自境外或是其在国内的代表处。

　　第三届京交会教育展主题为“创新 融合 发展”，重点围绕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绿色教育三大热点领域，着力推动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突出项目引进与本土教育相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让更多的学校，特别是职业院校及培训机构有机会在京交会上展示优质教育项目及优质教育资源，方便广大教育界人士参观和交流，本届京交会教育展专门设立2014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发展交流大会，同时在邀请国外权威职业教育机构，重点推介服务于职业院校的课程引进、专业资格证书培训项目合作、校企人才订单式培养、毕业生实习及就业安置项目等。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首次通过展示优秀绿色校园建设项目和解决方案，试点展示和推广绿色教育理念。幷将在后续的活动中为广大学校提供绿色专业级课程引进、教师和人才培训、人才培养及就业安置等系列国际合作支持，幷将举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还首次邀请了英国自闭症协会的专家对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进行专门的培训。

 李华 绘

　　编者按

　　“善政必简”。转变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教育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当下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学校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企业难以有效参与。实现职业教育的善治，需要政府充分放权，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寻找到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点。本期，我们邀请三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就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述各自的观点。

　　政府主导，为何会偏离社会需求

　　刘亚荣

　　李克强总理在2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明确指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和策略。“现代职业教育，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举措；”但他同时指出：“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很可能偏离社会需求。”这让很多职业教育人既喜悦，又困惑。为什么国家将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却又强调不应该由政府主导？

　　政府不能替代市场的根本原因

　　社会发展基本的资源配置有两种，一种是市场，一种是组织。组织一般提供确定性的产品或服务方式。组织向市场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但交换产品的方式，大都采取市场方式。只有那些大家都需要的产品，才采取政府组织的方式生产，并由政府组织的方式向所有人提供，如法律、制度、社会公益产品。

　　为适应经济的发展，为经济体不断提供各级各类人才的职业教育，也必须适应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状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即教育可以是组织的方式，但教育服务与经济体之间的供求交换，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这样才能有效激励教育组织随时关注市场变化和需要。如果通过政府来传递变化信息，并组织生产，将永远滞后于市场需求。这是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引导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政府必须提供哪些公共供给

　　政府主要的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的环节，而不是替代市场本身。在劳动力市场中，市场失灵可以列举以下几个表现：

　　一是健全的劳动力就业信息。

　　人人都需要劳动力需求信息，但是信息的搜集、建库和发布需要高度权威的机构，只有各级政府才能胜任。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国家和区域的劳动力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已经成为可能。政府提供这一服务的方式可通过市场方式购买，这样既可以防止公共服务成本增加，也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信息的更新提供资金支撑。

　　二是公共需要的制度和环境。

　　市场交易既需要制度支持，也需要平等的环境。劳动力市场违约现象频发，法律制度是必要的公共服务，也是为维护所有市场契约达成的必要手段。另外，核查办学资质，保证办学的长期有效和办学质量，也都是公共需要。市场环境下，教育机构的竞争环境需要公平性，政府需要在其管辖区域内对所有教育机构保持中立，才能创设公平竞争环境。

　　三是战略性需要和公共教育服务产品。

　　所谓战略性需要，是基于战略发展规划，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政府通过委托经营和市场购买方式，更有效地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例如，宁波市政府基于本地产业大量需要工科学生而向民办高校按生均进行拨款、齐齐哈尔市政府委托本地民办高职管理一个县域的职业教育中心。

　　公共教育服务包括两类教育服务：一类是社会必须的劳动岗位，市场无法提供，政府可以购买，例如偏远地区的教师特岗补贴。另一类是素质教育。这是任何类型教育都必须提供的内容，是所有人的共同需要，任何国家政府都愿意为此买单。

　　大多数国家从两类公共教育服务出发，对教育进行分类。教育分类是组织专业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教育机构相互分工、提高办学效率。体现在政策上，也便于按不同教育分类出台不同的政策，因为不同类型教育在人、财、物和事方面的需求上有所区别。

　　具体到职业教育，由于职业教育是非义务教育，财政低潮时最先削减的预算是这类学校的拨款，所以在财政充盈时要多储备人才，帮助国家或者区域迅速走出经济低谷。同时，职业教育直接面对市场、面向就业，这类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种经济投入行为，这种投入和生产由于需要形成多方面的技能，培养方式复杂，因此具有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直接生产成本高的特点。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要，不能通过严酷的市场检验，无论是教育者个体，还是学校个体，都无法单独承受市场“之重”。政府可以在生产环节和市场交易环节提供信息服务，帮助职业教育的相关利益者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职业教育迅速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如何在市场引导下自主办学

　　职业教育无论何种层次，有几点是共同的：1.从入口看，生源多样化，表现在年龄没有界限，素质和职业能力也有很大差异性。2.从出口看，面向一定职业领域就业，存在着市场不确定性风险。3.教师要有专业知识，也要了解专业技能，甚至是某领域的职业人。4.教学内容是知识传授、技能培训、职业素养教育的杂糅。5.教学方法多样化，需要更多的实践、更多样化的时间安排和更复杂的教学环境和条件。

　　基于以上几个共同特点，职业教育机构发展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条件：

　　一是职业教育机构必须成为市场主体，有更自主的发展环境。

　　纯粹的公办教育机构在自主管理能力和适应多样化方面，具有先天的机制性缺陷。因此，面对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公办职业教育机构占大多数的现状，放开职业教育的投资领域，激励民间资本投入职业教育，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是面对市场的职业教育机构必须有良好内部治理环境和能力。

　　良好的内部治理组织纳入和能力包括：1.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校领导。市场需要企业家精神引领的组织，这是市场创新的首要条件。2.良好的内部组织管理。组织发展需要良好的治理，管理出效益是人人皆知的公理。3.改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打通企业和学校用人。我国事业单位性质的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由于劳动力市场不统一，给人力资源流通带来壁垒，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和薪酬系统。4.相对民主的管理环境，以及民主环境下产生的教学方式改革。行政化是我国公办学校的主要特点，在这种体制中，教育不能满足社会个体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学习者的学习环境需要。

　　三是面对市场的职业教育机构对政府提出自主的政策需要，可促成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和管理服务。

　　政策能不能有效贯彻执行，取决于是否符合基层需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必须要因地制宜，区域化、地方化甚至个体化都可能是将来各级政府所要面对的职业教育政策环境。（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部主任）

　　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三重核心命题

　　邬志辉 李涛

　　命题一：建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何以紧迫

　　改革开放30年来过度依赖第一、二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产业结构需要向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其背后的核心是要全面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日常消费能力，与之相配套的首要因素则是提高单位时间内劳动力的技术含量和生产价值。

　　在新阶段，需要加快升级换代的“中国模式”的核心命题，也正是普通公民个体自身劳动技能水平的全面提高。与新兴产业链和最广大社会成员最为紧密关联的职业教育，无疑将在其中扮演革命性的角色。

　　一方面，“中国创造”这一时代诉求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理性化建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职业教育发展中所长期面临的产教脱节、市场滞后、培训低质、观念落后、社会诟病、管理低效等重重危机也亟待自我革命与外部改良。由此可见，建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十分紧迫，而其当下的核心则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建构。

　　命题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何以可行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考虑四个核心层面的问题：

　　一是治理主体问题，即“谁治理”的问题。职业教育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的庞大系统，它不仅是政府和学校的事情，还包括企业、行业、社区、家庭及“相关市场主体”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因此，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首，就是要立法保证多元主体在职业教育中的合法性，确保强势主体对其他主体诉求的及时回应和有效调试，赋予多元主体在法治保障范围内合理的可问责和可评价权利。

　　二是治理方式问题，即“怎么治理”问题。传统的职业教育体系存在“单向管理”和“多头管理”并存的症结。“单向管理”主要是指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个环节中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管、办、评三者互不分离，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进而使人才培养同质化、学校建设行政化、专业设置封闭化。企业主体一方面难以招聘或订制到高素质的契合型劳动者，而要靠自身培养合适员工，提高了成本，加重了负担；另一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积极有效地参与到人才培养中，而国家日益增加的职业教育拨款又进一步强化了职业学校行政化办学思路，从而导致企业参与的“挤出效应”。“多头管理”主要是指在行业与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越位或缺位的交叉或无主管理，凡有利可图之处，如资格认定、考级收费等，则各主体都尽其所能将之揽入怀中，但无利可图或吃力不讨好之处，如长期性的经费投入、无利的常规管理等，则各主体都会尽量推诿或低度参与。基于此，治理方式层面的改革不仅仅要求多元主体都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发展中来，而是要寻找到各主体积极参与和有效参与的利益平衡点。

　　三是治理结构问题，即“治理什么”的问题。主要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前者主要是完善职业学校的治理结构，提高自主办学和高质办学的能力，后者主要指建立健全治理法律结构、治理资质结构、治理信誉结构等。其中治理法律结构指明确职业教育中各组织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治理资质结构主要指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标准设定、目标预计、政策达成、督导程序等要素通过何种网状结构得以有效实践；治理信誉结构主要指学生就业率、企业用户满意度、家庭认同度、社会影响力等的排名，和师资认定、课程评价以及理论学习、实践学习环节中的过程评价等因素如何达成合理共识。

　　四是治理评价问题，即“怎么知道治理得好不好”问题。包括同行评价、企业评价以及社会评价三个层面的公共性意见，其中社会评价需要学生、家长和媒体的共同参与。

　　命题三：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三个核心维度：

　　一是治理的咨询决策能力的现代化。

　　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子能力：一是决策的科学性能力，这就亟待建立职业教育发展多维度、全方位、公开化和真实性的数据库，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高现代职业教育公共决策的分析能力和治理水平；二是决策的有效性能力，中央政府不能也不需包办所有的公共决策，而要艺术性地适度分权。很多决策若交给地方政府或学校、行业、企业，决策的有效性会更高，并能提高决策渐进试错的能力。三是决策的民主性能力，决策不仅是政治家的事情，也是当事者、学者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事情，如何生成决策治理的民主机制、畅通决策治理的渠道，是决策民主性能力研究的核心要素。

　　二是治理的智能纠错能力的现代化。

　　它也包括三重子能力：一是自我发现错误的治理能力；二是自我调适错误的治理能力；三是错误合理兼容度的治理能力。

　　三是治理的高效运转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的结果不是导致职业教育运转的低效率，更不是诱发新的混乱，相反，善治是在制度理性化、方式民主化、过程法治化、程序透明化、手段文明化、结构网络化、技术现代化、结果可预期化的实践中达成目标推进的低阻力和高合作，从而保证职业教育事务的高效优质运转。（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推进善治：实现现代转型

　　于志晶 李玉静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职业教育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善治改革指明了方向。

　　所谓的善治，强调的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多元化，核心内涵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职业教育管理是社会治理的范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由政府包揽的特征比较突出，直接的后果是行业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社会力量介入不充分、办学活力不足。在我国推进职业教育的善治，重点是要解决好政府与行业企业、学校等之间的办学主体关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动力作用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

　　从操作层面看，当前推进职业教育的善治要抓紧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加快修法，推进依法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善治首先需要法治保障。我国的《职业教育法》颁行于1996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法律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日益突出，加快法律修订工作十分迫切。职教法修订的重点是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进一步明晰法律的行政主体和法律责任。建设职业教育法治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严格执法，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实现职业教育的治理从管控规制向依法办学转变。

　　二是理顺关系，推进统筹发展。在我国具有管理职业教育职能的部门除教育与人社部门外，其他一些部门如农业、工业、卫生等也都负有管理本系统职业教育的职责，职业教育发展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资源整合乏力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另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业教育管理权限也不十分清晰。从部门管理角度看，要从目前的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逐步转向职业教育的统一管理；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中央主要把握教育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方向，提供标准，地方侧重于整合资源，最大化发挥资源提供最好的教育服务，并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统筹职责。

　　三是简政放权，推进自主发展。按照“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的原则，扩大和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高职院校自主制定招生方案、设置专业、评聘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招聘高技能人才、确定内设机构；中职学校自主确定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方式、设备配置和教材使用、教师聘用和收入分配、校园规划和资源配置。职业院校依法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章程和制度，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坚持和完善中职学校校长负责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实行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与学校领导、骨干教师相互兼职制度，形成新型的政府-学校-社会关系。

　　四是激发动力，推进合作发展。把职业教育作为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的优先领域，允许以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育，允许举办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职业院校，允许公办和民办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引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的课程与教材开发、教育管理和质量评价。通过政府补贴、授权委托等方式，支持行业组织履行好发布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和就业信息、指导专业设置和教学工作、开展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等职责。

　　五是市场引导，推进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企业要根据市场的供求变化，自主地选择投资、选择转型升级的路径，职业教育也要从过去依赖政府主导办学转而要遵循市场的引导办学，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是透明公开，推进科学发展。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一些重大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如考试制度的改革、实施资助和免学费政策、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确定生均拨款标准、职业培训的补贴等，都涉及广大群体的切身利益，所以要在信息充分公开的基础上，开展广泛协商，广集民智，形成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职业教育决策机制。

　　七是强化监督，推进高效发展。把职业教育纳入教育督导范围，实行职业教育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建立督导监察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各级人大和司法机关要加强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司法监督，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积极开展第三方评价，创新职业教育评估机制。（作者单位：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