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第八场报告举行
本报北京10月15日讯(记者 高靓)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15日在京联合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第八场报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作了《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的专题报告。
袁贵仁指出,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和个人梦的统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成就人生梦想,既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支撑。
袁贵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坚持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的首要位置,推动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不断扩大教育规模,让人民群众“有学上”。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学前教育快速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采取倾斜政策,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残疾人、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支持力度,大力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拓宽人民群众受教育渠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和继续教育,努力让人民群众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
袁贵仁指出,当前我国教育公平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很大差距。今后,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坚定不移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扩大投入;坚定不移地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建设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坚定不移地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扶持最贫困地区和最困难群体作为优先任务,把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作为根本措施,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教育发展差距。要兜底线,更加关注贫困地区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残疾人教育;保基本,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使每一所学校都达到基本办学标准;上水平,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信息化,提高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比例,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畅渠道,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搭建终身学习平台;建规则,加快完善教育标准体系,加强教育督导,开展教育满意度测评和教育现代化指标监测,完善保障公平的长效机制。
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负责人和高校师生共约800人参加报告会。
记者近日从广西教育厅获悉,为支持县级职业技术学校办学试点工作,推进各试点县级职校与高职院校共同合作培养技术人才,广西现已安排下达1200万元专项资金。广西还将计划安排2850万元用于支持此项试点工作,其中,2400万元用于8所试点县级职校开展试点专业建设,450万元则用来补助9所试点高职院校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据了解,广西教育厅于今年7月印发了《县级职业技术学校办学改革试点方案》,计划在横县等8个县开展县级职校办学改革试点工作。目前,8所试点县级职校与9所对口帮扶高职院校按照《试点方案》,采用“2+3”学年制中高职贯通办学。对应的试点专业分别签订了合作办学、对口帮扶协议,高职院校也将在专业建设、校企合作、教学改革、实训基地建设及招生就业等方面对口帮扶试点县级职校。同时,由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等9所高职院校牵头,联合试点县、相关企业,起草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等15个专业的5年制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案。截至9月18日,各试点县级职校招生总数达9516人,比去年同期招生人数高出8.2%。
凤凰汽车讯 2013年10月11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主办,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北京吉利大学承办的2013年“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发展与人才培养座谈会”在北京吉利大学举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包叙定等40多名中国机械工业及汽车行业的老领导、老专家出席了座谈会,针对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发展与汽车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研讨。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与世界汽车业领先的同行相比,我们在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小差距,这背后就是人才匮乏的问题。在人才教育、培养领域需要对原有体系进行突破性的改革,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实用型和创新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汽车工业真正做大做强。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在讲话中表示,我们要以专家型、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汽车人才队伍建设;以各级人才库建设为重点,加快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付于武就中国汽车科技人才的发展情况做了汇报,指出科技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亟待完善,包括人才成长激励方式、能力评价机制、政策环境等,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认识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也有待提升,并提出优化本体人才成长环境、建立汽车科技人才数据库、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完善专业技术能力评价体系、建立汽车人才特区、推动校企合作等建议。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就吉利教育产业的发展战略向与会进行了简要介绍,他说:“吉利正在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路上不断实践和探索。我们希望,吉利集团在专业人才培养上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为中国汽车行业输送大批实用型人才的同时,也能够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贵州将对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实行动态调整,同时下放专业审批权,科学制定招生计划。
省教育厅将就此强化区域和职业院校间的专业分布及招生规模调控,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专业。
黔中经济区将重点建设一批城镇建设和管理、装备制造、资源深加工、战略性新兴产业、商贸物流、会展旅游、社区服务等专业。黔北经济协作区重点建设一批特色轻工、金属冶炼及深加工、旅游文化、农技家政服务等专业。毕水兴能源富集区重点建设一批能源、煤电化工、钢铁有色、农畜产品加工等专业。三个民族自治州重点建设一批文化旅游、磷煤化工、新型建材、民族医药和农林产品加工业等专业。
“ 我们算是大学生吗?”
当大陆无数的专科生为身份归属而纠结,持续多年上网留帖发出同样的质疑时,在台湾,技术院校力压台湾大学等高等学府,拔得“最受企业欢迎高校毕业生榜单”头筹。
两千多年前,孟子的一番话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定下了尊卑之序,他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多少年来,很多人觉得,寒窗苦读十多年,站在庙堂策论天下才算是高人一等,而有着一技之长的渔民樵夫,则处于江湖之末。
虽然文化同属一脉,但职业技术教育却在海峡两岸间演绎出不同的风景。
大陆 绝少官员孩子上高职
台湾 父母当院长的不算少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
2013年4月,面对媒体采访,有“炮手”之称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甩出一个“炸弹”,震动了舆论。
可以说,职教身上有着浓厚的“平民教育”、“农村教育”的色彩。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民工子女占了八成,而近三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
职教不受待见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求职饱受歧视,考公务员也有诸多限制,绝大多数职位留给本科毕业生,大专学历可以报考的职位,少之又少,且多属于鸡肋型岗位,要么偏远,要么是“清水衙门”。
近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九届穗台校长论坛”,原人大校长纪宝成以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场上,他对此种门槛打抱不平,“所有国家机关的公务员都需要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吗?不是这样的。”
说这话时,纪宝成站在演讲台前,显得有些激动。面对着穗台两地100多位校长、学者,他声音沙哑又有力。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要启动人事制度改革,取消对职教的限制,做到职教与普教一视同仁。
其实儒家文化讲究“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很有市场。对民众来说,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职教又如何不受歧视呢?这种观念也影响着台湾市民对职教的评价。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开始发展职业教育时,职教还是被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那时候,我们都把读职教的人叫做‘黑手’,因为他们工作双手都很脏。”朝阳科技大学校长钟任琴回忆说。
而后台湾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人们回过头看,发现这个时期贡献最大的,便是技校毕业的劳动者。这触动了整个台湾社会对职教的评价转型,职教身上背负的“歧视”色彩慢慢褪去。反映在仕途文化上,便是公务员系统对职教学生敞开怀抱:报考公务员初等考试时无学历限制,年满18岁即可。
“五年前,在台湾就不存在什么歧视了。”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钟任琴,混迹政学两界多年,他说,“像现在,五院(“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院长的孩子读职教的,不在少数。台中市国民党主任委员的儿子就读我们学校。”钟任琴说。
大陆 缺乏荣光不好科研
台湾 多做科研力争一流
今年6月,在初中生毕业升学的时段,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再次强调,当局重视职教教育,“希望更多的孩子进入职教体系”。
在此前,马英九就促成了一个政策层面的诱因,让所有高级职业中学的学生免费入读。
说起高级职业中学,大陆的人们可能较陌生。与内地一样,台湾也是在初中生毕业后才开始分流,选择进入普教或者职教体系,这分别对应高中和高级职业中学。
读完高级职业中学后,学生可以直接报读四年制的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属于本科层次的高等职教院校),又或者“曲线救国”,先读两年制的专科学校,再考两年制的技术学院或者科技大学,以取得本科学位。
在台湾的官方定义中,职教与普教是平行的教育层次。高中生与高级职业中学的人数比例,基本持平。三十年前,这个数据还曾达到3:7,高职系统学生远超半壁江山。
反观大陆,职教被设置在普教之后。7月份,纪宝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不客气地指出,“高考录取一本、二本、三本之后才是高职,高职录取分数很低,高职院校缺乏光荣感、自豪感。”
外界在职教学生身上贴起“高考失败者”标签。以至于大陆这些所谓“失败者”聚集的院校,甚至失去了搞研究的勇气。
“说起产学研,好像只有普通高等教育学府才配说搞研究,我们高职院校,也就只有产跟学了。”广东某职业院校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听到这,钟任琴就犯嘀咕了,他摊开双手反问:“谁说职教就不用做研究啊,如果是纯教学,职教老师跟国小老师有什么区别?”
在台湾,职教院校做研究是普遍性的事情。钟任琴举例说,近年朝阳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的教授们带着研究团队,在几千只雌性昆虫身上,摘下定义性器官,提取性荷尔蒙,批量生产成细条状诱捕器,挂在树上,雄性昆虫被吸引过来就落网了,不用撒农药就可以除虫。这一技术一量化生产,成本仅为欧美同类产品五分之一。
“普通大学做基础、理论性的研究,我们职教院校,则会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不搞研究开发,职教院校就真的是二流选择了。”钟任琴说。
大陆 忙着换牌子求升级
台湾 老师任顾问提实务
“学士多过狗,博士满街跑”。这句流传台湾各界的戏谑笑话,说的就是台湾职教体系中,深藏许多博士老师。每天,有不少博士老师辗转企业和学校之间,这一刻站在讲台旁边授课,下一秒则出现在企业实验室。由于台湾中小企业缺乏技术研发人员,不少职教体系的博士老师,会被邀请去当顾问。
一般的操作手法是,院校与老师签订协议,继续发工资,但老师需要回学校义务上一门课,把企业的案例带回来,数年后老师重返讲台。在台湾资深教育人士眼里,这是一种双赢,博士老师为企业提高产能,创造利润,企业则为老师解决实务平台。
这样不怕老师跳槽流失吗?“台湾诚信文化比较好,老师一般不敢。就算流失了,也是一种力量扩散,老师们会带来实习机会,创业时,也会带上学生一起做。学校就受益了。”上述权威人士称。
台湾的职教院校忙着提升教师队伍实务能力,与此同时,大陆广袤土地上的不少院校,却忙着更换牌子,将中专变大专,大专变本科,本科变研究所。
纪宝成对此的解释是,受官本位观念的驱动,“中职变高职,行政级别由正处级变副厅级;高职升本科,行政级别由副厅级变正厅级,地方可以安排不少领导干部。”
台湾与大陆在职教体系的分野,确实有着不小的落差。
“第九届穗台校长论坛”中,台湾行政教育部门前负责人杨朝祥也在场。在杨朝祥眼里,两岸民众在思考模式上接近,台湾职教发展早一点,早些碰到了问题,可以提供给大陆做借鉴,避免走一些弯路,但他也坦言,“两者是互相学习的。”
不久前,国家层面提出,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覆盖范围包括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台湾来说,这无疑是个赶超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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