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4月1日电 记者董城1日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北京市属高校今年将在中西部地区适度扩招。

        据介绍，北京市属高校2014年计划招收8.45万人，与上年持平。其中，本科招生计划为4.65万人，高职（专科）招生计划3.8万人。

        今年，北京市属高校京外招生计划数虽然稳中有降，但调整了京外各省市区的计划安排，中西部地区招生计划数不降反升。根据统一部署，北京市属各高校在中西部省市招生不得少于去年计划数，须完成教育部下达的面向河南、贵州、西藏、新疆等9个中西部省（区）的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3500人。

　　3月25日上午，郑州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近几年全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进一步分析了全市职成教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职成教工作。

　　自2008年省政府实施职教攻坚战略以来，郑州市职业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该市以办人民满意和发展需要的教育为目标，以大力实施职业教育攻坚计划为主线，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为郑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郑州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郑州市将突出职业教育的超前发展、统筹发展、内涵发展、集团发展；推动资源整合、产教融合，坚持分类指导、培育龙头、突出特色，深化校企合作；建构立足经济、面向社会、服务行业，龙头院校示范引领、特色院校合理布局的现代职业教育新格局；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吸引力和服务能力。

　　针对今后一阶段我市的职业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八点要求：一是理清思路，进一步转变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式。促进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质量提高转变；促进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统筹管理、系统衔接、协调发展；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由主要依靠政府及教育部门，向依靠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协同推进转变。二是明确定位，加快职业教育园区建设进程。根据郑州市地方经济的发展阶段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行业岗位职业群的具体要求来定位，抓住职教园区建设有利机遇，在办学定位、发展方向、学校规模等方面重新谋划，逐步形成中高职相衔接，规模化、集团化办学的良好局面。三是多角度、深层次地推进校企合作，完善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促进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推进集团化办学。四是加快调整专业课程结构。确立专业建设的突出地位，结合自身办学条件，通过重组与整合，集中力量办好1-2个专业集群，以职业标准为基准，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服务终身发展为目标，形成适应经济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课程建设机制。五是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着力职普融合、协调发展，做好中高职人才培养体系的衔接，推进生均财政拨款预算改革，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六是深化教学改革，提升育人品质。要进一步深化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深入开展教学方法改革，提高教学效率，重视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建设工作，重视学校德育工作，改进考试考核方法；七是优化结构，加强队伍建设。成立郑州市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服务中心，研究部署职业学校队伍建设问题；八是树立郑州社区教育的品牌。紧紧围绕社区建设发展需要和郑州都市区建设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搭建学习平台，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升全体市民和各类组织的学习力、创造力。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深入推进和东丽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批被征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就业的需求程度日益增加。要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再就业，就要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而提高就业能力，关键要靠培训。与直接给予补贴、岗位相比，培训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根本性举措。实施城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城乡居民充分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是区委、区政府全面落实城乡一体化战略，促和谐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几年来，东丽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培训许多工作尚处在探索阶段，与新形势的契合发展仍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探讨改进，现将调研情况及一些分析思考综述如下。

　　东丽区农村劳动力及转移就业情况

　　据统计，本区现有户籍人口34.69万人，劳动年龄段（男16—60岁，女16-50岁）人口为17.25万人，其中农村户籍劳动力11.86万人，占全区劳动力总人口的68.75%。

　　从总体看，东丽区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低，专业技能少。全区有83.4%的适龄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仅占6.6%。经就业训练中心培训后取得相应技术等级的职工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28%，其中培训中级工仅437人，经培训取得高级技工资格的更是仅有6名。

　　从目前全区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初步分析，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农业就业。城市化建设使得我区农业由过去一家一户的粗放型农业，变成了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园吸纳农民就业，让部分农民由靠农业生产性收入转变为工资性收入的农业产业工人。农业就业人群绝大多数是“4050”人员。农业就业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的流动性，工作时间呈季节性，比较灵活，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如大棚蔬菜、瓜果种植季节工。

　　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半工半农兼业就业。农村劳动力中约15%的劳动力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或半工半农的兼业，他们有的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有的没有固定工作岗位，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部分时间从事非农生产，包括绿化工等社会公益岗位、企业及其它临时工等。

　　工业就业。这是我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按就业地域划分有区内就业和区外就业两种。这类农村劳动力一是在就近工业产业园区企业和村镇企业就业为主，比重达60%以上，主要是20－40岁的劳动力。一般在电子、服装、机械加工及化工企业工作，从事简单操作；二是区外就业，主要是在占地的市级功能区企业和相邻区县企业就业，少部分人员在外省市或出国就业。工作相对稳定，有固定工资收入。

　　服务业就业。服务业岗位正逐步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如保安、保洁、营业员、服务员、公益性岗位等。

　　综上所述，目前农村16至60岁的农村劳动力中，实现非农就业（指从事相对稳定的工作、有固定工资性收入的群体）的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5.87%；农业就业的约占总劳力的5.08%；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即没有固定工作、兼业的农民）的约占总劳力的8.86%；属于未就业状态的约占10.19%。

　　农村劳动力就业所面临的形势及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叠加，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特别是存在高素质劳动者供不应求、低素质劳动者供大于求的现象。一方面，企业急需高级蓝领，如高级磨工、钳工、铣工等，但目前求职人员中具有这些专业技能的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企业所需的大量操作人员由于苦脏累和待遇偏低而无人问津。由于就业观导致就业趋向，就业趋向引导培训，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在近几年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中，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发现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加以解决：

　　一是农民的学习意识较为淡薄，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劳动力的教育需求不如预期的大，一部分人不愿意参加培训，有的则是无所谓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精力不够。就目前街道就业、培训需求登记情况来看，有85%的农村劳动力已在二、三产中就业，认为没有过多的精力参加培训；在15%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弱病残者，很难组织培训。第二，畏难情绪重。全区共有农村劳动力11.86万人，其中“3545”人员7.4万人，占总数的62%，由于文化层次等因素，常年不重视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现在年龄一大，对学习就更存在了畏难心理。如新立街开设的营养配餐班，开班培训时有86人参加学习，到要考试鉴定时，马上就有打“退堂鼓”的，只来了62人，缺考24人。第三，动力不足。随着我区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员前来创业、就业，从而使本地农民依靠占地费、房租收入，就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对参加培训、考证书、找工作的吸引力不强；已务工的，参不参加培训工资一个样，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因此缺乏培训的动力。第四，对接困难。部分农民参加培训后实现不了就业，或是在就业岗位上发挥作用不明显，也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参训的积极性。

　　二是培训内容针对性还不够强，与市场衔接不够紧密。仅以2012年为例，全年共培训农村劳动力8032人，技能培训工种居前四位为是保安、月嫂、保洁和营养配餐，人数达3910人，占总培训数的48.6%；中级工培训382人，占总培训数的4.7%；创业培训337人，占总培训数的4%。另外，在技能工种设置上有提升空间的吊车、叉车、天车、电气焊、电工人数为1525人，占总培训数的19%；培训后可直接就业的定向培训1502人，占总培训数的18%。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当前我们的培训项目过于集中，范围不够广；多为短期培训，技术含量不高；培训人员以初级为主，对中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力度还不够，培训层次不高；提升培训的层面相对较窄，与当前我区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和产业发展需求联系不够紧密；参加创业培训的意识不强。

　　提高农民就业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按照“促发展、惠民生、上水平”活动的总体要求和滨海新区、东丽区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针对农村劳动力普遍学历不高，二、三产业劳动技能不强，市场就业竞争能力较低的情况，要重点采取以下措施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农民就业能力：

　　一是整合培训资源，构建新型培训格局。对全区培训资源进行了有机整合，构建以公办培训机构为主导，整合市级和区属职能部门培训优势；以民办培训机构为辅助，发挥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补充作用。形成由区培训中心牵头，以街分中心为依托的各具特色的培训体系。

　　二是完善培训平台建设，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着力抓好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暨天津市就业训练中心东丽分中心建设，完善培训、实训设施建设，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多工种、高技能培训。特别是针对“两后生”采取先学历教育、后技能资格培训的“双证”办学模式，搞好联合办学，使受训学员毕业时既能拿到学历证又能取得职业资格证。要不断扩大中级以上技能等级培训力度，主动与具有高级以上等级培训资质部门合作。

　　三是做好市场调研，实现培训就业无缝对接。根据区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深入驻区企业，特别是大项目、大企业调研了解，并结合农村劳动力就业愿望，研究确定适合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实训模式，采取先定向后培训、先培训后定向和边培训边定向的意向培训以及先培训、后实训、再就业一体化培训新模式。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实现培训与就业的充分对接。

　　四是进一步注重实效，提高培训质量。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坚持实用、实际、实效的原则，走“教育同市场接轨，培训同市场挂钩”的新路子。在培训内容的设置上，既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又要适应农民转移就业的现实需要，多实践操作，少空谈说教，确保受训人员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快速掌握一门以上实用技能；在培训方式上，要采取学员分散学与集中学相结合，短期技能培训与长期职业教育相结合，真正做到“以就业指导培训，以培训促进就业”。

　　五是完善校企合作形式，建立产学结合机制。进一步提升校企合作这一形式，实施校企、校校优质资源紧密合作办学。使教育紧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实现资源共享、人才共建，优势互补，在提升办学质量的同时不断扩大办学规模效益、拓展服务企业的广度和深度。通过这一平台还可使基地与企业保持紧密联系，经常互通情况和交流就业信息。由此可了解市场需要何种职业人才，应当培养怎样的职业人才，以及哪些企业需要这些职业人才，从而使招生、培训、就业形成良性的循环，为技能培训的健康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

　　六是进一步加强培训与就业衔接。培训后就业率高低是培训工作成败的主要标准，因此我们抓培训就要提高培训与就业的衔接度。首先，必须准确把握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前瞻性预测分析，及时、定期发布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为培训提供可靠的基础性信息。其次，培训机构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各自的条件，设立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加强技能培训和劳动就业的联系。第三，要加强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的协作，积极扩大订单、定向和委托等多种培训就业相联系的形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培训效果和最终就业率。第四，要做好深化后续服务文章。在推介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要维护好劳动者的权益，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注重跟踪服务，抓好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服务。(区人力社保局供稿）

顺德教育局审批服务窗口，一名群众在办理手续。（资料图片）

        从2011年起，顺德启动教育放权改革，当年就放掉了58%的审批权。两年多来，顺德的教育行政部门从管理教育到治理教育，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教育生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校长们感觉手中有了办学自主权，教师们有了一种不被束缚的感觉，学生们在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能得到认可，家长们有了知情权和话语权，对教育的态度从抱怨、指责到理解、支持。改革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本报记者 李曜明

        “过去，我们学校想开个新专业也要到区教育局审批。现在，我们有了办学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专业。”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李保俊说，这都得益于顺德区教育局的放权。

        顺德教育放权改革始于2011年，当年就放掉了58%的审批权。放权之后的教育会不会出现管理的“真空”，抑或重蹈“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覆辙？顺德区政务委员兼教育局局长徐国元用坚定的语气说：“不会！因为我们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足以保障各级教育机构良好运行。”

        简政：拆“庙”才能放权

        顺德教育局治下有200多所幼儿园、200多所中小学和职业中学，30万名学生，2万多名教师。如此庞大的群体，由区教育局29名工作人员管理着。

        回忆起前些年的管理状态，顺德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劳国明一肚子苦水：“工作人员少，管理体量大，还要管得多，大到人财物的配置，小到毕业证印制发放、学生转学，等等，都要到局里审批，我们每天从早忙到晚，累得晕头转向。每个部门都喊缺人，没办法只好从学校借人。”

        开会动员、发文布置、检查督促、评比总结、项目审批，这似乎是每一个权力管理机构的工作内容和管理流程。徐国元说，有多名校长曾向他反映考核评估太多。2011年，徐国元暗自做了一个统计，结果令他吃惊：对学校的各级各类考核评估每年居然有100多项，省、市、区的考核几乎月月都有，且越优秀的学校考核越多。“我们都说让校长、教师潜心办教育，但如此频繁的打扰甚至是骚扰，怎么可能让他们潜下心来办教育？”

        彼时，顺德在完成经济、行政改革之后，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管理改革，其核心是社会转型发展，区政府要求各个部门把不该管的权力下放，把该管的事情管好。

        徐国元意识到，教育放权改革的良机终于来了。

        作为一方教育的“掌门人”，徐国元很清楚教育的问题出在哪里——管学校的各个部门死死抱着权力不放。校长手中没有自主权，事事听从上面调配。权力如同一个紧箍咒，把活生生的、有灵性的教育困在一个封闭区域。在徐国元看来，整个顺德经济和社会都在转型，教育更应该转型，在转型中理顺教育治理体系，构建一个学校自主办学、师生自主发展、与社会交融互通的自主开放体系。

        转型则意味着管理者“身份”的变化：从管理教育到治理教育，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而要服务好，管理者就得转变身份，放下身段，放弃手中的权力。这对拥有权力的部门来说无疑是一次“革命”。

        在教育系统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顺德教育局常务副局长陈锡钊知道，放权必须简政，如果“庙”还留着，放下去的权力随时还会反弹。

        以前，顺德教育局的机构设置和其他区县的一样，都是对应上级教育部门的架构而设立的，这种机构强化的是自上而下的块块管理，为了“管”而设“庙”。陈锡钊认为，不拆掉这些“庙”，权力根本放不下去。

        按照决策、监督、服务分离的原则，顺德教育局对内设科室进行了调整：撤并职业教育科和基础教育科，成立学校管理科，服务学校；成立审批服务科，服务基层与社会；计划、财务、统计等职能分散到办公室及相关科室。强化督导和督查。同时，局机关人员轮岗交流，换位思考，转变思路。调整后的6个科室是：办公室、审批服务科、人事科、学校管理科、招生考试科、教育督导室。

        以学校管理科为例，包括科长在内一共只有4个人，负责40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的业务指导，还有德育、体育、艺术、卫生、安全、特色教育、推进课改和素质教育等工作。科长温联洲介绍说，现在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就是科室只有业务指导权，行政审批权划入了专门科室。

        放权：把属于学校的权力还给学校

        “庙”拆了，接下来就是放权和分权，厘清区教育局和镇（街道）的权力边界。

        在陈村镇职业学校门口，陈锡钊指着旁边一大片厂房对记者说，顺德的镇（街）规模比较大，每个镇都有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其经济实力和财力甚至超过一些县市的规模。每个镇都有一所特色职业学校，支撑着当地的支柱产业。优质的中小学承载着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教育在这里地位很高，镇里很重视，也舍得投入。

        “过去，镇的学校多由区教育局管理。这次放权，就是要把权力和责任同时放下去，责权利捆绑在一起，这样镇（街）办教育就更用心了。”陈锡钊说，“一级政府、二级管理、三级服务、社会参与”，按照区里的这一思路，区一级的审批权将下移，扩大镇（街）的管理权限，形成区、镇两级权责明确、统分耦合的教育管理体制。

        记者在“顺德区、镇两级教育职能分解表”中看到，教育执法、教育规划、行政审批、宏观管理、教育人事、教育财务、招生考试、教学教研、信息装备、督导评估、教育监察等11个方面的权力已分割清楚，区教育局多集中于宏观管理层面，相当一部分权力分给了镇（街）。

        顺德教育局新成立的审批服务科，功能定位非常明晰，除行政和服务类审批外，还担负着督办、反馈等工作。审批程序透明规范，清单就挂在网上，哪些项目需要审批，哪些已经撤销，一清二楚。不仅如此，区教育局还规定了审批时限，近六成的审批时限已经缩短。

        当权力审批机构不再是一个集权揽权的“婆婆”时，管理才能发生变化。下面几组数据似可佐证顺德教育局放权的力度：

        ——2011年至2012年，34项审批权被取消，占全部教育审批事项的58%；

        ——2012年，撤销区级教育考核检查评比项目12项，合并11项，保留8项，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行政干预；

        ——2013年，取消区镇（街）两级学籍异动审批权限，只作程序性盖章，将学生的学籍异动权还给学校；

        ——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开办、变更、撤销审批权下放给镇（街道）；

        ——政府要求学校退出中小学生校服运作，将其还给市场，政府制定款式和用料标准，监管市场，家长自由选购……

        “今年，我们计划再撤销20项行政审批权，目前已报省里核批，就是要把原本属于学校的权力还给学校！”陈锡钊说。

        还权：校长不再找局长了

        “校长，你手中有什么权？”

        “有人权，有财权，有调配相关资源的权力。”

        面对记者的提问，青云中学校长陈四根说，自从区教育局还权于学校后，他这个校长真正有权了。而更令他高兴的是，名目繁多、无效的检查评估没有了。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尧勇则掰着指头给记者数自己得到的自主权：专业设置、教育教学管理、课程开发、校企合作……

        没有了打扰的校长们在忙些什么？

        陈四根说，自己把主要精力用于学校文化建设，每年搞一个主题，每年一次积淀，把一所镇办中学打造得古色古香、很有文化底蕴； 

        尧勇说，自己把时间用在了研究市场信息，与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对接上；

        凤翔小学校长谢云娥则一头扎进课堂，一个学期听了70多节课……

        陈锡钊告诉记者，眼下，顺德正在试行“校长组阁制”，赋予校长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教育行政部门只选任校长，学校管理团队由校长自己挑选。

        “原来是‘拉郎配’，班子成员如果不和，校长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上面定的。现在是‘自由恋爱’，自己‘组阁’，理念一致，齐心协力，学校还能办不好？”谢云娥说。

        学校得来了办学自主权，那么来之不易的权力会不会变成校长个人的“集权”？

        陈四根说，这个时候，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学校既能自我发展，又能自我约束。“您瞧，校友会、家长委员会、教代会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怎么敢懈怠啊！”

        勒流中心小学校长苏少玲则补充说：“校长也要把权力再次下放，给教师和学生更多自主发展的权力和空间。”

        享有了权力的勒流中心小学教师黄姬姣补充说，学校的规章制度由我们教师自己定，大家共同遵守自己的约定，感受的不再是束缚与压制。一线教师可以自主命题，自主选编教材，老师的创造性得到了迸发。

        而该校五年级（1）班学生郑雅的家长对简政放权感受最深的，是学校办学开放程度加大了，家长到校观摩课堂、参与活动的机会增多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表达并被认真接纳了。

        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实现“管办评分离”。过去,教育局既是决策者又是评判者。教育局从权力主体退位后，学校成为自主办学的主体。那么，谁来担当监督和评价的角色？

        顺德教育局请来了第三方——广州一家专事评价的专业机构，请他们先期调研，并参照国内外先进经验，设计出适合顺德特色的学校自主评价体系。目前，这套评价体系已在学校开始运转。

        据陈锡钊介绍，这套评价体系主要由5项一级指标（规划与管理、教师发展、育人文化、教与学、学生发展）、12项二级指标和28项三级指标构成，囊括了学校自主发展的方方面面。评价分两个阶段，先是学校比照这些指标进行自我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实现自主规划、自我实施、自我诊断、自我提高。然后才是外在评价。为了接受公众监督，该体系专门设计了“利益相关者”调查，包括师生、家长和社会人士。饶有兴趣的是，该体系还专设了一项“学校增值评价”内容，动态监测学生阶段性学业变化，建立模型，分析各种因子的影响。 

        徐国元说，放权以前，校长们找局长是常事。自打还权后，尤其是第三方评价实施后，校长们不用找局长了。在他看来，校长干得好不好，现在不是局长说了算，更多的裁判说了才算数。而这些，正是徐国元预期的结果。

        赋权:社会对教育从指责到支持

        容桂蓓蕾幼儿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公办园，曾因投入不足濒临倒闭，后来幼儿园被私人承包，同样因缺少投入，设施设备老化，教师和孩子喝水一度都成了问题。

        2010年，在顺德事权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容桂青少年成长促进会（NGO）”，承接了政府下放的部分事权。2011年7月，容桂街道正式将蓓蕾幼儿园交由NGO托管。

        会长佘永亮请幼儿园把需要改善的设施列出清单，然后分发给青促会会员。很快，按最全的标准配置的教学用具送来了，老化的管线更新了，饮水系统也装进了班里。

        青促会会不会在幼儿园盈利？面对记者的疑惑，容桂街道教育局常务副局长余锦团笑着说，政府监督大方向，确立幼儿园“非营利机构”性质。钱就放在幼儿园的账上，青促会负责日常监管，每年盈余不得超过5%。青促会成员都是当地的青年企业家，他们自掏腰包更新幼儿园的硬件设施。现在，幼儿园设施条件好了，管理水平上去了，收费却没有涨，吸引了大批幼儿入园。

        自从有了青促会这个新“婆婆”，园长李淑芬再也不愁经费和办学设施了，她和教师们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办园质量越来越好。“有了‘新婆婆’罩着，基本不去找‘老婆婆’（教育局）了。”李淑芬说。

        托管一年多，佘永亮有了新的认识：非营利机构并非不盈利，要办好幼儿园，还必须让它盈利，关键是钱要“取之于园，用之于园”，实现良性循环。他计划再接管4所幼儿园，招聘专业管理运营团队，提供专业化服务。

        而在余锦团看来，权力分走了，上门求自己办事的人少了，他这个“小”局长清静了，可以好好研究教育了。“我们街道光幼儿园就有41所，过去政府包揽一切，大事小事都来找我们，根本管不过来。现在，有专长、有责任感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监管，既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又创新了管理方式。”余锦团透露，将会在街道其他幼儿园推广这种模式。

        在龙山中学，“社会力量资助学校办学理事会”成为学校的好帮手，这些帮手由校友、社会贤达、村居领导组成，直接参与学校安全、德育、教学、体育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他们资助学校，提出咨询意见，参与学校绩效考评。当学校遇到社会上的“麻烦”事儿时，他们会出面“公关”、“摆平”。

        在勒流中心小学，“教育发展委员会”引入了家长、校友、社区代表等社会力量，协同学校管理，监督学校办学行为，研究和解决学校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和监督。他们的参与，改变了原来校长等一班行政人员孤军作战的局面，学校的社会认同度越来越高。

        在容桂街道，校校都成立了校务咨询和监督委员会。

        还有顺峰中学的“和美教育促进会”、青云中学的“校友参事会”……

        顺德人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学校的大门一旦敞开，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纷纷参与进来，决策咨询、管理监督、资助共建、参事议事，忙得不亦乐乎。顺德教育忽然多了这么几股力量，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老百姓对教育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指责到现在的参与—知情—支持。而这些，也是徐国元当初没有料到的。

        在汲取民智中尝到甜头的顺德教育局，决心把教育的权力下放得再多些，把教育的大门敞开得再大些！

        2011年，区教育局成立了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通过公开招募，聘请了26位智囊人员，他们来自学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学校，这个智囊团直接参与顺德重大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上行下效，现在，半数以上的镇街教育局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

        2012年，顺德民办教育协会成立，区教育局赋予这个协会“民办教育行业自主管理、水平评估、荣誉评定和质量监督”等管理职能和权力。譬如民办学校招生，过去常出现违规，政府每年发文却屡禁不止。现在，民办教育协会在招生前把各民办学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协商约定招生时间，划定底线。民办教育协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

        2012年，顺德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成立，这个由15名顾问、19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带有行业指导委员会的职能，对全区职业教育发展进行研究、咨询、协调、服务与指导。海信科龙（广东）空调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朱尹涛评价说，过去体制下的校企合作，制约着企业的人力资源培养和用工需求，什么都要通过政府部门去计划和协调。现在，职教发展指导委员会的行业专家不但不设卡，还主动做校企的“媒人”，校企双方合作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了。

        2011年，顺德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会兼职督学”赋予其督查权。至此，顺德初步形成了由政府指导性管理、学校自主管理、行业自律性管理，社会、社区、社会贤达、企业、家长、校友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开放型教育治理体系。 

        在新的教育治理体系下，顺德教育局的权力明显小了，放权之后的教育局又在忙些什么？

        “当然在忙教育改革发展的大事啦！”陈锡钊告诉记者，改革前，教育局机关干部的精力被事务性的杂事缠住了，根本无暇到基层调研，只有学校出了问题才着手去解决，这样的被动管理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权力下放了，找教育局的人少了，有时间静下心来，谋划教育改革的长远大计了。“把握方向、制定规划和办学标准、提供保障、设计管理流程、加强督导督查，确保学校自主办学、依法办学，这才是我们该干的正事！”

        放权，让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黄瑞兴有了一种“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他对比说，政府集权管理下的学校是“等、靠、要”，什么都指望政府去化解；放权之后，校长可以根据市场及企业需求，及时配置人、财、物各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政府、企业以及学校共赢。他用一句话来概括简政放权：“使人、财、物各种要素实现最大化，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顺德区教育放权一览表

        人事权

        1.教师聘任管理 由学校聘任，尤其不聘和解聘教师权限，由学校决定，区、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履行核准和备案职能，不行使审批职能。

        2.干部聘任管理 学校中层干部由学校聘任，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和备案，区、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不行使审批职能。义务教育学校的正副校长聘任，由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区教育局备案。

        3.教师行为规范管理 对教师的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权限，由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对教师的开除处分权限，由区教育局决定。

        4.教师招聘管理 在全区教师招聘政策框架下，学校提出岗位用人需求，学校制定招聘公告，学校或镇（街道）组织面试流程，学校提出是否递补招录。

        5.人事档案管理 镇（街道）属教师人事档案由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区属学校教师由区属学校管理。

        6.教师工资管理 国家工资部分：镇（街道）属教师国家工资晋升由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级人事部门审批；区属学校教师由区教育局会同级人事部门审批。绩效工资部分：在区、镇绩效工资政策框架下，由学校制定绩效工资方案。

        7.教师培训管理 校本培训由学校自主安排。

        财权

        公用经费按生均标准下达指标到学校，由学校自主编制预算，其人员经费、行政运行、教师培训、设备购置、修缮等开支都由学校自主决定，区镇两级相关行政部门只负责监管，而不再干预。

        教学权

        1.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检测代命题。

        2.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竞赛。

        3.义务教育阶段优秀学科组与个人评选、学科带头人评选。

        4.义务教育阶段优秀毕业班教师、学科评选。

        5.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新秀评选。

        6.学科教学论文评比。

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本报评论员

        几年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构建的“小政府、大社会”为行政机构改革提供了示范。今天，他们的教育放权改革又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顺德教育放权改革两年多来，教育生态发生大变化：校长们感觉手中有了真实的办学自主权，教师们有了一种不被束缚的感觉，学生们在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能得到认可，家长们普遍觉得有了知情权和话语权，对教育的态度从抱怨到支持。这种顺乎民心的改革，实实在在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部署，也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顺德先行先试，先行探路，为走出一条教育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做了有益探索。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与区域社会管理改革同步推进。顺德区政府力推社会管理改革，教育放权得其天时与地利，方能畅行无阻。否则，单靠教育部门单兵独进，则如逆水行舟，困难重重。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求管理者观念先行。从管理到治理，不只是名称的变化，而且是理念的改变。这就要求管理者要放下身段，从用权管卡到放权服务，从闭门拍板到基层调研，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这些转变，对管理者来说无疑是能力的一种考验。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打好组合拳。简政与放权密切相关，简政之后的放权才会更彻底。放权之后还要有一套运行有效、多方监管的机制跟进，这样的放权才会放而不乱。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激发学校活力。确切地说，教育放权的根本是还权于学校，使学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放权的目的，也是为了激发学校的活力、潜力和动力。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教育改革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每一个家庭。教育如果闭门搞改革，社会不知情，难免会有阻力。敞开大门，主动邀请家长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来，改革就会拥有更多支持者，阻力就会成为动力。

        顺德的探索还告诉我们，有了改革的勇气、决心、思路和行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任重，但道不远！

　　本网讯（记者 董少校）用彩铅笔对雕塑《致飞扬的青春》进行二次呈现，将油画《孩童肖像》还原为三维立体影像……3月16日，上海中职学校走进艺术宫教学成果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这里不仅是他们创作素材的来源，也成为展览的平台。

　　今年1月11日至15日，中华艺术宫首次将中等职业美术教育课程引进现场。在中华艺术宫与上海市教委职教处的联合组织下，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工艺美校、商贸旅游学校、群星职业技术学校和杨浦职业技术学校5所具有艺术教育特色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参与，70名学生和教师组成6个教学团队，在中华艺术宫进行艺术教学和创作活动。同学们体验了精品导赏、现场临摹、实地创作等各教学环节，与大师原作面对面，激发创作思想，完成了43组102件高质量课程作业。如今，完成后的作品回到中华艺术宫面向公众展出，持续到3月底。

　　上海市教委职教处负责人表示，“课堂走进艺术宫”是上海中等职业学校艺术教学的新尝试，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利用社会公共文化资源，帮助学生提高艺术鉴赏和创作水平。

贯通中职高职本科的多学制模式试点启动

海南超一成中职生明年可直升大学

　　本报讯（记者任明超 实习生王尤龙）近日，海南省教育厅发布《海南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生试点项目方案》，全面启动中职、高职、本科贯通的多学制模式试点。按计划，明年将有12%以上的海南中职生可直接升入大学。

　　据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介绍，海南现有中职在校生约17万人，但中职生毕业后无法通过高考进入高校深造，已严重制约其发展。为了给中职生提供更多的发展选择，搭建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海南今年将试点开展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招生改革，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破解中职生的发展瓶颈。

　　据了解，这一试点方案共设计7种不同的中职、高职、本科贯通的多学制模式。今后，海南省中职毕业生可以通过分段培养、连续就读的学制形式，或者是通过高职、本科院校单独招生，获得升入高职、本科院校继续就读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试点方案中有3种模式直接面对初中毕业生，分别为：“五年一贯制”培养模式，即高职院校直接录取初中毕业生，学生读满5年毕业后可获大专文凭；中高职“3+2”连续培养模式，由与高职院校对口的中职学校录取初中毕业生，学生在中职学校连读5年并经对口高职院校考核通过后，可获大专文凭；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模式，初中毕业生进入中职学校后，先在中职学校读满3年并取得毕业证书，再通过对口单招进入本科院校学习4年，毕业后可获本科文凭。

　　同时，海南还将继续坚持对口自主招生，完善“知识+技能”的考核选拔方式，逐步扩大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单独招生试点规模，建立由中职学校推荐应届优秀毕业生免试就读高职院校的工作制度。

　　“此次试点是继去年海南实现中职学生学费全免后，海南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重大改革。”曹献坤称，海南将逐步扩大高职院校中的中职毕业生生源比例，计划至2017年，当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含高职、应用型本科）计划中，安排用于招收中职毕业生的计划达到中职毕业生总数的30%左右，基本建立纵向沟通、上下衔接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本报讯（记者 彭薇 彭德倩）今后，上海中职生可直升本科院校就读。上海教委向本报记者独家透露：今年9月起，上海将首推中职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模式，在3所中职校和2所本科院校试点，首批计划招生120人，“中职+本科”学习年限为7年。

　　试点学校和专业分别是：信息技术学校、石化工业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对口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工业技术学校机械工程（数控技术）专业，对口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考招生时，中职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模式将作为中职校提前批招生录取，本市常住户籍应届初三学生可报考，中考分数须达本市普通公办高中最低投档控分线及以上。中职3年学成后，再参加相关考试，文化课测试由全市统一命题、评卷，技能测试由本科院校单独命题，两者成绩各占50%。

　　“产业结构升级了，职业教育也要跟着升级。”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说，上海发展离不开制造业基础性支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重组、优化升级，需要大量优秀一线技术人员、工程师。此次中职直升本科培养选取的专业，具备较高的行业岗位技术和学历含量，社会需求稳定且紧缺。

　　新培养模式满足技能型人才深造需求。和普通教育相比，以掌握某一行业技能为目的的职业教育，目前仍未形成完整体系。2010年，上海推出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但仍未与应用型本科等打通，更多职校学生毕业后通过读电大、函授、夜大等方式提升学历。中职至本科入学通道打通后，为更多学有潜力、且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助其成才。

　　中国传统观念认可的“求学链”只有一条，那就是读高中、考大学、攻读研究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校长卢冠忠教授说，在德国、法国，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相对较完善，应用型本科与专业学位研究生贯通。据悉，应用技术学院和第二工业大学在中职升本科基础上，酝酿应用型本科与专业硕士学位对接。未来，职业教育体系有望完全打通。卢冠忠说，“不管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体系，让每个学生找到他所擅长并适合的岗位，发挥所长。”

　　中新网贵阳3月13日电 (记者 杨茜)13日，记者从贵州省教育厅获悉贵州省中职学校学生流失率高，学生稳定难，中职学校学生流失率20%以上。

　　“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走得畅”是中职学校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霍健康说：“学生大量流失是贵州省中职学校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极大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声誉和学校的生存发展，弱化了教育“9+3”计划(9年义务教育及3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的成效。”

　　为有效控制学生流失，2014年，贵州省要求中职学校改善学习生活条件，优化学校环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开展订单培养，实现招生即招工、就读即就业，吸引学生安心就读；改变传统管理方式，建立和完善校长、班主任、任课老师、家长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关心学生、关注学生和关爱学生的良好校风，让后进学生重拾成才信心，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同时，将控制学生流失率作为评价和奖惩学生教职工的重要指标。

　　中职学校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吸纳优秀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行业、企业文化进校园。打开校门与企业、政府深度合作，推广“产业园区+标准厂房+职业教育”、“校企合一”、“园(工业园)校合一”等模式，使得学校和工厂融合、教室和车间融合、校长和厂长融合、教师和师傅融合、学生和学徒融合、理论和实践融合、作品与产品融合、招生与招工融合、育人与增效融合。

　　为增强中职学生的荣誉感和成就感，贵州省将积极组织各级职业技能大赛活动，让师生参与，展示中职学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和技能技艺。

  近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对2013年陕西省寻找“最美青工”活动情况进行通报，陕西工院数控工程学院数控技术专业2011届毕业生、法士特公司壳三车间加工中心操作兼调整工黄亚光同学被评为陕西省特别关注“最美青工”。
   据了解，为了引导广大青年员工树立“劳动创造财富、奋斗成就人生”的职业观念，树立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勇于追梦的职业精神，激励更多的青年员工立足本职岗位，创新发展，去年5月开始，共青团陕西省委、腾讯大秦网联合举办了寻找“最美青工”活动。活动历时六个月，以组织推荐、社会举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在全省推荐了一批技能娴熟、业绩突出、勇于创新的普通青年典型。经网络公示、投票和评审，最终确定了10名特别关注“最美青工”和100名陕西省“最美青工”，黄亚光同学荣获“最美青工”和特别关注“最美青工”两项荣誉。
   黄亚光同学是陕西工院数控技术0801班学生，2011年分配至法士特工作，担任壳三车间变速箱调壳体产品调整工，主要负责新产品的试制工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由一名普通的操作工人快速成长为新型的高级技术工人。他先后参与完成了缓速器、船用变速箱、减速机、S项目产品和卡特彼勒公司二十多个产品的调试工作，为小批量试制打通了工艺流程，成为了公司生产技术骨干，也受到了公司及相关协作单位的一致赞誉。他还在第五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中取得数控铣职工组陕西赛区第1名、全国第28名的优异成绩，并先后获得“陕西省技术状元”，省国资委“科技创新技术革新奖”，公司2012、2013年度“先进个人”等荣誉。在他的身上体现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创新创优等优秀品质，集中展示了当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也是陕西工院广大同学学习的楷模。

 
黄亚光在工作中为同事讲解操作要领

共青团陕西省委表彰文件

　　本报海口2月26日电 （记者黄晓慧）26日上午，海南省教育厅召开新闻通气会，解读了近日发布的《海南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生试点项目方案》，宣布将在2014年至2017年，逐年试点开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生项目。

　　根据方案，至2015年，海南省当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含高职、应用型本科）计划中，安排用于招收中职毕业生的计划应达到中职毕业生总数的12%以上；至2017年，当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含高职、应用型本科）计划中，安排用于招收中职毕业生的计划应达到中职毕业生总数的30%左右；基本建立纵向沟通、上下衔接的职业教育人才成长体系。

　　今年起，海南省将试点开展“3+2”分段、五年一贯制、“3+4”分段等7种类型的招生改革，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同时，坚持对口自主招生，完善“知识+技能”的考核选拔方式，逐步扩大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单独招生试点规模。还将建立由中职学校推荐应届优秀毕业生免试就读高职院校工作制度。

　　在我国职业教育史上，中职的发展曾经一度辉煌，也曾人才辈出。一度，中职学校又陷入困顿，尤其农业类中职，招生滑坡，办学萎缩。“是不是我们不再需要农业中专人才？面对人才与产业市场，农校如何施教？农业学校怎样才能大有作为？”海南省农业学校遭遇了同类学校同样面临的问题。他们如何走出困境？也许，本文，对此能做出一些回答，也能对我们面临相似困境的地区和学校有所启发。

　　坐落于海口市城西路41号的海南省农业学校，自2008年以来，在海南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下，加大改革力度，用5年时间，从一所仅能招来120名农口专业学生的学校，一跃成为在校生万人的农职名校，开设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农村经济、观光农业、生物技术及信息工程等六大类16个专业，学校教职员工246人，外聘专家81人。在这个过程中，海南农校破解了一道道难题。

　　题：农村不需要中职人才了吗？

　　破：加大资助，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吸引更多农村青年进农校学习

　　农村不需要中职人才吗？农村青年都不愿学农吗？

　　答案都是否定的。

　　就海南省而言：海南现代热带农业人口日益向集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农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大，技术人才需求大。海南农校绝对不缺发展的土壤。

　　破局的关键出现在2008年。

　　时任省长罗保铭在审阅省教育厅、财政厅的调研报告后批示：给海南省农校500名种养专业指标，免除学费，所需经费由政府财政买单。

　　这一惠民政策旋即得到海南百姓称赞。特别是对那些想学农业技术但家庭困难的农村学生来说，无疑雪中送炭。

　　学校当年秋季招收758名种养技术学生，较之上年农业类招生120名，一下增长了6倍！尽管都是往届毕业生，年龄差距悬殊，最大的39岁，最小的15岁，但他们学习目标明确，教师评价很高。

　　为了让涉农专业学生没有生活上的压力，安心学习，学校做出了积极努力。一是落实国家和省政府的助学金按时足额发放；二是利用寒暑假期间组织16岁以上的学生做短期工，每月净收入1500元以上；三是学校提供部分助学岗位；四是给予校服和床上用品补贴；五是在物价上涨起始阶段，提供免费午餐米饭。

　　2009年，海南省政府对所有涉农专业中职生免除学费，农校当年招生1300多名，2010年再招2245人。此后，学校在校生就稳定在1万人左右。校园沸腾了。学校的老教师、老专家都赞叹：拥有近70年办学历史的海南农校，第一次出现这种招生火爆场面！这是政策好啊！

　　题：农校学生，如何施教？

　　破：坚信农校的学生能够成才的，强化教育教学改革。

　　海南农校始终坚信：农校学生绝大多数能够成才，关键是如何教！

　　一是加强重点专业建设，向学生传授实用技术。学校争取到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全省共享型实训基地也在本校落户，五年投入省财政专项资金2200多万元加强重点专业的实验室、实训中心的建设。目前，种植类专业有园艺大棚、作物育种育苗及测土配方实训中心；养殖类专业有种猪、种鹅繁育基地以及水生生物等实训中心；农村经济专业有农产品营销、企业会计、观光农业综合实训中心；信息工程专业的校园网、企业网、平面设计等实训室也建成使用。

　　二是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由于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新引进的年轻教师已经占了很大比例。为此，学校让新老教师结对子，开展一帮一带教活动，效果很好。学校还鼓励青年教师提高学历层次，派教师赴外培训学习，去企业调查和跟班操作，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大有提高。

　　三是狠抓技能培训，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按教学计划，足量开出实验实训课，让学生增加感性认识，练成规范操作，完成工作任务；组织二、三年级参加人劳部门的考工考证，为就业做准备；培养优秀选手参加全省、全国中职学生技能大赛，创造人人练技术的学习环境，培养个个争当技术能手的高昂热情。

　　四是强化德育教育，培养自信、自觉、自强的校风。学校按照中职生特点，引导学生树立自信，一方面用学生操行量化评定和班级管理量化评比，约束和规范每个学生的基本行为习惯；另一方面用活动作载体和平台，张扬青春个性，让同学们自觉充实自己、打造自己，并在不断的自觉努力中走向自强。

　　五是争取行业支持，携手企业合作，实现学生优质就业。学校是海南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位，集团内有300多家大中型农业企业。集团内部互用教育资源，实现共赢。现在，学生实习、就业火爆，农业类学生本岛就业“一个萝卜三个坑”。2008年以来学生当年就业率连续五年在98%以上。

　　题：农业学校怎样才能大有作为？

　　破：服务本地经济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双带头人

　　2008年，时任省长罗保铭来校调研时指出，农业学校要积极为本地经济建设培养人才，要服务“三农”，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教育厅等政府部门指导下，通过调研，海南农校进一步确定“面向农业，走进农村，服务农民”的发展思路，选准了突破口——与市县组织部门、乡镇政府联合开办“村官班”，建立联合办学基地，招收具有初中学历、45岁以下的农村基层两委干部、党员、科技示范户、农业专业户、退伍军人、农村就业创业有志青年，进行为期二、三年的涉农专业中职学历教育，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发展中的双带头人——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农村脱贫致富带头人。

　　“村官班”开设种植技术（植物保护）、养殖技术（畜牧兽医）和农村经济管理专业，围绕文化基础、政策法规、实用技术、经营管理及就业创业五大技能模块开设课程。村官班上课主要采用教师面授，周末、农闲时，农校专职教师自带手提电脑、投影仪到联合办学基地为学生集中上课，一些课堂直接就近在菜地、果园或养殖场现场举办。

　　2008年以来，学校培养出了2008级两年制和2009级三年制共两届村官班毕业学生5620人。尚有在读的2010、2011及2012级等三个年级共5090名学生。

　　学校在屯昌县办的2008级村官班99人，学习期间和毕业后有12人入党，34人进村级领导班子，还有2人考取了镇级公务员。

　　大家普遍反映，“村官班”的学生读书的多了，打牌赌博的少了；提拔重用的多了，碌碌无为的少了；发家致富的多了，贫穷落后的少了。学校把有志青年培养成实用人才，把实用人才培养成致富人才，把致富人才培养成了带头人。

　　发展农业职教，地方政府大有可为

　　海南省农业学校从困境中走出，走上规模发展、品质发展的道路，在国内中职学校中，是令人欣慰的，估计也是令很多中职学校尤其是农业职教学校羡慕的。

　　从只能招来120名农口专业学生，到在校生一跃到万人，这是破解了国内很多农业职校普遍面临的招生难题、规模难题。培养青年教师队伍，联合社会企业，打造农业职教集团，这破解了农业职教发展的品质难题。而拓展施教对象，开办“村官班”，培养致力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农村致富带头人，则为国内农业职教学校破解了如何大有作为的难题。

　　而反观海南农校这些成绩的取得，而且是在短短5年里取得这样飞跃式的、脱胎换骨般的成绩，与海南省委、省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大有作为，是密不可分的。更准确地说，海南农校能有今天令人欣慰羡慕的局面，海南地方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2008年，海南对500名种养专业学生实行学费免费，经费由海南地方财政负担；2009年开始对所有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补生活费；2012年开始更明确每位涉农中职生享受免学费、书本费、住宿费，还享有每年人均1500元补贴。农业职教所必需的实训基地、实验室的建设、农校环境的改造，海南省都给予了主动积极的支持。所以说，没有海南省的决心，就没有海南农校的发展。

　　那么，海南省收获了什么？已经收获了万余名海南农业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信的有技能的年轻人才，已经收获了5600多名有文化素养、技术能力、经营思路的村官，而且，这个收获还在继续，还肯定会规模壮大、品质提升。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需要阳光雨露的产业。农业职教也同样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这就是各个地方政府针对性的政策扶持、政策落实、政策持续。有人说：农业职教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教育。那么，在它的发展灿烂过程中，地方政府真的大有可为。地方的发展也必然与之共同灿烂。（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