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我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率约为1%，跟国外比起来偏低。国家计划从2014年到2017年，通过各项政策扶持和创业服务，来扶持80万以上的大学生实现创业。
为何大学生创业率多年来起色不大？对此，多数人将其归咎于高校创业教育纸上谈兵，创业师资缺乏实践素质，政府扶持政策不力，等等。但笔者以为这只看到了某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我国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创业教育缺失。
语言学家吕叔湘说过：“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诚哉斯言，教育即培育和生长。创业教育关键在于在学生心中播撒创新创业的种子，激发起创造潜能，而不是像流水线一样，以同一个模子铸造产品。然而，我国创业教育引入迟、起步晚、发展慢，目前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基本是一片空白。创业教育就像道德教育、安全教育一样，需要从小就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贯穿于教育各个阶段。反观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已建立了完备成熟的体系，涵盖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直到本科、研究生教育全过程。
总之，没有从小就养成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一味地寄希望于通过大学阶段的政策宣传、理论灌输、技巧训练、创业演练来提高创业率，很难取得实效。只有将创业教育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才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点燃学生创新创业的激情，大学生们踊跃创业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据了解，为引导和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决定，实施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各地有关部门普及创业教育、加强创业培训、提供工商登记和银行开户便利、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提供创业经营场所支持、加强创业公共服务6个方面综合施策，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服务。
针对大学生创业资金不足问题，通知要求各地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各地要认真落实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在符合规定前提下，加大对创业大学生的支持力度，简化反担保手续，强化担保基金的独立担保功能，适当延长担保基金的担保责任期限，落实银行贷款和财政贴息，重点支持吸纳大学生较多的初创企业。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作用，更多支持大学生创业实体。要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群团组织、天使投资人等以多种方式向创业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设立重点支持创业大学生的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对支持创业早期企业的投资，符合规定条件的，按规定给予所得税优惠或其他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要对现有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进行整合，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向大学生创业实体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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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在线讯 5月29日，2014年全国铁路职业院校“铁路客车段修”技能竞赛在山东职业学院圆满落幕。闭幕式上，山东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荣昌、副院长徐冬、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袁清武，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竞赛总裁判长刘志明，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董黎生为获奖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铁路客车段修”技能竞赛获奖学生 摄影/秦学昌
据悉，本次大赛自5月26日开始，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25G型客车综合控制柜使用与维护》、《检查及处理25G型客车综合控制柜空调故障》、《15号车钩钩头分解组装及试验》、《209T型转向架落成检查》、《塞拉门性能试验与故障排除》、《104型制动机单车试验》等6个实作科目和车辆钳工（中级）、车辆电工（中级）等2个理论科目的比赛，共产生一等奖31名、二等奖61名、三等奖90名。
“铁路客车段修”技能竞赛正在进行 摄影/秦学昌
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袁清武表示，大赛旨在探索多方协作的竞赛机制，推动各校专业基础能力建设，检验各校执行专业标准的实施情况，检验各校的专业教学质量以及通过组织竞赛观摩和竞赛指导培训教师执教能力，提升执教水平。袁清武认为，此次竞赛充分展示了全国各铁路职业院校在校大学生的技术业务素质和精神风貌，对激发青年大学生学技术、练硬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希望各铁路职业院校以这次技能竞赛为契机，广泛深入开展技能竞赛、岗位练兵活动，激发广大在校大学生勤学苦练、刻苦钻研的学习热情，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队伍，为祖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山东职业学院王建科 供稿）
2014年全国林业行业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黑龙江代表队团体夺魁
5月20日至22日，2014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林业行业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广西高峰林场六里分场举行。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集团共30个代表队90名选手参赛。
经过预赛、决赛和理论考试的激烈角逐，代表黑龙江省参赛的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小九林场赵鑫、苇河林场马绍林和尚志林场刘志宇3名同志，在领队黑龙江省林业厅森林经营局韦国彦同志带领下，凭借扎实过硬的业务功底和勇于拚搏敢争第一的精神，取得团体第一名、个人全部为三等奖的好成绩。
这次技能大赛由国家林业局、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和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共同主办，是我国国有林场创建60多年来举办的第二届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也是首次升格为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组织的国家级二类竞赛。参赛队伍由首届的24个增加到30个，四大森工集团首次派队参赛。设个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12名、优秀奖15名，设团体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获个人一等奖的选手将报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获二等奖的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获优秀奖以上的颁发获奖证书和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
本次竞赛主题为：提升技能促生态，历练队伍展风采。竞赛内容分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技能操作考核包括林分因子（公顷断面积、平均胸径、树高）调查和抚育间伐模拟施工设计（选择采伐木、控制均匀度及蓄积、株数采伐强度）。这些技能操作考核项目均是森林经营工作中实践操作的核心内容，完全能够反映选手的实际专业技能水平，所以说这次技能竞赛的项目和内容十分贴近林业生产实际。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全体参赛选手的鼓励和鞭策，而且对促进和提高全国林业行业职工队伍的整体职业技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并将在全国林业系统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黑龙江省林业厅对此次大赛高度重视，这次全国技能大赛也是对黑龙江省森林经营工作的一次大检阅，取得如此成绩也反映了黑龙江省森林经营技术队伍的业务水平。比赛结束后，业务主管厅长张风仙、副厅长张学武、森林经营局长宋德义等亲切接见了带队何志强及全体参赛人员，对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衷心祝贺，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在森林经营战线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成果替代课程学分调查分析
创业学生分发快递
创业学生在做运动鞋个性化彩绘
创业学生为自己店的帽子代言
近三年来，浙江省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义乌工商学院）三届毕业生创业率分别达8.5%、13.8%、14.2%，连续3年位居全国高校首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义乌工商学院目前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高校电子商务创业实践基地，全校共有1800余名同学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业，义乌工商学院的“大学生、小老板”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我国高职创业教育的一个典范。
这样的成绩，源于在创业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义乌工商学院创造性地使用了课程替代：创业学生可以用创业取得的经营业绩来替代某些课程的学分，以顺利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
产生背景
创业学生不能按时完成理论课程学习
创业业绩如何替代课程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教育评价新思路带来教育功利化倾向的质疑
当前，大多数高校按照传统模式，以理论教学来推进创业教育，义乌工商学院则积极鼓励学生开网店。随着创业活动的深入，不少创业学生暴露出了学习上的短板，他们考试不及格，甚至不能进行正常的课堂学习，随之而来的是考试不能通过。当创业学生不能按时完成理论课程学习成为一种常态现象时，如何平衡创业与学业的关系成为义乌工商学院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深化创业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为激励学生更好地创业，义乌工商学院制订了课程替代制度。
一边是优秀的创业业绩，一边是理论考试挂科；一面是受人尊敬的“小老板”，一面是不能毕业的“挂科生”。这种状况在很多学生身上尴尬而又真实地存在着，如何给这些“学生老板”定位，学校的态度直接关乎创业教育改革的深化。在现有教育体系下，如何评价学生在创业实践中收获的知识和能力，成为深化创业改革时碰到的一个棘手难题。
为了给这类学生一个合理的定位，义乌工商学院对创业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在充分调研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创业是一种学习，而且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用课程替代合理平衡创业实践与理论学习之间的关系，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创业型学生脱颖而出。
义乌工商学院《课程替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为鼓励学生创业，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自由选择创业教育活动形式。创业活动的项目成果经认定后可以替代课程的学习并获得相应学科成绩，并记入学生成绩档案。”课程替代鼓励创业学生以自学、旁听、与任课教师单独联系等多种方式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以顺利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
具体内容
创业业绩如何替代课程
在义乌工商学院12e创电商（2）班，29名学生中有10名同学参与了课程替代，有的人符合申请一门课程免修，最多的人可以申请除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之外的所有课程免修。他们替代的课程有“现代经济学”、“财务管理”、“办公自动化高级应用”、“消费者行为学”、“物流管理”等。
以外语外贸分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学生创业业绩达到一定指标后，除思政类课程、公共基础课、淘宝专业基础课不能免修外，其他课程均可视情况申请免修。具体免修的课程由专业教研室与分院批准，同时由教务处与创业学院审核。
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各专业教研室确定本专业能被创业业绩替代掉的课程，每学期不超过4门。符合课程替代要求的学生必须提出申请，经班主任核准课程、签字同意、严格把关后，再由学生所在分院、创业学院、教务处批复同意，才能最终认定为允许课程替代。
课程替代实施之初，很多教师担心这项制度会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的确有学生将课程替代作为护身符，以创业之名请假逃课，从事与学业无关的事情。
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学校规定，经过批准免予正常上课的学生，在此期间必须保证从事创业活动，并接受创业学院和其他教师与学生的监督。如果发现以创业名义逃课逃学者，一律取消课程替代资格，并按照校规严肃处理。
在校内，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认可这种教育模式，有很多学生退出了创业行列，选择传统的学习模式完成学业。也有不少专家指出，大学阶段应以传统的课业学习为主，为今后的求职、就业奠定基础。
现实影响
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课程替代是否合理并不能在理论上进行论证，还要看其在实践中是否可行，能否更好地培养创业人才。一项针对义乌工商学院百余名创业学子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同学表示，因为忙于进货、发货，经营自己的网店，没有时间从事理论学习。大多数同学表示课程替代能够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创业实践中，很多同学在实践中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教学效果更好，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容易被激发。
一提起创业，很多人就将其与“风险投资”、“技术创新”等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认为创业者必须具备“T”字形的素质和能力结构，具备很宽的知识面和很精深的专业知识，因而在开设创业教育类课程时，过于贪多求全。对高职学生开设过多的理论课程势必削弱实践教学，接受如此多的理论课程，学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创业实践。
创业教育涉及经济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内容体系庞大，课程体系复杂。高职学生文化课基础原本薄弱，对学生开设如此多的课程势必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且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创业教学有其自身特点，创业课程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与代替一切。课程替代基于现实出发，易于操作，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解决了创业学生学业上的后顾之忧，为高职创业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模式。
在创业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义乌工商学院遇到过很多困难，但观念上的阻力更可怕。创办了公司的学生石豪杰为多名同学提供了就业岗位，突破了千万元的年销售额，但他已有6门功课累计不及格，根据《学籍管理条例》，出现这种情况应被勒令退学。经过反复考虑与充分调研，义乌工商学院认为石豪杰的创业成绩和优秀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出色的学生，“一个学生是否优秀，与他是否挂科没有直接的关系。”工商学院决定不对其进行开除处理，还要授予他“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提供了教育评价新思路
有人形象地描述高职学生接受创业教育的历程：大一步入校园时，学生满怀激情，暗下决心，立志到大学之后要好好创业，而等上完创业类课程后却发现，创业很艰巨，创业者必须具备各种素质和能力结构，创业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力与物力作为基础。经过中国式的创业教育后，学生的创业热情冷却许多，创业动力也逐渐消退。理论式教学导致学生接受创业教育后，没有创业的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创业。
提及创业教育，很多人认为其目标在于培养人的创业精神，很多高职希望通过创业类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有了创业精神的学生方能从事创业活动。很多人总是认为创业教育重在培养创业精神，而不在于创办企业，更不能以创业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创业教育的成效。实际上，当把创业精神的培养当做创业教育唯一考核目标时，很难考核创业教育目标是否实现；当创业教育目标是否实现都难以认定时，就更难以去组织实施创业教育，并调动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了。
课程替代从创业业绩出发，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点。在课程替代模式下，考核创业学生可以不考虑学生修完了多少门课程，通过理论考试取得了多少学分，可以不去衡量创业精神是否得到了培养，而直接去看学生取得的创业业绩。同时，考核创业指导老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考所指导学生的创业业绩，不完全从开设了多少门课程，申请了多少课题等角度进行考核。这种考核方式充分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具有实际操作意义，能够促进创业教育的良性发展，改变了我国创业教育局限于理论教学的困境。
带来教育功利化倾向的质疑
在课程替代下，工商学院的创业学生可以“不务正业”，在校外到处“折腾”。学生创业业绩很重要，创业学生考核不完全由任课老师与考试成绩来评定，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创业业绩。与一般大学生相比，创业学生少了一些读书人应有的书生气，多了一些商业人的市侩气，这种培养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有点格格不入。
在培养“学生老板”的同时，不少人认为课程替代过于注重创业业绩必然导致对理论教学的忽视。当两者相互冲突时，如何平衡之间关系并无可以直接借鉴的模式。学生在校时间有限，将时间投入到创业实践中，必然减少其他教育时间。课程替代评价学生以创业业绩为出发点，而传统评价体系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当课程替代与传统教育理念发生不可调解的矛盾时，如何合理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考验着课程替代实施者的智慧。
课程替代的横空出世，是对当前中国教育前所未有的突破。国内有学者对此深感担忧，认为义乌工商学院的初衷是“与其让学生在校园里无所事事或学习僵死无用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尽早进入社会”，认为义乌工商学院所提供的解决之道，或许不再刻板与陈旧，但却使教育彻底庸俗化。课程替代甚至没给学生带来任何新的价值，只是让教室提前成为商场，学生们提前成为小商贩。
理论学习与创业实践孰轻孰重？课程替代鼓励学生投身创业实践，将课外实践提升到与课内学习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新型理念，有学者认为课程替代轻视理论教学，反知识化倾向极端明显。许多学者认为其忽视理论教学，会对高等教育产生误导。
（贾少华系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玉成系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教师）
如何给学生更加充分地自由选择专业。这种“自找麻烦”的事情，邬宪伟花了21年时间去研究和探索。
这种探索，从最初的“2年普课+2年专业课”，到后来的“1年普课+3年专业课”，再到现在的“1年普课+3年专业课”与“全3年专业课，中途凭学分换专业”并举，给了中职学生们一个“二次选专业”的机会。
“只要专业课学分和普课学分加起来满足毕业条件，就能提前毕业。”学校教研室主任王珺萩告诉记者，中职学生也可以像很多名校大学生们一样，刷学分、换专业、早毕业。
校长“吐血”遭遇：学计算机软件以为是学玩游戏
邬宪伟在职教行业干了30多年，这一过程中，最令他头疼的，不是师资问题、就业问题，也不是教学水平问题，而是“孩子们选专业”的问题。
根据他多年的观察，初中毕业生们进入中职学校，在选择专业时，大多听老师的、听家长的或者光凭“感觉”，很多学生连自己所选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都不清楚，仅凭“听说不错”、“听上去还可以”就作出决定，而这一决定，将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最令邬宪伟“受刺激”的一次，就是学校刚刚开办计算机软件班那会儿。新开办的计算机软件班被社会各界广泛看好，400多人报名，仅录取40名学生。那次入学考试，在职教界，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招进来的，清一色都是数学成绩很好的，清一色都告诉我，我从小酷爱计算机。”
那次招生，邬宪伟感觉“生源质量很不错”。但一年之后，学生们的成绩却令他几乎“吐血”——全班一半的学生要留级，这批学生连计算机软件专业最基础的VB（即Virtual Basic，一款通用的编程语言——记者注）课程都没及格。
邬宪伟调查该班级教学情况时，同学们的回答令他哭笑不得，“他们说，校长我们真的没想到计算机软件课程那么枯燥，还以为跟家里电脑上玩游戏一样的呢。”
除计算机软件班这个极端案例外，邬宪伟还见过许多“不靠谱”的选择——一些非常内向的孩子选读对外交往要求高的文秘专业，一些静不下心来的外向孩子选读枯燥的数据分析类专业，一些完全没有空间概念的学生选读空间分析要求高的数控专业，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很弱的学生偏要选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等等。
这些“不负责任的”的专业选择，将会导致孩子们专业课学不专、上课易产生惰性等问题。在邬宪伟看来，让“适合从事某个职业的孩子选对职业”是职业教育“服务学生发展”目标的重要实现途径。
他开始有意关注德国、美国的一些职业教育的做法。一种名为“职业性向测试”的软件吸引了他的目光。没钱买回来，他就组织学校教师团队“照葫芦画瓢”自己做一套。
1993年，邬宪伟的试验开始了。他将以学分制为主的“职业试探教育”和“职业性向测试”软件结合，开发出一套“帮助十五六岁孩子选专业”的好办法。
中职生也可以“走班”听课
如今，所有进入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的学生，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4年制学生，他们入学第一年统一学习文化基础课程，第二年开始选专业；另一类是3年制学生，他们入学即有专业，但可以在第二年通过专业面试、笔试“转专业”。
学校教研室主任王珺萩介绍，4年制的学生在第一年除了必修基础课外，还可以自行选修感兴趣的专业课。这些专业课，都是采取“职业试探教育”的方式进行选拔。未来想学珠宝首饰专业的学生，可以选修美术课；想学计算机软件的，可选VB课；想学媒体制作的，可选摄影摄像课；想学化工的，可选化学课；想学机电、数控、自动控制的，可选CAD制图课。
所有这些选修课的设置，只有一个目的——让学生们“试试看”。选修课的一大特色是，会带着学生们到工厂去“看看这个职业究竟是做什么的”。对教师授课方式、授课内容不满意的，只要两个星期“试听期”之内，还可以申请“换课”。
一年之后，每个学生可以填写3个志愿，并参加一次“职业性向测试”，看看专业电脑软件会推荐自己从事哪个职业。
而3年制的学生，虽然入学时有专业限制，每天上的也是专业课，但在第二年可以“转专业”。
计算机软件专业二年级的秦嘉怡就是去年9月刚刚从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转来的学生。她告诉记者，自己中考时因为成绩不理想，没能进入竞争激烈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但在一年级时，她利用各种业余时间自学计算机编程。
她向计算机专业学长借教科书自学，到书城买编程书回家自学。一年后，她通过计算机软件专业老师的面试、笔试、机考，顺利换了专业。王珺萩介绍，即使考试落榜，也可以转专业，但要在新专业补上漏掉的一年课程学分。
据悉，在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学生能否在本专业毕业，取决于其学分完成程度，如果能提前修完必修课和专业课学分，学生可以提前毕业。王珺萩说，这所学校每年都能有10%左右的学生提前毕业，其中4年制学生约能提前1年毕业，3年制学生则很少有提前修完学分者。
谁都知道“二次选专业”好，但试水者寥寥
记者注意到，在上海这座以“教改自贸区”自居的城市，尽管职教界很多人都知道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的“二次选专业”、“学分制”、“走班选课”做法，但愿意紧随其后试水者却寥寥。
邬宪伟说，最大限度的给学生选择的自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学校为此要实行全面的课程体制改革，小到每学期各种大小教室的使用、排课，大到构建一个选课系统、若干台上课刷卡的机器，都极费周章。
“本来一个班级一张课表就够了，现在一个班级40个人要有40张课表。还要有刷卡机，以防止学生们逃课。”邬宪伟说，这种制度，学校试了21年，到现在，还只能说在“继续试”。
上海职教界近来受到“中本贯通”学制的利好，参与试点的3所中职学校（包括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如今都开始试点在个别几个“贯通专业”中制定7年制的全面培养计划。但敢于在学生入学后，给孩子们一个“试错”机会的，据记者了解，只有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职教界一个较为普遍的想法是，在当下职校招生吃紧的当口，搞“二次选专业”不如加快促进“中本贯通”来得更能快速吸引生源一些。毕竟，那3所“中本贯通”试点中职，都迎来了久违的“招生旺季”。
但邬宪伟看得更远一些，他的胃口更大。他告诉记者，“二次选专业”、“学分制”、“走班选课”等做法都是在为未来打算，“我希望把学校打造成一个中职、高职、本科一体化的学校。”
在近期几次出国访问中，他重点关注的也是一些“一体化学校”的经验。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荷兰海事大学都是他努力学习的目标，“职教一样可以出精英人才。”
13日下午，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模特表演赛项北京选拔赛在798正式开幕，现场出席的有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东城区政府、东城区教委等部门的领导以及50余所职业学校、近30家中等职业学校的赛委会委员。
据介绍，此次北京市技能大赛模特表演项目比赛经过一个月的选拔比赛，最终参与角逐的有服装模特表演项目19名选手、平面模特展示项目26名选手。大赛选拔从选手的基本体态、T台技巧、风格化演绎、产品展示、镜前表现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最终将评选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9名、三等奖14名，其中位居两个分赛项前两名的选手将参加6月份在北京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李华 绘
虽然说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学者都知道我国的职业教育包含着技术教育，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就是普通劳动者或生产一线技能型人才。二者话语体系存在着不一致，必然在现实中产生混乱，因此有必要还原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把“职业教育”还原为“职业技术教育”。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成为近一段时期的社会热点话题。讨论中，不少人提出，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低，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为职业教育，老百姓认可吗？转型院校师生认可吗？事实上，正如温家宝同志2005年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说的职业教育是个统称，它既包括技术教育也包括技术培训，既包括职业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既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
虽然说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学者都知道我国的职业教育包含着技术教育，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就是普通劳动者或生产一线技能型人才。二者话语体系存在着不一致，必然在现实中产生混乱，因此有必要还原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把“职业教育”还原为“职业技术教育”。
我国职业教育曾称职业技术教育
解放前，我国职业教育最初被称为实业教育，后改称职业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盘学习苏联，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注重技术教育”，因此职业学校改称为中等技术学校。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战略决策，并指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也采用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叫法。
199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在这部法律的起草过程中，对究竟叫“职业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着广泛争论。由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发展“职业教育”，因此法律文本采用了“职业教育”。当时由于我国教育结构尤其是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衡，发展重点是中等职业教育，因此当时提“职业教育”也是符合客观实际。
从1999年开始，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通过“三改一补”发展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把“技术教育”作为高职的重要内容，并要求高职院校统一称为“××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
如今地方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高校，成为本科阶段职业教育。本来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冠以本科阶段“职业教育”而让百姓产生了误解。如果把“职业教育”改为“职业技术教育”或“技术与职业教育”就会名正言顺，本科阶段接受技术教育，老百姓的认可度会大不一样。
教育类型应服务于人才类型
从社会学的角度，人们把社会职业分为一般性职业和专业，专业也称专业性职业或专门化职业。专业性职业是指这类职业的从业者要经过专门教育或训练、拥有较高深和独特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典型的专业性职业如医生或律师。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高等教育分5A(理论学术型)和5B(实用技术型) 两大系列。5A又分为5A-1和5A-2，5A-1培养的是从事理论研究人员，5A-2培养的是律师、教师、工程师等。据此，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将高等教育分为三类，即综合性研究型(按学科分类)、专业性应用型(按专业分类)、职业性技能型(按职业分类)。专业院校主要教授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培养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将高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包括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技术类高校。德国把应用科技大学看作是“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而不是带有某些理论的职业教育”，很明显，是把应用科技大学看作5A-2，而不是5B的职业教育。
学者们通常把人才类型分为科学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四种，职业教育对应的是技能型人才培养。我国高职院校最初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技术型人才，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层面有所下降，另外技术型人才范围也太过宽泛，因此就把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高技能人才。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培养目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科的交叉越来越普遍，尤其是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职业岗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复杂化和综合化，人才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和复合化的特点，并形成了人才链条，人才类型可以分为技能型、技术技能型、技能技术型、技术型、工程技术型、技术工程型、工程型、科学工程型、工程科学型、科学型等。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更多的是技术技能型和技能技术型人才。人才类型是一个链条，表明通过后天的工作实践和学习，人才类型是可以上升的，技能型人才通过学习可以转化成技术技能型人才甚至技能技术型人才或技术型人才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很明显，本科阶段要大力培养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可见，无论是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经验，还是从我国发展应用技术类高校的需要，用职业教育去涵盖比较多的人才类型都是不科学的，必须按人才类型来构建教育体系。
职业教育名称应与国际接轨
要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要按世界水准来规范职业教育的称谓。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第十八届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技术和职业教育”成为对这一类教育世界公认的称谓。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一书，书中第9条规定：“职业教育，通常在第二级教育高端（高中阶段）进行，包括普通文化教育，为择定职业所需技能而进行的实践训练，以及相关理论。”第8条：“技术教育，这种教育在第二级教育高端和第三级教育低端时培养中级人才（技术员，中级管理人员等）；在大学水平时培养高级管理岗位的工程师和技术师。技术教育包括普通文化教育，理论的科学的和技术的学科学习，以及相关技能训练。”
由于国际上的职业教育就是狭义的职业教育，而我们谈论的职业教育则包含了技术教育，因此，“职业教育”这一术语也引起了国际交流的不便。欧洲国家建立的应用科技大学，许多国家并不把它看作是职业教育，而我们则把应用技术类高校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本科阶段的教育。
倡导技术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要是技术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这就需要高等教育以实践为导向，办学直接面向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企业界、职业界建立紧密联系，强调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和开发创新能力，解决生产和生活实际中的具体问题，完成新的科研与技术开发项目，引进、优化和监控新方法、新工艺的使用等。最近教育领域把过去的技能型人才提升为技术技能型人才，认为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产业转型升级，技能型人才也要强调技术，凸显了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提高。也有一些学者从人才类型的角度，认为我国急需技术师这一层次的人才。
在过去30年中，我国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利用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和普通技能，通过发展简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当前，我国进入到一个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的新阶段，要求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和技术技能水平，如果仍然固守“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而且严重扰乱人们的判断。我们不能为了固守一个概念，而影响整个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教所教授）
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质就是“面向职场需求”的专业教育，因为要满足三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即学生求职和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国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建设需求，这三个需求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职场的需求。
全世界面向职场的各种专业教育中，医学专业教育是做得最好的。无论医学专业的中高职或者本科及研究生以上，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都非常明确具体；人才所需的素质、能力、知识和技能都是由职场的工作岗位需要来决定；专业教育有学科的必要支持，但一定以医务专业人才的岗位职业性为主导。在教学培养过程中，学生除了基础课主要在校内完成外，专业课几乎全部在实习医院各科室完成。在实习医院，学生面对的工作是真刀真枪的治病救人，是完全真实的职场环境。专业课的教师就是医院的医生。
学生在这样的职场环境中熏陶、实践、学习，成长为专业人才，毕业后还要经过很长的“住院医生”训练才能独立行医。这无疑给其他所有专业教育作出了榜样和示范。美国卡内基基金会8年前曾经就美国工程师、律师、医师、护理师和牧师的培养为典型做了深入全面的调查，找出专业教育与职场需求的差距。其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之一对比了医学专业教育和工程专业教育。最后的结论是工程教育应当向医学教育学习看齐，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回归工程”职场，为未来培养合格工程师。由此看来，医学专业教育是成功的、典型的现代职业教育。
国际著名的合作教育模式（Cooperative Education）已在全世界发展了100多年。这是典型的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它在40多个国家1500多所大学实施。合作教育是“工学交替”的教育模式，很像中国1950～1960年代昙花一现的“半工半读”教育。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从1957年建校开始就以合作教育作为本科专业教育的基本模式，现在已坚持了57年，成为世界产学合作教育的旗帜。该校1万名本科生从大一开始每4个月在学校和产业之间切换，交替学习或带薪顶岗工作；该校与全球3500个企业合作；学生在毕业前已具有6次4个月的企业工作经历，从企业最基层的办事员做起，直到工程师工作。所以，他们是专业教育与产业需求无缝连接，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非常高，得到微软公司及其董事长比尔·盖茨的高度评价。滑铁卢大学是国际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曾被某一排行榜列为世界排名前100所大学。“合作教育”就是面向职场本科专业教育的一种成功模式，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成功典范。
过去10年，在国家政策、资源的支持下，中国开展了37所示范软件工程学院（下称“示范软件”）和109所示范高职院校（下称“示范高职”）专业教育改革的示范工作。“示范软件”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以软件工程专业为例的示范工程，所有示范学院都建在以清华、北大为首的研究型大学，其培养目标是面向软件产业职场需求的国际化复合型软件工程师；“示范高职”则是在高等专科层次、包括所有专业在内的示范工程，其培养目标是面向职场需求的技师技术员和各行各业的中等专业人才。这两种不同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目标是职场上不同层次人才，其岗位职责、所需要的能力素质知识技能也不同，所对应的专业教育在生源、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方法、教学过程、师资、教学资源诸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点： 面向职场未来的人才需求；理论联系实际的教与学；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职业性与专业性的统一；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市场和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体制。毕业生可与职场无缝连接，就业率／就业质量高，满足产业的人才需求。他们的成功可以向从中职到博士生专业教育的所有层次示范，向理工农医商法教管等所有专业进行示范。这两个示范工程也都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典型。
国内外面向职场专业教育的成功例子都说明，求职导向、面向职场需求、产学合作、工学交替等模式并不意味着只适用于中低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更不会导致教育质量低劣。这一模式是从培养中低层专业人才的职业教育发起并证明其生命力，但也是培养职场需要的高端人才的必由之路。
现代职业教育，实质就是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所以，学校名称是否冠以“职业”两字并不重要。不冠以“职业”两字的专业教育，不管所培养的人才在职场层次有多高，也应“面向职场需求”，也要采用现代职业教育的共同成功模式，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弱化“职业教育”的名称，强调“面向职场”的实质，使所有的专业教育“接地气”，回到原点——面向职场需求。
最近教育部和农业部共同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简称《培养方案》）的通知，这不仅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也是农民教育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农民教育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在我国还是一件新生事物，特别是对在职农民进行系统的学历教育，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各类职业院校和农民培训机构要按照《培养方案》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探索和创新，在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三重关系。
第一，处理好教育与培育的关系。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不仅需要教育，而且需要农业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包括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如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流转获得生产性用地，生产过程中能获得的支持与帮助，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补贴制度以及农业政策保险等。没有适合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农业制度环境，就难以构成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吸引，教育新型职业农民也就无从谈起。有人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初中毕业的青年人，问题在于这些人是不是有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和从事农业的愿望。如果我们培养的人不愿意从事农业，或者想从事农业但是没有从事农业的条件，对教育来说就是一种浪费。因此，对正在务农的人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是最为可行的方式。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特征是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理念。这需要长期持续的系统教育过程。由此可见，仅有职业农民的形成的农业制度环境是不够的，新型职业农民不会自动形成。同样，仅有对农民的教育过程也是不够的，因为当人们不能获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多种资源时也不能成为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过程，是把对农民的教育和对农民与农业的支持有效结合起来，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培育出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
第二，处理好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培养方案》明确规定，学生在学制有效期限内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考试考核成绩合格，达到规定的毕业学分数，即可获得国家承认的中等职业教育学历，由学校颁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采用弹性学制、灵活的教育方式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对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农民是最讲实际的群体，新型职业农民与其他受教育群体显著不同在于，新型职业农民并不是靠这张“文凭”作为进入社会的敲门砖，而是要通过学习获得实实在在经营农业的能力。这就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机构提出了不同于一般教育机构的特殊要求。这种特殊性突出表现在要求办学机构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不仅具有理论教学水平和条件，还要具备解决农民生产和经营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能力，具备能够进村、入社、到场，把教学班办到乡村、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村社区和家庭农场的能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既要强调系统正规，又要强调灵活和实用；既要方便农民学习，也要方便农民之间的交流。要始终把提高农民的综合能力作为教育和考核的主要指标。
第三，处理好依托《培养方案》与创新课程体系的关系。《培养方案》在制定中，坚持了服务产业、农学结合、实用开放、方便农民、科学规范等原则，按照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农业产业特点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经验，科学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突出实践环节的教学方式，建立并完善以学分认定和管理制度为纽带的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体系，这些都是保障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质量的依据。只有依托《培养方案》，才能形成协调一致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体系，衡量和评估教育质量。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是个新事物，农民所从事的农业活动具有综合性特点，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难以适应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因此，各地农民教育机构应该在《培养方案》指导下，积极创新课程体系，特别要鼓励开发出能够满足新型职业农民需求的综合性课程。如农业概论、家庭农场管理、农业风险规避、农业政策与涉农法规等，都是农民需要的有待开发的综合性课程。综合性课程不是多个专业课程的简单相加与合并，而是要建立自身的概念体系、逻辑体系和独立的思维视角。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教育部门的重要责任，也是农业部门的重要基础。但是，仅仅靠教育和农业部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协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也需要教育机构的大胆创新。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农民、关注农业，形成支持农业和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与合力，才能创造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环境。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毕结礼（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个人简历
毕结礼，1954年12月生于平原县，中共党员。
1980年进入国家劳动总局（后更名为劳动部、劳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先后在工资司、办公厅、职业技能开发司、教育培训中心、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等部门任职。
现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 （正厅级），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培训》杂志社主编，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教育部中国职业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和平里东街，南接北二环，北达北三环，是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寸土寸金之地，但并不像国贸、建国门等地那般高楼耸立、商业繁华。相反，这里草木茂盛、环境清幽，雍和宫、地坛公园等更是将其装点得颇有人文气息。
几家中央机关坐落于此，其中包括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便是我们的目的地了。由东门进入人社部后，记者看到一座办公楼下有人在等候，他身材瘦削但结实硬朗，一头白发却富于活力，打眼一看——没错，他就是此行的采访对象，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常务副会长、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毕结礼。
毕结礼用家乡话和我们寒暄着进入他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面积不大甚至稍显局促，茶几、柜子和地面上都摞满了书，办公桌上有厚厚一沓材料，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 “这阵子正忙着修订新版 《企业班组长培训教程》呢。”毕结礼说。
采访，就在这里进行。
爱啃书、勤思考的少年
1954年12月，毕结礼出生于平原县炉坊公社野庄村。毕结礼告诉记者，他极少去回忆儿时，因为那是一段与苦难为伴的日子。
在毕结礼还未满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他都记不得她的模样——这是他最大的遗憾。父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用结实的臂膀与勤奋的双脚养活着4个儿女，然而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他有心乏力。
1961年，家中排行老幺的毕结礼在三叔的带领下，去往吉林“投奔”二叔——二叔早些年闯关东，当时在东北的农场讨生计，守着 “粮仓”有饭吃是那时人们普遍接受的真理。
毕结礼没有过多地描述彼时的生活到底有多艰苦，但他坚定地告诉记者，通过读书改变家庭及个人命运的愿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分外强烈。
在某种程度上说，毕结礼是有一些运气的。他至今仍不明白，身为农民的父亲为何会识很多字，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弄来的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很多书，总之他的童年苦涩味道里一直有书香来中和。
从东北待了3年后，毕结礼回到家乡，开始了学生生涯。他的小学、中学阶段都没离开过炉坊公社，但却遇到了一批 “大神”级的老师，毕结礼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来自山东大学数学系的尹俊杰、平原师范毕业的李红魁、还有考上山东大学物理系的王丙春——这些既有能力又负责任的优秀老师，因 “出身”等问题在文革期间被 “下放”至农村中小学。这些老师的学识、品格对毕结礼的影响很大，同时老师们也非常喜欢这名爱啃书、勤思考、闲不住的学生。“文革”期间，教学秩序很难正常，学生们多数时间都要放下书本去劳动，而老师们不愿意耽误这些 “好苗子”，总会为他们 “打掩护”，让他们有更充足的时间来读书学习。而以毕结礼为代表的 “好苗子”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总会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
毕结礼高中毕业时， “文革”仍在继续，高考制度荒废。于是他选择在本村小学当老师。 “那时候师资稀缺，在农村小学更是如此，所以每位老师都是全科的，什么科目都能教。”毕结礼说，虽然只是教小学生，但那段经历对自身知识结构的梳理还是很有帮助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同年，毕结礼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当时我是故意选了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俗话说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嘛。”毕结礼说，在大学里，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他体会到自己需要继续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他更加拼命地读书学习。
专注职教职培20余年硕果丰
大学的时光是美好而短暂的。1980年，毕结礼大学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至国家劳动总局 （后更名为劳动部、劳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此后的30多年，他从未离开过这里。
毕结礼的第一站是工资司，参与工资分配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他用 “补课”一词形容这段工作经历。 “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做经济方面的工作是不对口的，但既然分配到这个岗位上就得努力做好。”因此，毕结礼一边学习经济学知识及政策，一边勤恳工作，工作成效深得领导认可。 5年后，他被调往劳动人事部办公厅担任领导秘书。
1990年，他来到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随即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时代。
毕结礼说，几十年的工作，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企业培训师制度建设。新千年前后，中国正迎来一个关键时期， “入世”的号角正在吹响，中国的对外开放即将进入新阶段，国内很多企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如此环境下，如何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及上百次的深入企业调研，毕结礼提出建立企业培训师制度。
对于这一新名词，毕结礼给出的解释是——能够结合经济、技术发展和就业要求，研究开发针对新职业的培训项目，以及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掌握并运用现代培训理念和手段，策划、开发培训项目，制定、实施培训计划，并从事培训咨询和教学活动的人员。 “新时期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层面的竞争。企业培训师这一职业的出现，可以有针对性地、专业性地解决企业员工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技能缺乏等问题，使员工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新要求。”毕结礼说。
对于企业培训师，他有三句论述至今在国际企业培训界都颇有影响：其一，企业培训师是企业第一工程师；其二，企业培训是企业生产的第一工序；其三，企业培训中心是企业的第一生产车间。
在他的主持下，企业培训师制度得以建立，同时，他主编了企业培训师系列教材。 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向社会颁布新职业企业培训师的职业资格标准，现今国家职业资格助理企业培训师 （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企业培训师 （二级）、国家职业资格高级企业培训师 （一级）已列入国家统考项目。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无数企业的发展装上了助推器，甚至改变了许多企业的命运，这其中饱含毕结礼的汗水。
2007年，毕结礼提出了 “中国现代企业班组建设”理念，这同样源于他长期深入企业的调研。“调研中我发现，许多企业混乱的生产现场让人担忧，有人常常埋怨员工素质太差，其实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员工的素质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同时我发现，在生产一线上真正有着显著差异的是班组长。班组长不合格，失效的不只是一个基层管理岗位，而是整个生产现场。对于一线班组长来说，天天要用到管理技能，如果无法得到相应的培训，不能胜任工作，最终遭受损失的不光是班组长自身，还有企业。”毕结礼说。该理论的提出，很快在全国企业界引发共鸣，同时毕结礼主编了 《企业班组长培训教程》，在全国得以广泛推广。
2010年，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出台，以此为契机，人社部关于“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建设研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毕结礼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即以技能专家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领头人必须是行业拔尖的高技能人才，能够承担技能大师工作室日常工作，并获得过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省级首席技师等称号。
毕结礼认为，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将生产技术攻关、新技术应用以及新项目、新产品的开发，与技能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大师工作室的建立，旨在给技能大师创造一个环境，提供一个平台，更好地发挥技能大师在培养技能人才方面的优势，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3年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出炉，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企业纷纷将建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企业技术水平得以提升的同时，技术骨干的地位、收入得以提高，并且营造出浓厚的尊重技术人才的氛围。
其实，毕结礼在职业教育及培训方面的贡献远不能用这三件事来概括。除此之外，毕结礼曾参与或主持技工院校改革及民办职业培训制度建设等多项重要活动；主持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题库的开发建设工作，任命题考务项目组组长；提出并和相关部门联合主办了 “中国制造谁来制造”高层论坛，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和对技能人才的培养的关注；提出了建立 “终身职业培训”的理念，并主持了 《终身职业培训的理论与实践》部级课题的研究，担任课题组组长。
毕结礼著述颇丰，除上文所述外，还有 《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建设》、 《高技能人才开发探索与实践》、 《全国劳动干部教材》 （培训篇）、 《中国改革全书》 （职教篇）、《职工教育读本》等，均为行业内权威著作。另外一手创办并主编了《中国培训》杂志。
身处领导岗位却能在学术海洋里翱翔自如，在别人眼中，他是典型的 “学者型官员”。有人曾问他，为何具备如此精力，在圆满完成常规事务性工作后，在学术方面仍能取得如此成就。毕结礼说： “很简单，扎进去就行。”简单几个字，背后蕴含的是他长期不懈的付出。他从小就是一个爱啃书、勤思考、闲不住的人，这是他一贯如一的特质。每每在夜色深沉时，每每在别人休息时，他都会留在办公室里，那一摞摞材料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记录着他的认真，那盏长明的灯见证了他的勤奋。
2011年12月19日，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授予德州市技术学院“企业培训示范基地”称号，毕结礼（左）出席揭牌仪式。
与家乡联系非常密切
虽然工作之后一直身处异乡，但毕结礼对家乡的感情从没因时间或距离而淡化。
毕结礼说，他每年至少保证返乡两次，一次是清明，一次是春节。他告诉自己的孩子： “德州是你真正的故乡。”每次回来，毕结礼都会留心观察家乡的变化，并为近年来德州的快速发展而感到振奋。
身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界的专家，毕结礼经常受邀来到家乡的企业和高职院校指导，像德州职业技术学院、豪门集团、皇明集团等地方他早已是轻车熟路。
2012年10月，德州 “10+3”产业首期现代班组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平原举办，毕结礼接到邀请后欣然前来义务授课。我市500余名职业经理人和班组长无不对他的专业精神与平易态度印象深刻。
2011年12月，德州市技术学院 （现德州职业技术学院）被认定为中国职协企业培训示范基地，毕结礼前来揭牌。
毕结礼说，当前德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职教和职培事业的发展，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他认为这是我市人才强市工作的重要举措。
由于毕结礼工作繁忙、时间紧张，采访当天，他未能为家乡题词。第二天，他特意发来传真，内容为：“祝家乡在改革创新中持续发展，明天更加美好。”
从美国雄心勃勃的“学徒计划”到日本的高技术实践人才培养战略，各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体现了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战略性考虑。
纵观各国职业教育，明确定位、面向未来、让人人成才，是职业教育的着力方向。
明确定位：培养实践型技术人才
职业教育绝非“二流”教育。这一点，在日本、瑞士和美国显得尤为突出。
日本的高新技术职业教育是日本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高等专科学校来完成。这类学校与大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未将“研究”列为学校的教育范围，主要培养技术型人才。
日本高等专科学校以培养具有创新性的实践型技术人员为特色。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学校的教育培养目标也转向了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实践型技术人员”或“具有实践性的开发型技术人员”，其主要任务是将发明创造转化为生产力。
日本高等专科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课程设计上加大实践环节。例如，日本工学院是日本规模比较大、专业多的专门学校。目前，该学校有创意、设计、信息工程、科技等７个学院，３５个学科。从动漫、电子游戏到室内设计和软件开发，学院所有的课程都强调要接地气、多动手，这使其毕业生实践能力突出，在各领域供不应求，受到广大高新技术企业的青睐。
在只有８００万人口的瑞士，上高中、读大学不是年轻人的首选。瑞士联邦职业教育及技术局２０１４年最新数据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瑞士年轻人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９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大多数瑞士年轻人选择学徒职位，从实践出发，开启人生职业旅程。
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使瑞士克服了资源贫乏的难题，其制造业人才济济，使该国的钟表、军刀和医疗设备等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业享誉全球。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高级技工岗位并不一定非要有四年制大学本科学历，而是更需要实际操作本领，而接受这些培训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社区学院（职业培训机构），美国成熟的社区教育体系则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可能。
瞄准未来：创造上升空间
紧跟时代要求，面向未来调整培训科目和方法，是不少国家职业培训的一大特点。
美国人蒂姆·赖特曾在装卸工的岗位上一干就是１３年。但他不甘只做一名装卸工，因此他花了六个月，利用业余时间拿到了社区学院的机电维修师证书。现在他只需坐在监视器前确保机器在指令范围内运转即可，不仅提高了收入，还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共赴蒂姆进修过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社区学院，称赞蒂姆的奋斗故事代表了美国人不断追求进取的精神。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把社区培训高级技术工人的模式经验推广到全国，并宣布将投入６亿美元为制造业培训学徒。
这项学徒计划力图重振制造业，发展高科技、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被外界评价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是奥巴马巩固经济复苏、刺激就业的重要举措。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到２０１５年底，美国高技术工人的缺口将达到３００万。到２０２０年，机械师、电焊工等技术工人缺口将达到８７．５万。要填补这些缺口，通过对工人进行终身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应变能力至关重要。
新计划瞄准未来紧缺人才，主要集中在面临熟练技术人才缺口的高增长领域，如ＩＴ产业、高科技服务业、医疗保健业、先进制造业。新计划与原来类似的学徒培训项目相比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参与社区培训的学员可将培训学时兑换成学分。联邦政府还简化了退伍军人申请培训的程序。
根据计划，美国劳工部还拨款５亿美元资助社区学院与雇主合作，设立适应未来工作需要的培训项目。社区学院、雇主和行业协会可向劳工部申请共同培养人才的伙伴计划名额。
高新科技的产业化迅猛发展，使德国现代化企业生产流程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职业教育课程也需作出相应调整。
以德国工业技师培训为例，德国工业技师在企业中是一个工段内工人的领导者，负责按技术员、工程师的设计方案组织生产和质量把关。以往工业技师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工人做什么和怎么做。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和生产流程管理日益扁平化，技师还需要具备更多的领导和协调能力，与此相适应，德国技师培训和考试也增加了新要求。这些新要求包括产能和人员企划、生产流程优化、参与新开发产品投产的投资和成本评估、工艺改良以及工人再培训企划等。对技师能力考核的新项目包括新技术产品的组织生产能力、解决问题的灵活性、与他人的沟通能力以及电子数据处理软硬件的应用能力。
无缝对接：学徒进企业磨练有保障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为生产劳动输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合格人才，因此，与企业和市场保持无缝对接是职业教育紧跟时代、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
在法国，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均与各行业相关企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由国民教育部与企业签订协议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学生到企业实习被列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法国还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在企业接纳、实习报酬和实习报告等方面明确企业、学校和学生的权利和义务，推动企业参与办学和保障学生实习的权益。
在瑞士，为确保紧贴就业市场需求，结合理论与实践培育专业人才，职业教育多采用双轨模式，即在学校学习理论，在企业接受学徒训练。学生经过三至四年边工作边学习的磨练，毕业前接受考核，考试合格者获得联邦统一颁发的毕业证书，之后便可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
多年来，瑞士职业教育一直都是瑞士人青睐的进入职场的途径，而联邦、各州政府和公司也长期为双轨模式提供支持。数据显示，瑞士联邦政府承担职业教育领域四分之一的公共支出，近四成瑞士公司为学徒提供锻炼机会，如果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学徒职位减少，联邦政府会给予提供学徒职位的公司一定的财政奖励。
在德国，“学校－企业 双元制 ”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组织实践培训是企业的职责。德国的职业培训法规定，各地工商会是责任机构，在德国职业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对企业的培训项目，工商会还承担着监督者的角色。工商会不仅负责审核哪些企业有资质进入整个培训体系，还负责确保企业在培训项目中能提供高质量的培训课程。简而言之，工商会一方面控制着职业培训企业和学员的数量，另一方面还尽力确保培训质量。
在很多国家，政府为职业教育学生的实践构筑起多重制度保障，提升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在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行业的信任与支持。
教育部关工委主任田淑兰作了开班讲话。她指出，要从内容的导向性、效果的集成性、广泛的群众性、服务的公益性等四方面把握关工委的性质，找准工作定位。在总结回顾贯彻落实教育部党组20号文件工作时，要坚持“六个必须”：必须抓认识凝共识，必须抓基层打基础，必须抓制度促规范，必须长计划短安排，必须抓活动创品牌，必须抓典型树标杆。在对关工委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再思考中，她强调关工委工作要在调查研究中增强实效，在共同愿景中凝心聚力，在广泛联合中形成合力，在品牌建设中扩大影响，在学习创新中永葆活力。
在日本，机器人走上了讲台，在职业生涯学习活动中与学生交流互动，效果与教师真人主持同样有效；在美国，14所高中的1000多名教师将“免疫攻击”3D立体游戏引入教学，将抽象概念形象化，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印度，“未来教师领袖”计划提出教师应当成为教育行业的ICT（信息通信技术）专家。
5月21日，在河北邯郸举行的2014年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现场交流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对未来教师模样的描述、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讨论令人耳目一新。
什么是未来教师的核心能力：
不是炫技术，而是优化课堂、转变学习方式
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发布的正在改变课堂教学的十大新技术应用，立即吸引了在座很多教师的目光。
体感技术给教师、学生带去全新的课堂体验……各种信息技术的出现正在深刻改变着传统的教育教学，同时也对教师提出新的使命和挑战。
“不过，面对各种信息化的环境，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却并不容乐观，绝大多数教师停留在使用演示文稿的层面，另一个极端是部分教师过于炫技术，而忽视应用技术背后真正的教育意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研制小组负责人闫寒冰指出，信息技术如何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已成为当前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课题。
为此，2013年底，教育部启动实施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工程，将于2017年底完成1000多万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的全员培训。目前，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体系，包括能力标准、培训课程标准已经研制完成，即将发布。
闫寒冰指出：“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提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基础性要求和发展性要求。基础性要求指的是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进行讲解、启发、示范、指导、评价等教学活动应具备的能力；发展性要求则体现了探究性学习、自主学习的趋势，要求教师要娴熟地利用信息技术支持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活动。”
怎样培养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形成培训、应用、研究一体化模式
邯郸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胡楠楠是当地有名的信息技术应用的研究、培训专家。从最初的“技术菜鸟”，到现在的技术专家，胡楠楠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胡楠楠表示，10年磨一剑，这10年里，我每年都要参加英特尔未来教育培训项目，听名家师范课，向专家请教微课，深刻体会到只有精心设计培训课程，推动教师应用、研究，才能真正促进教师革新。
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是2000年教育部与英特尔合作启动的教师培训项目，致力于推动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实施探究式教学，10多年来累计培养220万中小学教师，并于2013年10月成功纳入“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英特尔副总裁、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表示，经过10多年的探索，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在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形成培训、应用、研究一体化的培训模式时，特别强调应用，鼓励教师在信息化教学应用过程中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最终实现专业化发展。
闫寒冰告诉记者，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采取了“培训+应用+测评”的研修模式，将网络研修与现场实践结合起来。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培训处王炳明提出，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要创新培训模式，将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结合，采取混合式培训，边学习、边应用、边提升。
将培训有效延伸到课堂实践：
行政推动政策引导，改变教师“只学不用”局面
不过，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除了加强培训，还需要政策的配套。在研讨会的网络社区上，一位名为“陈凤贞”的教师表示，推动教师运用信息技术，除了加强培训、应用，还希望有更多的关注与积极的激励措施改变教师“只学不用”的局面。她的观点，得到其他老师的响应。
英特尔中国教育总监朱文利表示，政策支持、团队建设等也是推动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重要途径。未来教育项目与邯郸的合作就是其中代表之一，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团队建设的作用，将培训纳入骨干教师评选标准，通过行政力量、专家团队推动，实现了将培训有效延伸到课堂实践。
教育部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将应用信息技术情况列入学校、校长、教师考评体系，促进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主动应用信息技术。
据了解，邯郸市已经从行政推动、政策引导、整体推进教师信息能力水平培训中尝到甜头。实施未来教育项目以来，邯郸市共培训1.7万人次，占全市中小学教师的23%，教师自主选择、评价、运用信息技术能力明显增强，融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实验班，学习成绩要高于对照班级。
作为第十七届科博会最重要的论坛之一，中国网络教育论坛于科博会首日开幕。论坛以“挑战与创新——传统教育的信息化之路”为主题，探讨科技与教育相互支撑、互为动力的紧密关系，推动教育信息资源共享，加速传统教育信息化之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为论坛致开幕辞，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为论坛做题为“ICT的教育意义”主题报告。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网络教育市场规模已达千亿级别，网络教育已成为炙手可热的领域。能力天空在论坛上通过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向400所学校捐赠了价值千万的能力天空网校平台与精品课程。
本届论坛分五个板块，论坛全方位多角度涵盖了2014年教育科技界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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