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庄严承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攻坚克难，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底色，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起到了“稳定剂”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补短板的基础上，聚焦内涵提升质量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核心发力点。公平而有质量，成为教育发展40年来的时代抉择。

从“普九”到人的全面发展，40年来，我国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的理解经历了渐进的过程，但追求教育公平和质量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艰难中迈向教育公平

1996年2月，山东省德州市教委组织50名工作人员，分赴94个提出“普九”验收申请的乡镇，进行评估验收。结果却让时任德州市教委主任的高立泉心里凉了半截——94个乡镇仅有71个基本合格，占全部乡镇的不到四成。

此时，距德州实现“两基”的“军令状”仅剩一年。全市还有七八万名适龄儿童没能入学，已经入学的，因为教室和教师的短缺，出现了八九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大班额。在市委常委会议上，高立泉把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时任市委书记莫振奎等领导当场表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完成“普九”，不犹豫、不后退，不拖全省的后腿。一番话让高立泉红了眼眶。

位于鲁西北的德州，1996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7.4亿元。在“普九”攻坚的3年间，共拨出8.6亿元投入教育。1997年12月25日，这是一个让高立泉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德州最后一个县通过“普九”验收，历时3年、上下齐心的“普九攻坚”在德州宣告完成。

像德州一样，上世纪90年代，“普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时间往前推10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国所面对的现实是，知识重获尊重，教育秩序恢复不久，小学教育刚刚普及，超过两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普九”就这样被急切地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穷国办大教育，彼时的中国要实现“普九”，何其艰难。但再难，也阻挡不住中国“普九”的脚步，因为这是中国迈向教育公平的必由之路！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写入法律。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

2001年1月1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00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为全民教育贡献了中国智慧。

这一页沉重地翻了过去，但这一页远未完全翻过去。剩余15%未达标人口地区更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本世纪初年，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是义务教育的大头，农村义务教育量大面广、基础薄弱，几乎涉及教育公平所有问题和难点。

200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作出重大改革，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以县为主”。从实际上的乡镇举办到以县为主，“人民教育人民办”真正转到了“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轨道。

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2007年春季推及全国农村地区，2008年秋季学期推广至全国。随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免一补”、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等政策密集出台，环环相扣、整体推进，2007年底，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以超常规速度如期完成，西部地区教育实现整体性巨变。

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成功实现“普九”，昭示着中国向教育公平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必将载入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发展的史册。

教育公平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在成功实现“普九”后，中国追求教育公平的脚步并未止步。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教育公平的触角由表及里，在华夏大地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2015年11月，母亲查出乳腺癌时，吉林公主岭市兴治村的王瑞琪正在读高三。拿着8000元的助学贷款，王瑞琪得以迈入大学校门，“助学贷款让我有了追求梦想的可能”。

为保障贫困家庭子女群体的受教育权，1999年，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建立，开启了我国利用金融手段实现学生资助的成功探索。随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新生“绿色通道”等政策不断充实资助体系。2013年，随着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的完善，我国学生资助实现了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完善，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成为一项捍卫教育公平的重大民生支出。当前，我国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2012年起，高等教育招生向中西部和寒门学子倾斜，这一年，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开始实施。如今，这些专项计划已累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27.4万人。自专项计划实施以来，中西部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相当于圆了100多万中西部地区孩子的大学梦。

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特殊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一块“短板”。2011年，教育部与中国残联开展了一项摸底调查，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当年，全国实名登记的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有近8.3万人。

于是，“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提出，3年内将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从72%提高到90%以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

补齐特教“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的国家承诺正在变为现实。

让孩子在学校吃饱饭、吃热饭曾是不少农村家庭朴素的愿望。2011年，一场民间发起的指向贫困学童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这年10月，国务院正式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截至目前，全国3700多万农村学生吃上了免费营养餐。

效率与公平、普及与提高，往往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的天平上，中国教育在改革发展中一直在寻求平衡。2014年，“划片就近入学”“免试”“杜绝择校费”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年年初，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以政策铁腕确保破解择校难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19个重点大城市被下了最后通牒，点名要求整改。2017年，24个热点大城市小学、初中就近入学率分别达到98.7%、97.0%，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和历史性突破。

致力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内涵发展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力点。

——学前教育方面。2011年起，国务院连续推出3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目标直指“扩总量、建机制、调结构、提质量”，在普惠园、民办园上下功夫，向中西部、农村薄弱地区倾斜。国家提出，到2020年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达到80%。

——义务教育方面。指向教育过程公平及资源配置的“均衡发展”成为新标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2017年4月《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出台为标志，我国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

——职业教育方面。如何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新问题。2010年11月，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公布，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2011年5月，175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名单公布，进一步引领我国职业院校提升办学、深化改革。

——高等教育方面。在完成了规模扩张、教育体系日趋完备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内涵式发展取得新突破。2017年9月，“双一流”建设破土而出，成为继“211工程”“985工程”后，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起点。以改革为动力，重点高校正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同时，以需求为导向，地方院校正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坚持“以本为本”，2018年6月，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从“本科教学”到“本科教育”，虽仅有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我国本科教育形势的发展、内涵的拓展和地位的提升。

“内涵发展、提高质量”，靠什么来推动，有没有切实可靠的依据？答案似乎并不难找，那就是靠建立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探索教育领域的标准体系建设，确保教育质量提升有据可依。《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我国教育标准化体系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的范畴，涵盖各级各类教育，涉及管理、教学、教师、学生发展等一系列标准体系相继出台，成为我国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

内涵发展、质量提升，课堂是主阵地。课程教材改革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完善各级各类课程标准、丰富并优化课程专业设置、规范教材建设、各级各类教学改革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为学校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方向定位与指导。与此同时，国家通过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与质量监测、强化教育督导并将其法治化、规范化，从而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一系列努力，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有效促进了学生的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核心素养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基础教育学校课程与教材体系不断优化，职业院校探索形成了基于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机制，高校创新导向的课程与教学探索初见成效。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自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自觉行为，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尊重教育规律，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永恒追求。

40年前的冬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共和国向着改革开放的春天走去，共和国的教育也向着更好更公平更有质量的目标一步步迈进。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正向建设教育强国迈进。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解读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其中，《意见》对“大力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强调了合格稳定的幼儿园教师队伍对于实现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的重要战略意义。

直面问题：剖析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

自从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意见》的制定就是指向解决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聚焦难点，精准施策。《意见》明确指出，“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是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具体来看，教师队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步伐难以满足学前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幼儿园教师队伍在数量上的短缺和专业发展水平上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学前教育继续前行的关键问题。2017年，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数量已经达到419万人，主体学历提升为专科毕业层次，但学前教育阶段的师幼比依然低至1∶18.9，未评职称的教师比例高达74.4%，公办园班均专任教师仅为1.34人，班均保育员仅为0.34人，均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

二是幼儿园教师队伍管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部分省份在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地位、工资待遇、职称评聘、培养培训和队伍管理等相关环节缺乏专门性政策和制度化保障，导致幼儿园教师的总体待遇偏低且差异很大，岗位的职业吸引力较差，难以留住优秀人才。一项针对中西部23个省份的调查显示，53.7%的区县没有制定解决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工资的相关政策，在编教师月均工资为5078元，非在编教师月均工资为2164元，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

对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对“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府破解师资队伍建设难题的决心。

明确目标：提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清晰规划

基于教师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后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现状，《意见》依据“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未来一段时期内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从四个角度进行了清晰而详细的规划。

一是在教师队伍地位待遇方面的目标，《意见》强调“依法保障幼儿园教师地位和待遇”。这是针对目前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偏低、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和民办园教师的工资待遇难以保障、部分幼儿园教师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等问题提出的。

二是在教师队伍学历结构方面的目标，《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本专科为主体的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本专科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规模达到20万人以上”。师资培养体系和培养规模直接影响着幼儿园师资的来源，对本专科培养层次的重视和强调，实际上是为了从本源上改变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2017年，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幼儿园专任教师人数已经占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的80%，未来三年中规模不断扩大的本专科师资培养体系将有助于我国建设一支高级应用型的专业化幼教师资队伍。

三是在教师队伍专业建设方面的目标，《意见》指出“启动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国家认证工作，建立培养质量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的幼儿园师资有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等培养层次，也逐渐形成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大学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这种多层次、多元化的幼儿园师资队伍培养体系就需要国家制定培养院校建设标准和专业办学标准，提升培养质量。

四是在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方面的目标，《意见》提出“建立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机制，健全培训课程标准，分层分类培训150万名左右幼儿园园长、教师”。2011年启动“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来，我国幼儿园师资队伍专业培训逐步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明确培训需求、优化培训课程、整合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成效是培训改革的基本思路。

应该说，《意见》中对教师队伍建设四维目标的确定，从培养、准入、管理和培训的完整过程为师资建设的每一个环节设立了标准，并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幼儿园师资目前存在的生源基础弱、工资待遇差、优秀人才留不住、专业发展无后劲等问题，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立体式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机制。

完善政策：制定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举措

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有效的政策选择和有力的具体举措。《意见》完善了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应该从三大方面贯彻实施才能将政策落实为行动。

第一方面是强调依标依法建设队伍的理念。首先，各级政府和举办者要对照标准配备幼儿园师资。其次，各级政府和举办者要按照政策保障教师福利待遇。公办园非在编教师的“同工同酬”待遇保障、民办园教师的基本权益和合理收入保障等都需要依据相关政策严格执行，同时也鼓励各地区探索和灵活运用幼儿园教师特岗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银龄讲学计划等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

第二方面是强调不断加大用于师资建设的财政性投入的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很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重点领域，优先谋划、优先保障、优先满足。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来对师资建设投入不足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幼儿园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意见》从优化经费投入结构的高度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主要用于补充配备教师、提高教师待遇等方面，并且通过设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鼓励各地设立乡村教师补助基金等方式，补充和完善长效性的师资队伍建设投入机制。

第三方面是强调建设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的途径。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的最终目标是造就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湛、保教融合的专业化教师团队，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教师队伍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首先，《意见》从幼儿园师资的培养入手，对培养规模、培养层次、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都提出了具体策略。其次，《意见》对幼儿园师资的培训也做出了具体安排。最后，《意见》指出实施严格、规范的管理是幼儿园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重点是落实教师资格准入与定期注册制度，全面实行持证上岗把好入口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大考评监督力度，让教师明理至善。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组织撰写的《2018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16日在北京发布。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呈上升趋势的同时，区域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差异仍然显著，而且“高技岗难求”与“金饭碗不金”现象并存。

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大虎发布。他介绍，报告围绕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价格、流动性和政府治理这四个方面，构建了由4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形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利用该指数测度了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状况，他认为体现出如下八大特征。

第一，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呈上升趋势。2007到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在总指数70前提下，这一平衡性指数从2007年的53.6上升至2016年的64.7。

第二，区域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差异显著。该报告的判断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走出了无发展的绝对平衡阶段，正向更高质量均衡发展阶段迈进，在这一循序渐进调整过程中，出现局部不均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劳动力市场回复到相对平衡状态的能力较强。政府在积极作为，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第四，“高技岗难求”与“金饭碗不金”现象并存。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部分行业高级技术岗位招人难，而部分可能被新兴技术取代的行业面临垄断性收入下降和失业风险。

第五，政府调控引起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较大波动。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体现出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体现了危机期间的过度调节问题。

第六，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性提高但收入不平衡依然明显。

第七，有序流动成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的“调节器”。

第八，社会保险体系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平衡的有效手段。

有鉴于此，报告认为，为致力于实现劳动力市场平衡发展和充分就业，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来进行政策选择：一、坚持扩大就业与提高就业质量并举，在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同时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二、推动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弥合劳动力市场鸿沟；三、消除性别歧视，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四、提高劳动力素质，补齐技术进步的洼地；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提高效率同时实现公平。

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分会同日揭牌。劳动经济学会是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作为其二级机构的劳动力市场分会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成立。

【教改透视】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长期以来，同质化倾向一直困扰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国家经济社会对优质职业教育和多层、多样的职业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因那些面向特定行业或者新兴产业而新创建的、建校时间不足五年的非综合性高职院校，该怎样走好自己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之路，成为这些院校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做好“特”的文章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职院校办学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新建高职院校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在办学理念、专业布局、育人管理模式和校园文化等方面做好“特”的文章。

一是确立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新建高职院校应立足自身特点，紧密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紧密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和行业产业特点，以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使命，创新办学理念，充分体现学校独特的个性风格、发展定位，激发办学活力和竞争力。作为一所“起步较晚”的高职院校，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立足自身集“学、军、警”一体的独特优势，主动分析安防产业需求，把握高职教育发展趋势和规律，借鉴国内外高职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秉持“错位发展、特色取胜”办学理念，立足于为平安浙江、平安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支撑。二是打造独特的专业格局。新建高职院校本身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国制造2025”以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专业设置理所当然应该瞄准未来主流技术、新兴产业及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设置、培育一批特色品牌“拳头专业”，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逐渐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专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创新独特的育人管理模式。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建高职院校应充分把握当前学生特点，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创新教育管理模式为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教育管理的各个环节中，探索出既适合自身特点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和行业产业需求的特有的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四是培育独特的校园文化。新建高职院校要以办学理念与育人特色为逻辑起点，结合区域文化特点，提炼学院精神，按照“内化于心、固化为制、外化为行、物化为镜”的建设机制，开创体现时代特征和个性的校园文化品牌。安防学院结合办学特色，打造“安全”特色校园文化，并以“温州安全生产学院”“反诈骗研究所”等平台为依托，大力开展特色“安全”类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学生志愿活动，践行、传播安全文化，形成一个契合学院办学特色，展示独特形象的有力品牌。

寻找“培”的路径

“本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可、国际能交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作为新建高职院校首先要做到“本地离不开”，就要积极在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两大基本职能上寻求发展路径。

一是寻求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路径。密切联系行业企业，直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鲜明特色。新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应紧扣深化产教融合发展主线，以高起点、高质量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为导向，以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就业需求为目标，融合产学研合作机制，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2+1”模式，开发职业素质本位的课程体系，并有效建立社会、企业参与的监督评价体系，将教育教学与企业生产研发相结合，将传统教育与现代学徒制教育相结合，将专业技能培养与“工匠精神”培育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有持续后劲的德技双馨的“准职业人”，实现高起点办学，学生高质量就业。二是寻求服务区域发展的特色鲜明的社会服务路径。能不能做好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院办学和专业建设的水平，也是检验是否“本地离不开”的重要标志。新建高职院校在大力发展学历教育的同时，也要拓展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培育出“人无我有”、特色鲜明的技能培训品牌项目，使学校成为区域行业紧缺人才“离不开”的技术技能培训基地，并逐渐形成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培训服务并蓄发展的办学体系，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同时要成为实施技术创新、先进文化知识传播和辐射的区域中心。

探索“创”的规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建高职院校建立之初就必须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教育规律，通过“建体系、建队伍、建平台”，努力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

一是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当前，许多高职院校都建立了大学生创业科技园、创业学院等创业教育实践载体，但创新创业教育大都仍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没有形成课程体系。新建院校虽受限于师生规模和教学条件的不足，但也要及时转变教育理念，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整个人才培养计划中，根据学生创新创业实际需求、行业特点和专业特色，以加强学生创新思维与方法的训练为重点，按不同年级层次开发涵盖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实践项目等主要环节的课程，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培养“敢、想、会、能”的创新创业人才。二是建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创新创业教育对教师的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跨学科综合知识和创业实践技能。新建高职院校要坚持“请进来，送出去，外引内培”相结合的原则，注重从企业行业引进能工巧匠，聘请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担任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导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创新方法的培训学习，鼓励教师深入行业、企业实践锻炼，打造“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全方位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三是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新建院校应有效整合校内外创业资源，逐步建立起创新创业工作室、创新创业实践实习基地，加快创新创业科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成为本地行业、企业或其他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田”和“孵化器”。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老师的科研实践项目或进企业参与技术创新实践，为师生积极主动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和支持，此外要积极与企业对接，建立创新创业教育校企合作一体化机制，为学生创业搭建更大的舞台。

破解“融”的难题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要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校企深度合作，要在“三个破解”上下功夫。

一是破解政府职能缺位的难题。新建高职院校应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尽快出台符合当地实际、操作性强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实施细则或者条例，拨付产教融合专项资金，出台配套制度，保障校企合作有序进行，并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来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比如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和融资支持等。二是破解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积极性不高的难题。通过法律和政策保障，引导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摈弃功利性思维和短视行为，积极发挥校企合作的主体作用，与院校共建实验实习基地、共办专业、共同研发，要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参与制定人才标准，参与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三是破解高职院校自身产教融合能力不足的难题。新建高职院校应积极以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开发为切入点，以项目化课程改革为突破口，以动力机制为基础，以运行机制为保障，加强自身内涵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素质，提升办学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安防学院非常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一专一平台”“一专一特色”建设，积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深化产教融合。近年来，学院与公安部一所、省公安厅、温州市公安局、安监局等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校政合作关系；与北京翔宇通用航空集团、上海水晶石教育、新大陆教育集团、新华三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合作开设“订单班”；与浙江中环检测公司共建“温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基地”，在人才培养、社会化服务、智慧安全企业云平台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宽进宽出”让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但质量却没有同步提升。“宽进”的招生政策，导致职业教育入学没门槛，生源质量低下，使职业教育在“入口”处就处于下风。“宽出”的毕业导向，导致学生学不学都能毕业。

“出口”无门槛让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变得很“随意”，学生无需担心学习成绩，教师无需担心教学质量，学生修完学制即可轻松毕业。如此，职业教育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只是一个敷衍的过程。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宽进宽出”虽然解决了很多学生受教育问题，但由于在招生、教学及毕业等各个环节都太过宽松，其教学质量无法让社会满意。毕业生虽然有着较高的就业率，但由于学生没学到多少真本领，再发展能力薄弱，就业质量并不高。

“宽进宽出”只会让职业教育运行在大规模、低质量的低端发展轨道上。越是“宽进”，越招不到优秀生源；越是“宽出”，教学质量就越低。要想办出让社会满意的职业教育，必须要从“宽进宽出”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坚守质量底线，用“严进严出”取代“宽进宽出”。

“严进”是办好职业教育的第一个关口。各职业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师资水平、办学能力，对专业及学生规模进行缩减。撤并质量不高及与同类学校重复设置的专业，认真进行专业设置，重点建设一两个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当专业减少后，招生规模自然也随之减少，在招生时应根据生源情况确定录取分数线，并严格按分数线录取。

“严进”会让被录取的学生产生一种“过关斩将、越过门槛”的成就感和尊严感。因为他们是达到录取分数线被学校择优录取的，他们的学习责任感一定高于无门槛“宽进”来的学生。他们会珍惜学习机会，对当下负责，对未来负责。

用“严进”的招生方式录取学生 ，就要对学生高度负责。学校应在教学与管理的过程中始终以质量为生命线，以追求质量为办学的第一目标，制定严格的教学质量标准并认真践行，真正让学生学到知识、掌握技能，真正让学生适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真正让学生有再发展的能力。对于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学生，坚决不予毕业，应采取重修的方式适当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质量要求。对于延长学习时间后成绩仍不合格的学生，根据学生意愿，可以继续延长学习时间，直到达到毕业质量要求。对于既不愿意延长学习时间，也达不到毕业质量要求的学生，应进行劝退或做肄业处理。

“严出”能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能让学生学到真本领，能让学校教学活动高效进行，能为企业输送有用的人才，能让国家的教育投入得到应有的回报。只有“严进”，没有“严出”，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会大打折扣，学生的发展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严进严出”在短期内对职业教育发展会产生一些影响，会影响大部分学校的办学规模，可能会让部分社会满意度较低的学校生存困难。但是，不经历“严进严出”这个过程的“阵痛”，是办不好职业教育的。“严进严出”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抓手，是坚守质量底线、办好职业教育的必经之路。

一年一度的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作为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抓手和制度创新的载体，通过层层选拔和逐级比赛，既提高了学生的技能素质，也提升了学校专业建设软实力，更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拓宽了通道。

但是笔者遗憾地发现，当下不少职业学校对技能大赛的认识和做法却存在着严重偏差。一是高调提出了“职业技能大赛就是职业教育的高考”，“技能大赛成绩就是职业学校的惟一生命线”等错误理念，二是采取了“丢卒保车”的对策，既集中尖子学生和最优秀教师，又高价外聘培训专家，通过“封闭式”训练，把取得技能大赛优异成绩的“宝”押在参赛学生身上；学生一旦获得大奖，更是不惜一切地发动宣传机器，通过大打学校形象的广告牌，招揽生源。然而，在参赛“精英化”和大赛成绩作“嫁衣”的背后，却放弃了绝大多数学生。

其实，技能大赛“精英化”，影响了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为了获得更高和更多大奖，不少教育行政部门会把参赛指标和得奖任务传导和下压给学校，学校为此又把指标和任务转移到教师和尖子生身上，迫使教师把有限的精力和心思，一股脑儿都集中在尖子生的辅导上，而对正常性教育教学就敷衍了事，尖子生们也只好为竞赛而“加班加点”。笔者由此发现，不少职业学校的课堂里经常见不到教师上课的身影，实训车间和实习工场也都被参赛的学生霸占了。

技能大赛“精英化”，致使普通学生被“放羊”。考入职校的普通学生，不少都有初中教育“失败”的心结，其实他们更需要心理安抚和具有获得感的学习环境，可是学校和教师因为专注于大赛，而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致使他们既缺失有效的学习环境，又缺乏必要的学习压力，因为无所事事，所以上课时间有的逛街，有的看电影、打游戏，有的睡觉，有的逃课逃学，甚至赌博、酗酒和打架……各种违纪事件因此而滋生。

技能大赛“精英化”，导致教育教学的不公平。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实践，学校应该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譬如服装工艺、机械制造、电子电工、汽车维修等专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校既要提供宽阔的实习场地，又要让学生“真刀真枪”地干，所以要购置且消耗一定的原材料，可是受教育经费的制约，学校不可能在有限的经费里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参赛，只能“巧做”“加减法”，把有限的耗材从正常性的教学实习中转移到竞赛上来。这样一来，大多数学生只能在黑板上“做衣裳”，只好在纸面上“车零件”“修汽车”，必要的专业实习不仅成了“水中月”，面向全体更变成了“镜中花”。

如果技能大赛脱离了校本，这种大赛看似闹猛，其实是容易倒塌的“空中楼阁”；如果技能大赛脱离了全体学生，技能大赛势必失去其真正意义。所以，注重全体学生的技能培养和潜能开发，注重未来劳动者的素质提高，这是职业教育作为教育重要组成应有的基点，也是组织技能大赛的基石和底线。

各级领导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自觉端正教育思想，切忌头脑发热，盲目给职业学校下达技能大赛得奖指标，同时要把更多“蛋糕”切给职业学校，引导和鼓励他们沉下心来提高办学内涵。

校长要明确办学目标，坚决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要调整心态扎扎实实抓好日常教学工作，切忌技能大赛的“精英化”和得奖任务化，切忌以改变学校形象、提升办学档次为目的的功利化，要降低学校管理“重心”，注重管理过程化，要把眼睛瞄准学校和学生，把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学习良知，激发他们的内驱力，把每一天的实习和实训都视为技能大赛，让技能大赛真正走进教学，走向全体学生，在此基础上再向上输送参赛苗子，这样从下到上、逐级而上的技能大赛，才能真正培养和提高全体学生的技能素养，这样的技能大赛才有生命力，这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技能大赛。

发改社会〔2018〕14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教育厅（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决策部署，抓实抓好实训基地建设这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组合投融资支持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关于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组合投融资支持的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开发银行

2018年10月10日

12月12日，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工作推进会在阿里巴巴集团北京总部阿里中心A座光明顶召开。本次会议是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北京市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落地生根的创新行动。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挈领数字经济  建构产教生态”。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调研员郁洁、北京市商务局巡视员闫小彦、中国电商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电商行指委副主任陆春阳、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北京祥龙公司副总经理冯志国、北京市财政局教育事业处副处长杨宝旗、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处长王东江、北京市教科院职教所所长吉利、北京博导前程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建、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部 北京总经理刘葳、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商家发展部负责人康平、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北方大区总经理罗光强、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出席推进会。

作为全国首家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支持指导下，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与北京市商业学校携手成立的。学院充分发挥阿里巴巴平台型企业的主体作用，将阿里巴巴经济体资源与北京市商业学校优质教育资源链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特色课程，共享阿里多平台与优质资源，共同研发行业标准、协同开展技术创新，共担社会培训和企业服务，服务国家扶贫战略，协同建设人才培育、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四位一体产教融合平台，政行企校协同、产学研创一体化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人才，打造智慧商业模式下高素质数字贸易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全国示范基地和北京实践新样本，精准服务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人工智能等十大高精尖产业发展人才及其终身发展需求。

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商家发展部负责人康平在主旨发言中介绍了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成立的意义和使命，康平表示，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致力于打造商业型人才、跨境人才、管理人才、市场人才四类人才，并为此引入商业化的生态服务模式，做到课程共建、基地共建、专业共建，把职业人才打造成为被行业、被社会、被企业所认可的人才，真正帮助到企业的发展，同时响应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号召，最终实现让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初心。

北京市商业学校侯光校长从数字贸易学院战略定位和未来构想两方面作了介绍，他表示，北京商校与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成立的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依据首都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服务高精尖产业快速发展，面向智慧商业、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而建立的，校企双方未来将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资源共享、技术创新全过程开展更为深度的合作，共建3+X多层次递进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数字贸易教育服务、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国际化资源共享三大平台，探索“双轮驱动、双轨管理”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产教融合智慧实践育人生态。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北京博导前程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建，分别以《新技术与教育变革》《迎接数字经济浪潮，主动融入产教生态》就学院下一阶段工作发表了主旨讲话，认为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符合未来教育的趋势，希望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在行业企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积极拥抱数据经济时代，由专业学习向跨界学习转化、由知识型教学向专项场景教学转化、由结论性学习教育向问题导向的学习教育转换、由重复性学习向创新性学习转换，把北京商校—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建设成产教融合样板项目。

领导和校企双方为学院第一期学生代表颁发阿里巴巴跨境电商初级实训人才证书后，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北方大区总经理罗光强在发言中表示，阿里巴巴与北京市商业学校合作的数字贸易学院工作推进会的召开，意味更多的跨境电商企业培养符合数字化跨境贸易能力的跨境人才平台及落地行动开始了。阿里巴巴力求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联盟的模式，对在校生提供企业岗位对接的课程体系和实战训练平台，阿里巴巴与北京市商业学校共建的数字贸易学院满足了当下和未来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前景值得期待。

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冯志国在讲话中表示，作为隶属于北京市国资委系统的大型国有企业，多年来，祥龙公司始终坚持以发展产教深入融合的职业教育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发挥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不断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祥龙公司的事业发展提供优质的人才与服务支持。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对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模式的创新和有益探索，也是学校在优化专业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内涵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未来祥龙公司将继续全力支持数字贸易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希望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促进就业的“稳定器”、人才红利的“催化器”，成为全国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典范。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电子商务行指委副主任陆春阳在讲话中表示，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在市教委、市财政局、市商委的支持下，阿里巴巴和北京商校共同建设的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发展职业教育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实际行动。北京市商业学校在国企办学的基础上，依托专业群优势开展的这项强强合作，践行了“以商立校、以德育人”的时代使命，站在了以数字经济为挈领的新商业时代潮头。相信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必将探索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有效模式，必将引导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生态建设，必将为新商科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驱动赋能。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职成处处长王东江在讲话中表示，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教委联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人力社保局、市政府教育督导组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北京职业教育改革行动计划》中提出，将建设十所特色高水平世界一流的北京职业院校及100个骨干专业、100个工程师学院、为企业在职职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100万人次，“四个一”工程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的变革、人才培养方案的变革、课程内容的变革、课堂教学的变革、教学评价的变革等五个方面加大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相信在政府、行业、企业、研究单位和学校的相互配合下，北京职业教育必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表示，北京市商业学校和阿里巴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代表，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一个双方强强联合的项目，最终将构建数字贸易产业链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相互协调、融合、对接的生态圈。王所长期待通过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构建出一个产业链与人才链相互协调、融合、对接的生态，实现数字贸易产业链上相应的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对接，并为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趋势提供指导，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真正起到引领、示范和标杆的作用。

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源自阿里巴巴“在数字经济时代，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使命，坚守初心和北京市商业学校培养德能兼备现代职业人的梦想交织，更是新时代阿里巴巴助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将紧密契合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坚持企校协同创新，共享“开放创新·拥抱变化”的阿里文化，以首善标准推进北京职业教育现代化，引领带动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时代数字经济人才，建构产教融合生态，打造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

未来，中职学生将有更多机会考入本科院校。11月28日晚，广东省教育厅、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发出《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广东省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提出了明确和具体的要求。《通知》针对高考考务管理、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作、普通高等学校特殊类专业考试招生录取办法和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使用管理等5大方面共提出17项改革措施。

增加高职院校的招生科类

并扩大招生规模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加大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力度。按照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思路，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录取模式，推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录取成为高职院校招生录取的主渠道，努力拓宽职业教育升学通道。

其中，要求2018年开展招生且2019年已备案的省内所有高职院校的招生专业，均须安排计划招生。各高职院校安排在依据学考招生录取的计划，原则上不低于本校申报的年度总招生计划的50%。

高职院校在文科类、理科类招生类别的基础上增加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招生类别。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时，将考生2019年普通高考术科统一考试成绩与文化课成绩按一定权重折合总分后进行投档录取。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考试招生管理。将“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的“3”即语文、数学、英语三门科目考试时间调整至1月份进行。同时，进一步扩大高职院校“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招生规模。2019年，省内各高职院校预安排面向中职学校毕业生的“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招生计划，不低于本校申报的年度总招生计划的15%。

《通知》还要求，高职自主招生招收中职生预安排的招生计划，不得低于本校申报的年度总招生计划的5%。同时，要进一步严格规范现代学徒制招生专业。对于无法签订劳动合同的专业，2019年暂停现代学徒制类型的招生。

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

招收中职学生的新型考核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革对不少中职学生往后升学将带来利好消息。《通知》提出，要继续实施面向应往届初中毕业生中高职贯通“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招生，在2018年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和完善。在所有高职院校的三二分段招生中全面实行“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结合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的考试招生办法。

同时，继续推进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作。在2018年试点的基础上，优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方式，适当扩大招生规模，探索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通知》提出，要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核方式，建议文化素质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50%”的要求，按照5：4：1的权重合成总分方式进行投档录取，即：“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中的文化科目考试成绩占50%，招生院校组织的职业技能考核成绩占40%，专业技能课程证书等级成绩占10%。鼓励开设相同招生专业的本科院校实行职业技能考核联合测试,联合测试成绩在各招生院校录取时通用。

此外，根据“中职升本科”招生实际，志愿填报设置由2018年的1个平行志愿组3个院校志愿调整为设置2个顺序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1个专业。

《通知》还对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使用管理做出了进一步规范。明确广东省本科院校预留计划应优先在省内使用。各高校在广东省实际使用的预留计划不得低于预留计划总数的50%，录取时实际使用预留计划未达到50%的剩余部分计划，须在广东省参加征集志愿录取。

普通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招生，经教育部或省教育厅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经招生院校申请、省招生办同意后可单独编设院校代码进行招生。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录取的考生，入学后不得转入非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

招生院校与国（境）外教育机构开展办学合作活动的 “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国际班”等项目，不再单独编设院校代码进行招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系统、综合、多边、合作、共赢为特点的“协同”和“治理”已成为当今社会乃至全球发展的主题词。职业教育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飞速发展，已形成了占据中等和高等教育“两个一半”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职业教育站在新起点上，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是主题，这更需要加强管理作为保障，而协同治理是深化管理的重要体现。

一、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义

1.协同治理是全球性的历史进程。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治理模式是世界各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探索的时代命题。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采取早期自由主义和“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然而并未实现“帕累托最优”；战后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仍无法处理好市场与国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导致“制度失灵”，西方社会在持续思考“后西方、后秩序”的治理模式和时代走向。[2]我国也在不断探索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以协同和治理作为关键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时代号角。世界各国多年实践一致表明，以多元协同、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时代强音和重要共识。

2.教育协同治理是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教育治理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3]管理、经营、领导力、治理四个关键词在教育管理领域的应用大致勾勒出教育治理理念和特征的演变和延展，也反映出教育治理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管理”注重步骤、程序、过程、细节，强调权力和规范，重共性，刚性强；“经营”重视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教育消费者的需求，强调在管理中增强学校和市场、教育管理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领导力”注重意义和价值、人文和艺术、目的和结果、柔性与个性，突出强调领导的影响力和魅力对组织发展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推动了教育治理范式的深刻变革，教育治理以“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为实施载体，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相结合，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协同性、民主性特征。教育治理理念的变化过程，也是教育管理不断朝向教育协同治理和教育现代化的演进过程。教育协同治理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涉及教育治理理念、模式、方法等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是教育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和保障机制，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3.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伴随经济社会转型，从注重规模和速度转为以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职业教育重心也从数量外延式转为质量内涵式发展。职业教育在历经规模扩张、基础建设、立法建制、完善体系、特色探索、示范建设等，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后，新时代又面临新的跨越，即必须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证相当规模的同时，更要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管理是软的生产力，是有效手段和保障，提升管理效能，加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着力点和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当前1388所独立设置的高职和1.23万所中等职业学校，近3000万中高职学生，约150多万教师，近千个专业，1406个职教集团，现代学徒制，校中厂、厂中校的实训基地，校企合作深入到“十个共同”，系列7S管理制度建立；跨界的、复杂的、全纳的、开放的、灵活的职业教育，要求其管理工作必须改革、创新、延展、深入，如何处理规模和质量、硬件和软件、校内学习和校外实习、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规范和灵活、刚性和柔性、传统和现代，学校和政府、学校和行业企业等关系，如何从粗放型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如何从经验管理走向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这些都是摆在职业院校面前“新老交织、悬而未解”的问题，需要综合、系统和协同化破解。因此，推动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已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1.治理理论和协同理论是职业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治理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公共治理中权力的再分配问题，核心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关系。治理理论包含五个主要命题：一是政府不是国家治理的唯一主体，治理的成效也不只是取决于政府的权威和权力。二是现代社会中国家正在把原来由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及各种公共组织、民间组织以及私人部门。三是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运行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是以协调为基础的持续的互动过程，也是治理主体的利益博弈和互动融合的过程。四是政府是“有限政府”，但不能忽视和弱化政府的职能，政府要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负有宏观调控和引导的责任。五是治理参与主体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和管理系统的复杂性机制，以信任、互利和系统协作为基础，通过主体间的新型伙伴关系和良性互动机制发挥作用，实现“善治”的价值目标。[4]

协同理论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为基础，认为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等任何复杂系统的各部分(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相互竞争和协同关系，当系统内各子系统独立运动占主导地位时，系统呈现为无规则的无序运动；当各子系统相互协调、相互影响，整体运动占主导地位时，系统呈现为有规律的有序运动状态。[5]协同理论有三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一是序参量，指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的机制，它由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而产生，一旦产生后便成为系统向有序演化的控制中心，决定了系统演变的整体效应；二是协同效应，在复杂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当受到外界控制力的影响而使序参量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子系统便会表现出协调和合作，从无序走向有序，即产生协同效应；三是自组织，指在一定的外部能量流、信息流和物质流输入的条件下，系统会通过大量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新的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结构。[6]协同理论与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在系统目标、主体多元、要素多层等方面均具有内在契合性，因而对完善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首先，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具有系统性，建立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框架是系统发挥功能的基础；其次，建立职业教育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机制，增强职业教育各方利益相关者了解、熟悉议事规则且自愿遵守议事规则的约束力，是职业教育治理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进而产生协同效应的关键。

2.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特点和原则。

较其他行业的管理而言，职业教育管理具有十个方面的重要特点，即管理环境的外生性和多变性，管理思想的社会性和开放性，管理主体的多层性和多类性，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和交叉性，管理体制的复杂性和合作性，管理范围的广阔性和整体性，管理内容的多样性和职业性，管理方式的灵活性和多变性，管理过程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管理目标的适应性和多层次性。[7]基于职业教育管理的特殊性，更需要以治理论和协同论为基础加强理论指导，加强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管理效能。

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应具有多元化、民主化、现代化特点。第一，管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不再是职业教育治理的唯一主体，要加强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对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参与，构建政府、职业院校和社会之间的多边多层关系；第二，责权配置平衡化，以权责平衡为基点，构建政府、院校、社会间的权责依赖和互动型伙伴关系；第三，权益保障法治化，以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为准则，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体系；第四，教育决策民主化，充分考虑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构建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利益协调、合作治理和共同决策机制；第五，教育管理现代化，在宏观层面上深化“放管服结合”和“管办评分离”，微观层面上不断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

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应坚持组织性、系统性、创新性原则。第一，协同具有组织性，以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管理现代化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组织战略目标。第二，协同具有系统性，以结构、机制和平台为主要载体推进系统产生协同效应。职业教育协同治理应在主体、内容、操作等层面建立不同层次的协同有序的组织结构；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是核心，也是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包括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反馈机制和调节机制等；同时，协同治理需要信息化管理平台作为技术条件保障。第三，协同具有创新性，创新是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永恒主题，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手段创新是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目标实现且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三、职业教育协同治理框架与实现路径

1.宏观架构：“政—行—企—校—社—研”多元主体协同。

在宏观层面上，建立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间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院校自主的协同组织架构。

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地方性、行业性特征，这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中央—地方分级管理、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放管服结合和管办评分离，以多主体分工合作、多元共治形成职业教育管理合力，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政府的定位和责任重点是把方向、促公平、调结构、建标准、抓改革、强督导，促进政府职能从办教育、指令式管理、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管教育、服务式管理、间接管理、宏观管理转变。总的原则是分权、放权、让权、归权、监权。[8]分权是将职业教育的人权、财权、事权、物权分给政、行、企、校、社、研等多元主体，明确划分和界定各主体的责权利；放权是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将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育教学、考试招生、科学研究、经费管理等权力下放给学校；让权是以委托管理、合作办学、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将权力让渡给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归权是指政府统筹、理顺体制、齐抓共管，将职业教育培训归口管理；监权是政府要通过运用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督导监测等综合政策工具，对职业院校规范办学进行引导、调节和监督。

以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为载体，加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参与，构建政府、社会、学校间的新型关系。落实行业在人才供需、发展规划、专业布局、课程体系、评价标准、教材建设、实习实训、师资队伍、行业参与、集团办学、技能大赛等方面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行业组织建设机制、政府委托机制、对话沟通机制、对接协作机制、多方合作协调机制和评价激励机制，积极发挥行业在制定行业标准、参与技能鉴定、组织技能大赛、指导监督校企、提供政策建议、参与企业管理、推介企业信息、统筹中小企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指导功能。发挥企业办学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校企双主体育人体制机制。深化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与职业院校协同创新和协同育人机制，建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发挥社会评价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职业院校办学方向、战略目标、人才培训模式和办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监督与评价，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以监督、评价、反馈不断推进职业教育科学发展。

职业院校以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建设。在纵向上，加强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的衔接；在横向上，完善职业院校与普通学校、培训机构的沟通，打造职业教育治理院校共同体。同时，以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加强规范管理、精细管理、科学管理和内涵建设，不断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水平。

2.中观架构：校企合作双制双赢。

校企合作双主体协同育人是职业教育重要的办学模式，也是实现职业教育协同管理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在实践、理论、政策等不同维度的校企合作之路，呈现出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轨迹，即从单方面偏重教育走向产业和教育双向相互依赖；从单一强调人才培养模式走向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才开发双重功能；从基层探索为主走向高层引领与基层实践并重的国家制度；从职业教育延伸到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整个教育体系；从一种办学理念和教育制度拓展到国家人才开发和教育整体改革的制度安排；从“供给—需求”单项链条转向“供给—需求—供给”闭环运行；从比较松散合作转向更加紧密融合；从突出形式和方法走向重视内容和效果；从要素间若即若离走向多要素良性互动。[9]

第一，校企合作从校企层面、区域层面向国家层面不断推进。20世纪80年代到90中期，职业学校附属于国有企业和行业，与行业企业发展紧密结合，20世纪末期大部制调整，将职业教育划拨地方政府管理，切断了校企之间的天然联系，职业院校开始自发寻找校企合作结合点。在这一时期，校企自由结合，中介联姻；合作时间有长有短，合作程度有浅有深，人际关系是校企合作的主要驱动力，缺乏长效机制。21世纪10年代中后期，伴随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地方政府逐渐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其标志是搭建平台，为校企合作牵绳搭线；建章立制，为校企合作建立制度保障。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率先实现地方突破，继2008年宁波市率先出台《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之后，重庆、天津、山东、广东、河南等地纷纷出台了支持校企合作发展的政策文件、法规制度，推动校企合作制度化。2014年国务院召开新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此后在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规范、引导、激励、约束、保障校企合作的系列制度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校企合作完成了由下而上、从个体到系统的制度性跨越。

第二，校企合作从国内合作向国际合作不断延展。一方面，国内各地探索了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校企共建协同创新平台、教产对话协作机制等多种丰富的校企合作模式，行业企业与院校对接合作实现常态化；另一方面，职业院校紧密对接和服务“走出去”企业需求，通过招收留学生、与“走出去”企业联合办学、将行业企业制定的“中国标准”引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多种形式为我国产能转移奠定人才支撑。

第三，校企合作从操作层面、制度层面向文化价值观层面不断深入。校企合作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操作层，是零散的、单向度的“院校+企业”合作实践；中间层是制度层，是系统、可固化的法规、政策、体制、机制；核心层是理念层，是校企双方在文化价值观层面的高度认同，也是校企合作的最终诉求。当前，校企合作实践正以制度层为重心，不断向核心层深入。

第四，校企合作从单项合作向全方位、系统化合作不断深入。校企合作从共同招生、共同培养逐渐向培养规划、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场地设施、实践教学、实习管理、教学评价、招生就业、研究开发“十位一体”协同治理转变。

3.微观架构：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

在微观层面，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是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核心。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是学校内部一系列基础性的制度和单元，是职业院校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规定和体制安排，集中体现职业院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其规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核心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是现代职业院校发展目标与功能的集中体现。职业院校要在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主体性、落地性作用。

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一般包含学校章程，理(董)事会、联席会制度，学校自主权，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内部评价分配制度等方面，具体体现为在制度建设、校企合作、专业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学生安全与发展、招生与就业、学校文化、财务与后勤等方面实现跨层与同层的协同治理。其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内部评价分配制度与普通高校现代学校制度具有共通性，当前，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应在学校章程、理(董)事会和联席会制度、学校自主权三个方面着力，凸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第一，章程是学校内部治理的全局性、纲领性文件，是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战略构划，也是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依法接受监督的根本依据和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重要载体。章程制定的重点是根据职业院校学校性质、隶属关系、经费拨款渠道等方面的差异，在进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个性化章程，凸显职业性、地方性特征。第二，理(董)事会、联席会议制度是健全职业院校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的重要保障。要以章程为基础，促进理(董)事会建设的制度化。充分激发职业院校利益相关方参与积极性，理(董)事会、联席会成员由职业院校、政府、行业、企业、社区、专业骨干代表和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其中来自企业、行业和社区的成员比例保持在50％以上。同时，明确各主体权责利能，不断激发高职院校体制机制创新活力。第三，落实且有效行使办学自主权是建设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基础与前提。调查显示，当前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不足与对已有自主权利使用不充分的问题并存，因此，要树立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理念，以章程为遵循，充分落实和有效运用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院长选聘、人事管理、“双师型”教师评聘、内部收入分配和招生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当前，高职教育“小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大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开展专业集群建设，破解“小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大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高职院校服务产业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高职教育专业集群建设的政策统筹与推进

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支持100所高水平示范院校建设，重点建成500个左右产业覆盖广、办学条件好、产学结合紧密、人才培养质量高的特色专业群”的建设任务。

关于“专业群”，《意见》强调的是：以重点建设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形成专业群。可以看到，此时的“专业群”主要指学校内部专业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意在通过专业群带动发展，从整体上提升示范院校的办学实力和水平。

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按需重组人才培养结构和流程，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调整专业设置，形成特色专业集群”。“专业集群”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专业集群作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成为共识。

 二、集群、产业集群、专业集群的内涵探析

（一）集群具备以“四高”为特征的发展优势

集群，英文为Cluster。简单说就是将多个系统连接到一起，构成一个组，多个系统能够像一个系统那样工作或者看起来好像一个系统。这些单个的系统被称为集群的节点。集群的核心技术是任务调度。集群技术可以打造高性能、高可用性、高扩展性、高稳定性等为特征的发展优势。

1. 高性能。集群的性能是集群内所有节点性能的叠加，系统吞吐量及数据处理能力与单一的节点相比有大幅度提升。

2. 高可用性。集群比单个节点允许同时接入更多用户、完成更多任务。任务调度技术可以完成集群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实现负载均衡。

3. 高扩展性。新的节点可以动态加入集群，从而不断增强集群的性能。

4. 高稳定性。当集群中的一个节点失效，它的任务可以由其他节点自动接管，有效防止单点失效。

（二）产业集群理论认为集群可以挖掘竞争优势

经济学领域对“集群”现象的最早认识源于100 多年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马歇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工业组织，认为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形成“集群”。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在于企业可以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工作的服务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需求，等等。

1990年，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中大量企业及相关机构基于专业化分工的、以群集为特征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是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演进的、有效率的中间体组织;是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区域经济的新的思维方法和发展模式。

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组织形态，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突破了企业和单一产业的边界，着眼于一个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的企业、相关机构、政府、民间组织等的互动，从整体出发挖掘特定区域的竞争优势，而不仅局限于考虑个别产业和狭小地理空间的利益。

产业集群的概念为构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其他机构的关系，研究确立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三）专业集群强调结构性、强调区域统筹

关于“专业集群”的概念内涵，国内职教界的专家和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没有给出权威的解释。

借鉴经济学领域产业集群理论，专业集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直面现代产业集群需求、优势资源集聚的专业组织形态，是“在某一特定区域中，在政府对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统筹、调控、规划与引导下，以区域内某一特色或优势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集群为服务对象，紧密围绕区域产业集群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以区域内高职教育专业或专业群为核心，相关专业和专业群在空间上的集聚。”

结合计算机工程领域集群技术，高职教育专业集群的节点是服务产业链和创新链不同环节的专业或专业群，相互补充、互为扩展。

专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是物理空间，也可以是依托信息技术的虚拟空间和云空间。专业集群具备高性能、高可用性、高扩展性、高稳定性等发展优势。专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是专业结构，专业集群的支撑要素是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习实训基地及方案、社会服务科技创新平台等资源和集群内互通共享的体制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专业群”与“专业集群”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进一步清晰。“专业群”和“专业集群”，两者体现的都是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理念，是不同层面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两种专业集约化发展形式。

“专业集群”的范围更广，它的节点可以是专业或专业群，节点之间具有结构性特征，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专业集群强调区域统筹，节点来自同一区域，可以来自院校内部，也可以来自外部组织；专业集群的建设目标是提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与贡献。

“专业群”以重点建设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强调院校内部专业的相互依托，建设目标是院校整体办学实力的提升。

三、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基于职业岗位群相近、行业背景和服务领域相同的原则，以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2个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为核心，系统构建了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物流管理、移动商务、国际贸易、物联网应用、市场营销等专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

（一）跨界整合多种发展优势，实现集群内资源互通共享

在国家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的主导和支持下，在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行业协会的帮助下，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牵头制订移动商务、连锁经营管理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主持建设连锁经营管理、移动商务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双标双库”），以“双标双库”为引领制订契合现代商贸流通行业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以及实训装备技术标准，实现了集群内教学、师资、实训和科技创新平台的互通共享。

（二）专业集群建设的六个路径

一是建设集群内“平台+模块+拓展”专业课程体系，提升人才培养方案的柔性和弹性；二是建立集群内专业辅修制度，提升学生职业胜任能力以及就业竞争力；三是与苏宁云商集团等企业合作建设集群内共享型实习实训平台，提升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四是以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建设带动集群内专业建设指南、顶岗实习标准、实验实训装备技术标准、职业能力培训与考核标准、行业证书认证课程培训标准以及专业课程标准建设，提升集群内专业示范辐射能力；五是以国家级专业资源库建设带动集群内开放共享课程建设，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应用，提升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六是政行校企共建省级大学科技园，吸引与集群专业契合度高的企业入驻园区，提升专业集群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解决高职教育专业集群建设面临的三个难题

第一，专业集群建设基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及行业企业价值链实现需求，以学校优势专业为核心，带动一批相近的专业协同发展，共同服务行业企业内外价值链的实现。专业集群内各专业（群）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生态发展局面，融合度、协调性得到全面提升，一度存在的专业建设缺乏统筹、专业发展缺乏协作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第二，在针对苏宁云商、华润苏果等企业以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国家级、省级行业协会开展的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行业人才需求、职业能力标准以及岗位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专业教学标准并推进实施。解决了专业发展与产业发展契合度不够、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不衔接的问题，促进了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供需平衡。

第三，专业教学资源库在专业集群内全面开放共享，推动资源库成为教师教学模式创新和学生学习方式改革的平台，提升优质教学资源使用效率，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与行业发展不同步，优质教学资源供给不足、使用效率不高、共享不够的问题。

（四）实现高职教育专业集群建设三种创新

1.聚焦双核，打造合力型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的模式创新（略）。

2.动态优化，构建专业——标准——资源的开发集成与应用体系的机制创新（略）。

3.多路并进，实现国内与国外、线上与线下双线推广的方法创新（略）。

四、推进高职院校专业集群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一）集中资源建设有竞争力的平台，努力挖掘专业红利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了集中资源建设有竞争力的“学科专业集群平台”的思路。“学科专业集群超级平台”的思路集成并且超越了专业集群、学科集群、产业集群，是高校推动人才培养体制系统性改革，转型发展、产教融合的重大理念创新和发展方向。

从提高质量的角度，高校不能只是加固原有的“小舢板”，而是要集中资源营造“大舰艇”。从结构调整的角度，高校不能只做“加减法”，更要多做“乘除法”。“乘法”是将现有专业通过碰撞、融合、创新形成新的竞争力；“除法”是将发展定位进一步聚焦到服务面向的主要产业链和创新链，做大“压强”。

从资源优化来看，构建专业集群的主要依据有两方面：一是按照核心产业—周边产业—附加产业的“产业链”思路，形成有机联系的专业集群；二是按照“关键岗位—次要岗位—边缘岗位”的“岗位群”思路，构建与岗位群对应、相互支撑的专业集群。

“产业链”思路和“岗位群”思路都应当遵循集中资源、整体优化的原则，以集群建设进一步紧密专业的吻合、以集群建设进一步挖掘专业的红利。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商贸流通专业集群的建设，正是以2个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为核心，带动产业链相关专业协同发展。

（二）创新专业集群管理体制机制，切实打造发展优势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高职院校，专业管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教学管理范式。这种管理方式条块分割，缺乏灵活变通，专业依据市场、产业结构变化的动态适应性差。对应专业集群的建设要求，这种管理方式难以实现人员调整或资源整合，难以激发专业集群组织的活力，不能满足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专业集群是一个在更广范围内的资源组合，代表了一种更复杂的专业组织形式。从构成上看，不仅包括集群内部的横向、纵向组织，也包括外部支撑性和服务性组织。

地方政府应当在专业集群的建设与管理中承担协调和指导的责任，负责指导专业集群的动态设置，协调专业集群的资源供给，保障专业集群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

高职院校作为专业集群建设与管理的主体，应当以强化有效管理为核心，建立健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校政行企协同合作机制、技术服务与协同创新机制等机制保障，积极改进内部治理，提升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推进师资队伍、科研平台、课程教学资源库、实训基地等互通共享、协同发展。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目标任务的落脚点是“实现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而学校作为一个组织系统，是目标任务的完成、教育教学质量要素的全过程控制、日常教学管理的平稳运行三大因素的有机统一。因此，高职院校在实施诊改工作时，一定要处理好三大关系，解决好“诊改目标确立、诊改要素落地、诊改方式校本化”三个核心问题。

一是处理好源和流的关系，解决诊改目标确立的问题，抓住学校诊改的“牛鼻子”。

在制定高职诊改实施方案和实施诊改时，讲究目标链的构成。目标链的源头在哪里？应是学校的“十三五”规划，它确定了学校的办学定位与发展理念，以及未来五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实施的具体路径，因此一定要有至少十几个子规划组成，包括专业建设规划、课程建设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实训基地建设规划、科研工作规划等。总目标的实现，一定有赖于这些子目标的实现，比如要想实现学校的师资规划目标，一定要将这些目标任务分解到每一年、每一月的每个部门、每个人身上，这就构成了完整的目标链，也就形成了源与流的关系。

实施内部诊改，一定要保证年度目标及“十三五”规划的完成，否则内部诊改没有任何实质性价值，而实施OKR(目标与关键结果) 三级目标责任体系考核，则抓住了高职院校一切工作的“牛鼻子”。所谓三级目标责任体系，是指依据“十三五”规划，将“十三五”目标任务分解到每一年，然后将年度目标分解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一、二级指标由目标管理职能部门制定，三级指标由部门分派，这些指标层层支撑、环环相扣，形成目标链。其中，一级指标为学院层面的工作目标，由院级领导牵头组织实施；二级指标根据一级指标分解，为部门层面的工作目标，由部门党政领导组织实施；三级指标主要根据二级指标分解，为岗位层面的工作目标，这也为部门的定岗定责定编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处理好虚和实的关系，解决诊改要素落地的问题，找准契合学校诊改的“新路子”。

一定的实践要用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所谓虚，指的是相关的理论；实，指的是学校的实际情况。用来指导诊改的理论很多，从内生动力来讲有PDCA及8字循环理论，从人员的参与来讲有全员管理理论，从管理的全要素来讲有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从目标的实现来讲有OKR目标与关键结果理论等。从这么多的理论中，寻找出与各校实际情况相吻合且又能出成效的理论，需要各高职院校自行探索，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笔者所在的学校2004年就开始引入ISO9001管理体系，将管理体系与学校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提出全要素、全过程、全员质量管理模式，并设定自己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通过22个程序文件，对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一切要素进行全过程控制。同时，在维护体系运行过程中通过内部审核与外部审核，采用开具不合格项报告的方式，对不符合程序文件运行的环节和质量点进行整改。目前，学校正进行ISO9001:2015换版工作，将结合诊改文件，进一步完善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四个层面的诊改标准，并增加专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控制程序文件，从而将诊改的内容和要求融入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中。

三是处理好动和静的关系，解决诊改方式校本化的问题，用好学校诊改的“牛鞭子”。

根据教育部诊改文件精神，各院校在进行内部诊改时，时间安排可根据自身条件确定，条件好的，复核的时间可适当提前，条件差的，可将复核时间适当后推。而对于各类标准，学校自己制定，自己找到量自己的尺子。因此，所谓动，指的是专门针对诊改工作的各类检查、评审与总结；静，指的是日常的教学管理。高职院校在进行诊改工作时，一定要与日常的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与已有的管理制度体系结合起来，根据诊改文件的精神要求，将相关的制度体系融入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而不是推翻原有的管理制度，避免将诊改与日常教学及管理脱节或对立。

笔者所在的学校就通过三个动态环节来检查把握静态的教学与管理效果：一是6月份的内部审核，在内部审核中，安排专门人员，针对ISO9001条款，对行政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对教学常规、日常管理、后勤服务等环节的关键质量点进行抽查，确保每项工作按质量标准和流程进行；二是在12月份通过第三方公司进行外部审核，检查的重点是管理体系文件与各类标准、流程的符合程度，以及体系运行的充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同时对改进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跟踪和验证；三是在第二年的1月底，进行管理评审，包括年度管理评审数据分析报告、年度内审报告、年度行政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统计报告、年度教师情况统计分析及改进报告、学年学生成绩统计分析及改进报告、年度招生就业录取数据分析报告等，对学校办学进行全面体检。同时，将这种结果与员工的绩效考核挂钩，明确规定部门工作的完成情况占到员工绩效考核的30%，构建考评性绩效体系，以对事的考核，来衡量对人的评价，以对人的考核，来促进事的完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进学生社团，使学生社团建设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校园环境文化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师生的话，那么包括校风、教风、学风、文化氛围、精神风貌、规章制度、社团活动在内的内涵文化，则直接影响和熏染着师生的思想和情操。

如今，职业院校学生社团发展迅速，在促进学生素质拓展、有效调适学生心理、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推动学生社会化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在职业院校学生社团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瓶颈，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道路。

职业院校学生社团数量和类别急剧增加，但发展不平衡。职业院校学生社团的成立，需要拟成立的学生社团负责人，向系部学生管理科室或者相关指导教师提出书面申请，由挂靠院系或团委签署意见，再由学生工作处或者团委负责人批准。尽管按照程序逐级审批，但毕竟不像社会组织团体成立那么复杂，需要资金门槛、办公场地、人数要求等，学生社团的成立相对较随意、门槛较低。如音乐协会，往往会衍生古筝协会、吉他协会、钢琴协会等很多分支社团，种类繁多，数量过大，不利于管理和指导。同时，一些分支社团因为具有专长和兴趣爱好的学生数量较少，往往形同虚设，不利于长远发展。

院校层面支持力度不够，学生社团管理制度缺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生社团的功能在增强、作用在扩大，职业院校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院校发展重点在于校企合作、招生就业、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容易忽视以学生为主的社团工作，社团活动往往缺少资金，阻碍社团活动的开展；缺乏专门管理人员，学生社团一般由学校团委兼管，兼管教师难免因为本职工作繁重而忽视所兼管的社团，极易出现管理盲区，造成管理不够深入，难以控制社团内有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需要院校层面构建符合社团发展的管理体系，把思政教育导入团委工作、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社团活动中。

学生社团思想活跃，但缺乏适时引导。无论是初中起点的五年一贯制专科生，还是高考录取的科班生，都有较强的社交欲望，而其社交活动很多都是基于互联网来实现的，如利用QQ、微信、微博、视频APP等社交软件。他们通过网络接触到缤纷多彩的世界，受到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其中不乏各种不良思想，容易造成学生的迷茫，甚至在社团活动中走入误区，在学生中、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有些社团仅凭少数具有特长或相关兴趣爱好的学生发起成立，靠着满腔热情维持社团，尽管很有特色，但影响力和涉及面小，发展空间不大，又因为后继无人，往往很难长时间维系。

社团经费管理混乱，容易出现乱收费、乱花费的情况。通过调查显示，学生社团经费一般来源于商业赞助、社员会费、学校经费三个部分，最主要的来源还是社会的商业赞助和收取会费，社团发展往往缺乏学校拨款。商业赞助对学生社团和赞助方来说是双赢的事，但也有一定问题，如明显造成校园内社团的“贫富不均”，一些理论性强的社团就难以获得企业的赞助；商业赞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容易使一些社团活动脱离初衷、流于形式，一切唯赞助企业是从；一些社团为了获取赞助，热衷搞“排场”大的活动，却忽视了内部建设；一些社团经费使用缺乏监督、活动开展缺少计划，造成管理混乱，容易出现各种隐患。

学生社团是职业院校学生的第二课堂，是联系学校和社会的纽带，通过学生自发的组织和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发现学习的真正意义、磨炼学生的意志品格，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那么，职业院校学生社团到底应该如何健康发展呢？

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要重视学生社团建设。争取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支持，建议设立专门管理人员编制，扩大社团影响力和学校知名度。尤其是宣传部、学工处、财务处等部门，要为学生社团提供经费、场地、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充分发挥团组织的先进作用，大力开展正面宣传、正面教育、正面指导，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此外，社团成员深入新生中宣传，要做出能够吸引人眼球的宣传方案，使新生能够对社团主题和活动意义有更深层次了解，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社团中来。

加强引导，健全社团管理制度。锻炼社团全员做事能力，并推行责任制，将活动责任具体到每一个组织者；实行奖励与批评相结合，督促各活动组织者开展好每项活动。以学生社团换届选举为例，要秉着“公平、公开、公正”原则进行，由社员和指导教师投票，现场公布结果；同时，要有学院相关管理部门教师进行监督，避免随意性，保证社团发展宗旨和政策的连贯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要保证以人为本、以服务社会和同学为宗旨举办活动，确保活动的精品性与创意性，将年轻人的公益热情调动起来。

创新活动形式，扩大活动范围。遵循校内活动与校外活动并重的原则，争取在原来校内和县区内活动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科学合理地开展社团活动。菏泽家政职业学院爱心社团成功举办了多次社会实践活动，多次到本地的敬老院、民营老年公寓、公办养老服务中心等老年服务单位开展活动，利用所学专业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使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这类活动让社团学生锻炼了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了社会责任感、提高了尊老敬老意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奉献了爱心，在劳动的同时培养了团结互助的精神。

加强统筹管理，促进对外交流。一所学校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社团，需要加强统筹管理，做到全校社团活动“一盘棋”。在管理中，要求各社团年初上交年度工作计划，由社团管理部门协调组织统一安排活动内容、时间、场地等，避免社团活动过于频繁、重复、撞车等现象发生。各社团每年应该组织1—2次对外交流活动，到兄弟院校学习社团管理先进经验；以社团活动为载体，积极与兄弟院校合作，在合作中共同提高。在院校大力支持、管理部门科学引导、指导教师悉心指导下，学生社团一定会科学规范有序地发展。

“当我们到达纽约机场时，数十家媒体记者把我们团团围住，在耀眼的闪光灯下，我们宣读了简短声明：我们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清晰记得，1978年12月27日，作为中国首批52名公派赴美留学人员之一，他开始异乡求学，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40年前的6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作出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拉开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

40年，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发生巨变。从出国留学到中外合作办学，从人文交流到“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育对外开放从单向需求转向合作共融，由单一样态变为多元发展，从追随者成长为引领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步入了以提质增效为基本特征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局面。2015年12月9日，在审议通过《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四十不惑，教育对外开放有了新目标，中国教育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迈进。

留学40年与时代发展同行

中国的留学史可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容闳带领120名幼童留美。五四运动时期，留美、留法、留苏浪潮兴起。1978年的增派留学生可谓拉开了第三次留学潮的序幕，其意义深远、影响巨大，远非前两次所能比拟。

1978年6月23日，在听取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审时度势，一语破冰。这次的指示具有前瞻性和划时代意义，不仅意味着国内10年封闭局面的结束，也成为中国日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风向标。

首批留学生抵达后不久，邓小平偕夫人卓琳访美。在美方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上，卓琳对留学人员说：“努力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将个人前途融入国家发展，是那一代人的使命。站在留学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当下，当初那份想要走出去的遥不可及、走出去的弥足珍贵及所承载的丰富厚重或许已难以准确触及，但打开一扇窗、让人“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愿望却绵延至今。

40年，留学生群体可谓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重要亲历者。40年，随着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留学规模从涓涓细流扩展为广阔汪洋。

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破60万大关，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接近520万人。从最初的52人，到如今的520万人，10万倍级的增量不仅意味着留学规模的几何级数增长，更映照着留学政策的变迁和留学理念的变革。

公派留学政策在不断完善。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国家公派留学走上法治化轨道。2007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启动，从初期的每年选派5000名左右研究生，到之后选派范围和数量进一步扩大，高质量留学人才实现批量化培养。

自费留学队伍蓬勃发展。1981年，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放开。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为出国留学人员破除了一道门槛。此后的1993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给了出国留学人员更广阔的空间。

政策与民意的完美契合，带来的是外语学习的热情高涨，托福、GRE考试报名排起长龙，“洋插队”一度成了流行语。这背后，是普通民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小目标”得以实现，是改革开放大潮中一个个弄潮儿的活力被释放，梦想被激活。

留学，从精英逐步走向大众。

2017年，出国留学人员中，自费留学已达到54.13万人，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近九成。以公派留学为引领，自费留学为主体的留学工作格局继续保持。

国力的提升不仅能让更多人有条件、有自信走出去，也吸引着更多外国留学生前来。

48.92万人，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就读于全国935所高等院校，是2017年来华留学生的相关数据，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来华留学生只有1200名左右。

近年来，随着打造“留学中国”品牌目标的提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开展，来华留学生生源结构日趋优化、学历生比例不断走高、学科分布更加合理。

国力的提升还吸引着更多留学人员学成归来。从放弃国外优越条件的“科研疯子”、大地之子黄大年，到相约合肥科学岛的哈佛七博士，再到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姚期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是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归潮”，逾八成留学人员选择学成归国，人数超过231万，学成归国者占改革开放后回国总人数的七成。

“我很喜欢‘潮’这个概念，有‘潮’就有动力，有‘潮’就有风景。”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如是说。

“归国潮”背后，是数年来“春晖计划”“万人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磁力，是国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魄力，是既能填饱中国胃又能丰盈报国心的魅力。

40年前，开阔眼界、学成归国、追赶世界是首批留学人员的心愿；40年后，时代巨变，留学归国不仅能“得其大”，还可以“兼其小”，对于出国留学，人们的心态也更理性、更开放。

“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改革开放以来这40年，我们的教育就是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走向世界的。我们的方针历来是‘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的教育。”今年两会期间，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提问时，陈宝生这样说。

这让人想到35年前邓小平提出的教育“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未来是前行的方向，现代化是教育发展的目标，而面向世界则是走向现代化的坐标。

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凸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对教育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走出去留学，加强国际教育间的合作和交流成为必然。

在此背景下，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应运而生，让中外合作办学有规可循。2004年，国务院印发《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全方位、高层次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确立了5年内教育对外开放的思路、策略和举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思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

一系列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相继诞生：2004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开办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2012年8月，上海纽约大学正式挂牌成立；2016年10月，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获批正式成立；2017年9月，国内首个旅游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在海口揭牌……

中外合作办学，既丰富了我国教育供给，实现了学生在家门口享受世界顶尖优质教育资源的便利，也能让中国教育与世界深度共融，取长补短，加速现代化的脚步。

截至今年6月，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2342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共1090个。我国已与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先后与47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等建立起8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与世界看齐的过程中，一些进步已然呈现。在几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中国大学的位次整体前移，且逐年快速赶超。2016年，中国获全票通过，成为《华盛顿协议》第18个正式成员，这意味着我国846个工科专业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工程教育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中国高等教育真正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与此同时，“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

2012年11月，厦门大学正式接受马来西亚官方邀请，到境外办学。2016年2月2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是我国公立大学在海外开办的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校。

将近百年前，厦门大学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如今，厦大回到嘉庚先生成长的马来西亚，这被看作“历史的回馈”，而对于中国教育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行。

截至2016年，中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了4个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约旦、埃及等10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申请。

从面向世界到以自信、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彰显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实力与魅力。而这样的风采也在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领域绽放。

近年来，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开始认可中国的高考成绩；从今年1月起，英国8400多所小学开始选择使用翻译中国的数学教材，此前，上海还因为在两次PISA测试中的优异表现，英国先后两批各派70余位数学教育专家和教师来华学习，并邀请130余位上海数学教师赴英国开展示范教学活动；美国麦迪逊市还首次投入200万美元建立“安吉游戏”在美国的第一所试点幼儿园……

教育对外开放最美妙的地方或在于此。面向世界，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间相互交流、互学互鉴，欣赏着“别人家”学校教育理念的长处，在找寻差距中成长完善。同时，也将自身的光芒洒向远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全球治理

2016年8月21日，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一层大厅，一名来报到的学生在白板上写了两个单词：Hello World——这是首批清华苏世民学者前来报到的场景。

苏世民学院是中美合作、致力于培养未来世界领导人的项目。开学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说：“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青年应该通过教育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合作意识，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

不只着眼自身，更是放眼世界，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为全人类命运考量，从中不难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教育对外开放成为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载体，而培育具有开放心态和世界胸怀的人才也应是教育开放的核心要义。

2016年5月，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吸引了全球目光。这位名叫何江的学生讲述了自己被蜘蛛咬伤，母亲用土方子处理伤口的轶事，呼吁更多人行动起来，助力地域发展的不均衡。何江展现出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对于全球未来发展的责任与担当，也更让构建命运共同体变得具体、可感。

2016年4月，《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称，要大力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治理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作为《意见》的配套文件，教育部2017年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倡议各国聚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并称中国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区域教育大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铁路建成后，运营、维护、管理人员从哪里来？2017年6月，连接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运营在即，这样的问题摆在面前。

作为铁路的建设方，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北京交通大学启动了肯尼亚留学生项目，两批共60名肯尼亚学生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开始为期四年半的专业学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16年起，天津开始在泰国、英国、印尼等地设立“鲁班工坊”，通过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搭建起天津职业教育与世界对话交流的桥梁。“鲁班工坊”向世界输出中国职教，也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技术“驿站”。

沿线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中国的教育服务就送到哪里，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发挥教育“软力量”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事半功倍。

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形成了“中国—东盟教育周”“中国—阿拉伯大学校长论坛”“中国—非洲高校20+20合作计划”“中国—拉美教育交流平台”“金砖国家大学联盟”等一批多边教育合作与对外援助平台，参与全球治理，亮出中国教育的名片。而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也在为促进民心相通、加强人文交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更多是向西方学习，努力追赶。随着国家发展，我们从“跟跑”到“并行”，再到在某些方面“领跑”，教育对外开放的活动半径不断扩大，交流程度也不断加深。我们不仅与发达国家继续深入交流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携手也日益增多。平等、互助、包容，展现着一个大国的风度、责任与担当。

当下，我国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未来将会怎样？

今年两会期间，陈宝生在展望“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时的中国教育时说，到那时，中国教育将稳稳地立于世界教育的中心，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国的标准将成为世界的标准，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留学的国家。世界教育发展的规则，中国有更大的发言权，中国版的教材，能够走向世界。

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站在当下，回望改革开放的40年，展望未来的30年，从历史的长廊，到未来的时空，教育对外开放一路走来，曾经可见，未来可期。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纪念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行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对于教育对外开放亦是如此。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努力实现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关系更近，合作更紧，影响更广。自家大门要开得更大，更要出去敲开更多的大门。

国办发〔2018〕1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和调动各地从实际出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形成担当作为、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国务院决定，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将2016年实施的24项督查激励措施调整增加为30项督查激励措施，对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经国务院同意，现将调整后的督查激励措施及组织实施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优先纳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相关试点，推动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二、对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增长，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的省（区、市），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培育中给予优先支持。（商务部负责）

三、对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企业债券发行、债券品种创新与风险防范等工作成效明显的市（地、州、盟），在两年之内对其行政区域内企业申请企业债券实行“直通车”机制（企业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不需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转报），鼓励地方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发挥企业债券促投资、稳增长的积极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四、对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工、投资完成等情况较好的省（区、市），在中央预算内投资既有专项中统筹安排部分投资，用于奖励支持该省（区、市）符合条件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五、对财政预算执行、提高收入质量、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国库库款管理、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预算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好的省（区、市），中央财政利用督查收回的财政存量资金、年度预算中单独安排的资金等予以奖励，用于支持省（区、市）推荐的先进典型市（地、州、盟）、县（市、区、旗）。（财政部负责）

六、对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地方投资落实到位、促进社会资本进入交通建设领域措施有力、交通债务风险防控工作落实有力的省（区、市），将该省（区、市）具备条件的交通建设项目优先列入三年滚动计划，优先安排车辆购置税和港口建设费建设资金。（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负责）

七、对地方水利建设投资落实好、中央水利建设投资计划完成率高的省（区、市），适当增加安排部分中央预算内投资，相应减少所安排项目的地方建设投资。（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八、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诚实守信金融生态环境、维护良好金融秩序、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成效较好的省（区、市），支持该省（区、市）或其辖内地区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在同等条件下对其申报金融改革试验区等方面给予重点考虑和支持，在相关领域加大再贷款、再贴现的支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上述地区开设分支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双创”、绿色公司信用类债券等金融创新产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负责）

九、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成效好、闲置土地少且用地需求量较大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在全国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安排一定指标予以奖励，用于支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补短板项目建设。（自然资源部负责）

十、对按时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且成效显著的省（区、市），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考核结果，在分配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农业农村部负责）

十一、对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和电商强县建设中予以倾斜。（商务部负责）

十二、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明显的省（区、市），鼓励开展创新政策先行先试，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家符合条件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或调整区位，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家符合条件且发展基础较好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部负责）

十三、对改善地方科研基础条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落实国家科技改革与发展重大政策成效较好的省（区、市），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中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给予一定倾斜，用于支持其行政区域内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科技部、财政部负责）

十四、对在推动“双创”政策落地、扶持“双创”支撑平台、构建“双创”发展生态、打造“双创”升级版等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尝试、成效明显的区域“双创”示范基地，优先支持培育产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创业支撑平台，优先支持举办重大创新创业活动，在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方面予以重点倾斜，对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重大项目，优先推介与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对接，鼓励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新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十五、对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实施技术改造成效明显的市（地、州、盟），在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布局和服务型制造等试点示范方面予以优先支持，并在工业转型升级资金等安排中对符合支持条件的予以倾斜，促进其行政区域内制造业转型升级、企业技术改造和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十六、对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特色优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基础雄厚的市（地、州、盟），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在重点项目上予以倾斜，鼓励地方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协同发展的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十七、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较大，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等工作成效突出的市（地、州、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给予奖励，并优先支持在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方面先行先试，促进产业向高端化、集聚化、智能化升级。（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十八、对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生态环境整治、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转型成效突出的资源枯竭城市，中央财政在安排年度补助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并优先支持在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方面先行先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十九、对推进质量工作成效突出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在质量工作改革创新、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协同服务及应用示范基地建设、重大质量项目投入、质量技术机构布局建设、中小微企业及“双创”企业质量技术服务、质量提升工作重点帮扶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二十、对校企合作推进力度大、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好、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优先纳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等重大项目中予以倾斜支持。（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二十一、对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促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等任务完成较好的省（区、市），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二十二、对在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认定为完成年度计划、减贫成效显著、综合评价好的省（区、市），在分配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给予一定奖励。（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负责）

二十三、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省（区、市），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支持力度，并在以工代赈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二十四、对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在安排中央补助及配套基础建设有关资金时，给予适当奖励或倾斜支持。（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

二十五、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下达相关省（区、市）后，由省（区、市）统筹按一定比例或额度给予奖励。（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负责）

二十六、对落实养老服务业支持政策积极主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明显的省（区、市），在安排中央补助及有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遴选相关试点项目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民政部负责）

二十七、对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重点区域大气、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市（地、州、盟），中央财政年度污染防治有关专项资金下达相关省（区、市）后，由省（区、市）给予相应奖励。（生态环境部、财政部负责）

二十八、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的省（区、市），在分配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水利部、财政部负责）

二十九、对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县（市、区、旗），在分配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负责）

三十、对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创造典型经验做法且受到国务院督查表扬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在下一年度国务院组织的有关实地督查中实行“免督查”。（国务院办公厅负责）

对真抓实干、相关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督查工作、完善督查激励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对于激励地方奋发进取、竞相作为，推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实施督查激励措施，及时制定或调整完善实施办法，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确保督查激励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完善督查考评体系，改进督查考评方法，创新督查考评方式，简化操作，优化流程，公平公正、客观全面评价地方工作成效，避免增加基层负担；要做好宣传引导和政策解读工作，指导和帮助地方用足用好督查激励措施，充分发挥督查激励的示范引导作用。各省（区、市）政府要建立省级政府办公厅牵头、省级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统筹做好本地区督查激励措施组织落实工作。有条件的省（区、市）可结合本地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增强激励效果。国务院办公厅将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适时对督查激励措施实施效果组织评估。

各有关部门制定或调整完善后的激励措施实施办法，于2018年12月31日前报送国务院办公厅。从2019年起，各有关部门于每年2月底前，根据上一年度工作成效，结合国务院大督查和有关专项督查情况，研究提出拟予督查激励的地方名单，报送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将会同有关方面统筹组织开展相关督查激励工作。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国办发〔2016〕82号）停止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12月6日

“这是一个新时代，中国正在强起来。这是我们的时代，谁都有机会出彩……”11月29日，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及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研讨会暨2018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年会上唱响了《强国一代有我在》，赢得现场掌声一片。

当代青年的人生黄金时期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相吻合，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当代青年就是完成复兴大业的“强国一代”，这其中当然包括高职院校中众多的95后、00后学生。

高职院校该如何开展思政教育，如何落实立德树人，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强国一代”？这是新时代高职院校要回答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如何构建‘三全育人’体系进行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事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易俊表示。而此次会议的与会人员也围绕“唱响强国一代 落实立德树人”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文化是推动高职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校园文化氛围对人才培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谭属春看来，保证职业院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需要一流的院校文化来引领。更具体来讲，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职业院校文化建设，并通过院校文化的导向作用，来引领广大师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纵观众多高职院校，各具特色的院校文化已成为一道道别具风采的风景。

比如，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卫东介绍，学校随处可见“茶”元素。学校依托学院茶艺、环境艺术等优势专业资源和广西茶文化研究会等多元化合作平台，通过荟萃茶文化“和、敬、怡、真”精髓，营造和谐、互敬、心怡、求真的人文氛围，逐渐形成了“思茗”文化育人品牌。

再如，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岩介绍，学校将“航空报国、追求卓越”的行业精神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已经使素质教育取得卓越成效。

“我们找准航空文化与校园文化融通的着力点，实现校企文化在人才培养中的融通，努力实现两种文化的零距离，在核心层、中间层、表现层融入与航空行业及军队相对应的精神文化、制度（行为）文化、物态文化。”周岩说。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刘合强介绍，学院里的机电雕塑园、旅游博物馆、谈石斋艺术长廊、第二工业中心以及走进学校的大国工匠们正塑造着浸润工匠精神的校园文化；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刘浩宇介绍，学院的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公共空间的走廊里，正诠释着学校师生的精神风采，成为育人的重要阵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黄远彬介绍，学院正在实施“体商素养”培育工程，探索立德树人新模式，融文化熏陶、科学研究、思政教育、实践训练等于一体……

周岩认为，要创建“当地离不开、行业都认同、国际能交流”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强国一代”，文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软实力，文化更是推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要同频共振

“一是面对新形势、新变化，传统思政课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不足，无法真正融入学生内心；二是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功能发挥不力，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相脱离，未深入挖掘课程资源，未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塑造嵌入专业课程；三是育人合力不强，在育人工作中，各部门、二级学院有效合作的手段不多、主动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不强，无法形成育人合力。”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易俊在调研中发现高校思政教育存在一些“通病”。

为此，易俊在学校召开了教学团队负责人座谈会和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座谈会，各专业教学团队以“隐形嵌入”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不断深化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并开设《中华射艺》《中华礼仪文化》等素质教育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换为“文化育人”的重要资源，融入课堂教学。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大凯同样认为，课程教学中要实现实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频共振。抓住思政课堂主渠道，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但在张大凯看来，仅有课堂教学是不够的。四川职业技术学院还积极推进基地建设强化实践育人，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整合各类实践资源，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践形式，拓展实践平台，增强实践能力。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韩先满介绍，在课程与实践、线上与线下“两栖”平台上，学院针对高职学生特点，实施“思想导师制”，遴选一大批优秀党员教师及中层以上干部，对需帮扶的问题学生和入党积极分子学生进行多方面指导，落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致力把“全员育人”落到实处。

济南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春光则介绍，学院以工匠精神、行为自觉、文化自信三个一级指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制度规范、社会实践、文化等指标，研究开发了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测评标准，从而引领学生学习、领会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前我们已经对2.6万名学生进行了评价，我们也从中收获很多，还受到了领导、专家、老师的好评，学生也成为我们最为之骄傲的名片。”王春光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探索，把学生真正培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做到学生心坎里

新时期，高职院校宣传思想工作要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更新升级传播手段和渠道。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无疑成了高职院校重要的思政教育阵地，学生埋首其中，而学校也在下大力气在这一阵地上耕耘，使思政教育抵达学生的指端、心间。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则立足于官方微信，致力以“小屏幕撬动大传播”。学校党委书记王光文介绍，学院官微在精准定位用户群体的前提下，在坚持正面发声的同时，满足用户内容需求、服务需求、情感需求。同时，在“有意义”和“有意思”中找到平衡点。官微在学院大政方针、重大新闻与内容的新奇特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和落脚点，以易于接受的方式，让“硬新闻”“软着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与师生的有效互动。

而新形势下如何结合“事、时、势”，让思政工作在线上线下“清新可人”“活起来”？这是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思考的一个问题。

为此，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思政工作打造了一位虚拟代言人，即“工小程”系列拟人化形象——“工小程”头“戴”矿灯，脚“穿”圆规，大眼呆萌，色彩明艳，易于被年轻人接受，同时又较好反映了学校的传统专业背景和特色。

据该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张洪冲介绍，学院同时结合学生话语表达特点，打造了专属网络文体“工小程体”，比如“外卖可以吃一辈子，食堂只能吃这几年”“考试别加特技，毕竟考试不是谈恋爱，不需要眉目传情”等，“扑面而来”的清新话语，摆脱官方话语体系“严肃”和“刻板成见”，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接上了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