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周洪松）12月12日，教育部在河北唐山召开全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推进会。会议主题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度，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会议并讲话。

    鲁昕强调，要加快形成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发挥好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社会力量等各自优势，加快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步规划，与产业建设同步实施，与技术进步同步升级；充分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健全企业参与制度；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全面提升职业院校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不断夯实产教融合的发展基础，优化、扩大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的法制环境。

    鲁昕要求，必须加快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各地要系统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开展试点工作,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在试点中要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事情：一是落实好招生招工一体化，明确学生与学徒的双重身份，明确校企双主体的职责；二是加强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双导师制，明确双导师职责和待遇，建立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三是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校企共同推进实训设施、数字化资源与信息化平台等资源建设，促进优秀企业文化与职业院校文化互通互融；四是形成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五是完善试点工作的保障机制，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多方参与的激励措施。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 

    如今，在大中小学校园中，给校长写信之举已不再称得上吸引眼球的新闻。信去哪里了？校长真的会看么？为什么鲜见校长回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一片质疑声中，却有一位高职学校校长当真履行承诺：给学生们认认真真地写起了回信。

    16封回信或写于老父的病榻前，或写于出差途中，或写于难得的周末休息时间，均无一例外地手书于一张张信纸之上。

    在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下称青岛职院）院长覃川看来，自己的这些平常之举，“不过是帮助学生重新点燃、激活内心的自信”。

    2014年国庆长假过后，青岛职院商学院2014级新生鹿慧意外收到了校长覃川的回信。当她举着信回到宿舍时，迎来的是舍友们一阵惊喜的尖叫。“才开始，大家以为收到的回信也许是一样的，对比后发现，每封信的内容完全不一样，而且文末都留下校长的手机号码和电子信箱。”这让鹿慧和身边同学有一种“被信任感”。

    给校长写封信的活动倡议发自覃川本人，初衷是希望听到新生们的期待。结果倡议即出，一发不可收拾，近700名新生的信件一周内如雪片般飞向覃川办公室。学生们的字迹之漂亮、行文之流畅、感情之朴素让覃川惊讶。

    “既然学生们如此认真对待，我也应当对来信内容认真回应。”鉴于精力有限，覃川从中随机挑选了16封新生来信加以回复。对他而言，回信过程也是寻找“关键词”以读出学生心声的过程。

    有学生来信坦言，对自己只上了一所专科学校而懊恼、沮丧，覃川则以自己当初高考经历举例：“我参加高考时，考取了一所一般的本科院校，而我几位同班同学则考取了重点大学，可时至今日，我们的成就似乎并没有差别，我甚至还要好一点。由此看来，大学不仅仅是三年、四年、六年、八年，大学是与社会、与生命相伴相生的。社会这所大学里的知识、技能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每个人的差别不在于拥有的量的多少，在于对这些知识和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

    有学生期待投入到更多的志愿服务中，覃川则予以鼓励：“志愿服务，不单是帮扶、关爱，重要的是修炼一颗宽容、豁达的心。”

    覃川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鼓励学生要有“内心深处让自己激动的规划”，他不吝为学生送上美好的祝福：“3年后，还希望你能拥有娴熟的专业和通用技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会做一手好吃的饭菜，还能有一位自己满意的‘他’……”

    “信中校长的口吻更像一位和你平等交谈的朋友，亲切，真诚”，商学院吴姝媛说。

    “90后学生标榜个性，接受新事物快，但同时，他们的团队精神差、易产生挫折感，在虚拟世界中较为自我。”覃川认为，作为老师，更重要的是蹲下来，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主动倾听他们的心声。

    根据该校规划，给校长写信将作为今后重要的迎新环节固定下来。而覃川担心的是会不会漏掉更多学生的声音，他尝试以自己口述、给班集体回信等方式回应更多学生的期待。

    “从高中开始幻想进入大学，一直到进入青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记者注）生活，觉得这一切都违背了我的努力，我从来都没考虑过自己会只进入专科学校就读，朋友的议论，父母的无奈，以及老师眼神中的惊讶，都成了我进入青职的包袱……”一位学生在信中吐露如此心声。

    这样的坦言让覃川并不意外，“事实上，当今社会对高职院校学生仍有不少偏见，认为他们成绩差、没有前途，普遍追崇高学历的大环境下，人才高消费的案例比比皆是。我一直抱有的想法是技术人才是不可代替的，这些孩子的发展潜力无限”。

    在覃川看来，畸形的人才评价观和人才消费观导致高职院校学生在中学阶段长期是被忽视的群体，缺少必要的阳光雨露，由此造成这些孩子自我评价严重低下，自卑感强烈。

    表扬和鼓励对这些孩子有多重要？旅游学院商务日语专业学生秦子豪的经历让覃川印象深刻。

    秦子豪的专业课成绩一般，但因其长年痴迷于日本动漫，日语发音很正宗。在一次课堂上，老师很认真地夸他日语发音很准，他课后激动地对身边同学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表扬。”

    此后，秦子豪对日文学习愈加用心。在2014年5月25日，青岛市第十三届“山口银行杯”日语演讲大赛中，秦子豪与驻青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等10余所本科及专科院校学生同台竞技，获得低年级组比赛冠军。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是，当主办方宣布一位高职院校学生最终夺冠时，在场的观众甚至惊讶得忘记了鼓掌。

    如今，秦子豪已在日本神户国际大学攻读经济专业本科学位，这是该校的一个交流项目。一次表扬，竟改变了他的人生。

    放大学生个体优点，重新唤回他们内心的自信——类似个案在这所院校不胜枚举。艺术学院一位学生利用暑假勤工俭学，在青岛一处旅游景点售卖自己用铁丝缠绕的各类精巧艺术品，日销售额最高达800多元，被学校老师偶遇。这一事例作为正面典型被该校领导多次在全校公开场合引用。

    在覃川看来，高职教育首先就是要让每一位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依据学生个性为其量体裁衣，通过为学生搭台子、竖梯子，激发他们久藏的潜能，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本报讯（王懂礼）近日，由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全国高职院校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高职教育文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全国50余所高职院校的100多名代表与会，会上还发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杭州倡议》。

    本届论坛旨在贯彻落实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通知精神（教社科〔2014〕3号），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共同探讨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建设。

    据悉，前三届论坛分别以“高职教育文化自觉”、“高职教育文化自信”、“高职教育文化建构”等为主题，论坛由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08年发起，充分发挥了大学文化传播育人的功能，推动了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一栋三层楼的创意工厂建筑，几间独立的化妆教室，人数不多的员工，很难想象这竟然是每年为造型市场输送2000多名化妆人才的易茗造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地，诞生了业内著名的造型师屈平，诞生了《太平轮（上）》、《血滴子》中等众多影视剧人物的精致妆容，也诞生了占据北京造型市场近2/3的化妆造型界铁骑军，十几年一直走在时尚和影视造型的前沿。这一切都勾引着记者的好奇。

    坐在胭脂香扑鼻的办公室里，慢慢地沏上一壶茶，眼前这个穿着时尚的老总——易茗，开始讲起他别样的创业历程与独特的教育理念。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他有做企业和做学校的独特两大“法宝”：扎下去、慢下来。

    在一个行业一定要扎下去

    “如果你想要学书法，就先扎扎实实地临摹几年名家的作品，不知不觉，功夫就练出来了。造型行业也是一样。”易茗举了练书法的例子来形容如何“扎下去”。

    “在一个行业一定要扎下去，要有钉子精神。”易茗的经历担得起这句话。

    讲起自己成为造型师的历程，易茗笑称：“除了这个，我没有干别的事情的天赋。”

    1996年，21岁的易茗北上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台人物形象设计。易茗在造型方面很有天分，当时经常跟着老师跑剧组，很受老师关注。

    毕业后，北京电影学院的郭书义教授将他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对他说：“如果你能撑过15年，你就会有和我现在一样的地位。”但易茗不想成教授，只想成为一名造型师，他也不愿待在体制内。所以，在北影没待多久，他就跳槽到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了，并迅速成为首席设计师。

    到了紫禁城影业之后，他很拼命，“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同时服务7部戏。”就这样，扎扎实实地在造型行业干了十几年，易茗成为行业内首屈一指的造型师，并在2008年担任奥运会形象总设计师。

    易茗自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所以他格外知道这种“钉子精神”的重要性，他经常教导学员，一定要扎下根去研究所喜欢的行业。这样的支持不仅停留在口头上，易茗更把它实践到教学里。

    易茗造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都是结合市场进行教学，将外面的各种化妆环境搬入校内，让学生能提前熟悉和适应，比如化妆间的光线不是很明亮，老师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造型，等等。学员们在这种“残酷”的氛围下练习，也乐此不疲，因为有经验的老师和他们说“你看看，明星们都是随时随地就化妆，哪有那么好的化妆条件，所以你们要提前作好准备，将来才能胜任工作。”

    为了让学员多一些扎下去的机会，他基本上不在公司内部开设理论课程，而是直接将学员放到市场上去，让他们多一些锻炼的机会。“我的学员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能够见识到很多大场面，这样锻炼出来的化妆师能差吗？”

    从十几个学徒到培训班，再到如今的易茗造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正是这样肯扎下去的专业精神，才造就了一大批专业的造型人才。现在，学校发展蒸蒸日上，在内蒙古、湖北等地设有分校，每年毕业人数2000多，学生就业率90%以上，是中影、北影、华谊等著名电影公司的长期合伙人。

    而且，易茗在窥探市场发展方向上是有天赋的。他意识到电子商务是未来很重要的掘金点，所以专门花了3年时间去研究，做电子商务产品，“所有的产业未来都要拥抱互联网，都要拥有互联网的思维，很快我们这个行业就会洗牌，我得早点部署。”

    现在，易茗造型公司发展越来越大，下面不仅设有化妆师经纪公司、店面运营公司、电子商务公司，还拥有自己的人才储备库——易茗造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教育是个慢活

    “教育是个慢活，不能着急。我最讨厌《中国好声音》，每次镜头里都会出现选手家长殷切的目光，在后台喊着‘过！过！过！’，这简直就是中国教育弊端的缩影！”易茗对近两年非常火的《中国好声音》大加挞伐。

    “中国教育就是充满欲望、不计后果、从上至下、错误引导的，父母的观念长久地影响着孩子，使得孩子也慢慢变得功利。”易茗提到中国教育的现状很是生气：“他们总是忽略孩子的幸福感，追求所谓的‘体面’！”

    “慢生活，慢时尚”，这是易茗崇尚的教育和生活理念，“慢下来是指别太醉心于名利，在做事情之前别老问能不能赚钱，能赚多少钱这样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易茗觉得做学校是一件“有理想的事情”。“我这一辈子都爱“cai”，但真的不是钱财，而是人才”——易茗很真诚。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给别人化妆造型就是服侍人的活，不那么体面。其实，造型业在中国发展迅猛，到了2003年，达到了一个黄金期。造型业得到大发展之后，造型师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现在，一个香港一线化妆师的费用大约两万元一次，还得预约。尽管这么吃香，还是有很多人不认可这一行业，很多热爱化妆想来易茗造型学习的孩子，经常因为家人的反对而选择放弃。

    易茗曾经很看好一个学生，一直在悉心培养他，将他送到中央电视台去锻炼。但孩子的父母觉得这个工作不体面，便让孩子回家乡银行上班。这件事情对易茗的打击很沉重，以后每次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都十分痛苦：“遇到优秀的人才不容易啊，我每次都想留住他们，但他们的父母都拿孩子的人生当儿戏。”

    易茗从2000年担任北影老师以来，也算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十几年了，对于人才他十分珍视，“我很注重学生们的天赋，我培养的是人才和大师，而不是仅仅能谋生的造型师而已。”易茗说：“我在一个班三十几个人中间一眼就能看出哪个学生是未来的大师。对于天才，你只需要给予土壤，不要过分地干涉他们。”

    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是易茗总是会抽空去学校上课。以前在公司给员工讲理想，现在在学校给学生讲理想，“我觉得人一定要有理想，职业技能学校的学生也是。这样的理想不是赚多少钱，而是提升自己的幸福感。人，一定要慢下来。”

    本报北京12月9日讯 为做好全国人大建议和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教育部今天在京召开关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两会代表座谈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点区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委员就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和想法，为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凝聚共识，献言献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昕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建议，政府要加快制定和完善职业院校办学标准、教师资格标准、专业标准、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合格评估制度、职业教育督导制度等，并有效地进行监管。

　　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全国人大代表杨亚达教授建议，建立以政府为主的共享实习实训平台，这样既能节约投入，又保证技术的先进性。

　　和公办的职业学校相比，民办职业学校的发展尤其是资金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全国人大代表、周口科技职业学院院长李海燕建议，国家采取“以奖代补、购买服务”等办法，按照民办学校当年培养合格毕业生的数量，给予民办职业学校不低于公办生均经费标准的生均奖励。

　　针对代表委员的建议，鲁昕一一进行回应。鲁昕指出，各位代表委员提出的建议意见，有一些内容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进行了部署，下一步重在抓好落实。也有一些建议，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和配套文件的制定中，将进一步采纳和落实。同时，很多具体落实任务，教育部将和有关兄弟部门通力合作，采取具体措施，推动立法修法、标准制定、督导检查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技职教育不能沦为二流教育，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在日前由福建省教育厅主办、福建工程学院承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应用技术大学校长论坛上，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指出，“只要给技职高校学生机会，他们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吴清基在论坛上分享说，被誉为“台湾爱迪生”的邓鸿吉曾就读于雾峰高级农工职业学校机械科。得益于台湾相对完备的技职教育体系，他一路升学并取得硕士学位。如今，邓鸿吉发明了300多项专利，苹果、三星等手机均应用了他的专利，“这离不开台湾职业教育的改革”。

    当前，大陆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改革创新。福建省副省长李红在此次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台湾在高等教育方面有着优质的教学资源、成熟的办学经验和管理模式，特别在应用技术大学建设方面起步早、发展快。此次论坛为大陆高校提供了难得的学习良机，希望两岸大学携起手来，顺应潮流，加强合作，推动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

    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和评鉴体系完备

    “台湾已建立了相对完备的高等教育双轨制度——普通教育体系和技职教育体系。其中技职教育包括中等技职教育和高等技职教育。”据台湾南华大学校长林聪明介绍，1950年代，台湾开始重视技职教育，并将技职教育学制层级逐渐上移。目前，台湾的职业教育学制已形成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及科技大学（含研究所）的一贯体系。

    在吴清基看来，相对完备的技职教育学制，让接受技职教育的学生有机会读到本科、研究生，甚至获得博士学位，“一方面提升了教学研究和服务质量，一方面帮助职业技术高校学生找到了价值和尊严”。他说，过去技职教育学生没有上升空间，曾有学生写信给台湾主管教育的官员，表示“社会不给我上大学的机会，我就放弃社会”。

    他认为，“以往一些技职教育学生没有成才，甚至成为不良青少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上升空间而产生行为偏差。只要给他们平等教育机会，他们同样可以成才”。

    除了相对完备的技职教育体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还配置了一套评鉴体制来引导技职教育高校的发展。台湾评鉴协会会长、中华大学校长刘维琪介绍说，1975年，台湾开始启动专科学校评鉴。在30多年中，经历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委托专业学术团体、委托专业评鉴团体、认可国内外专业评鉴机构、授权外部评鉴的发展过程。如今，台湾主要专业评鉴机构有社团法人台湾评鉴协会、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基金会、中华工程教育学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彼此竞争，保证评鉴更加合理，评鉴质量更好”。他认为， “评鉴是在检视学校自我改善能力，有利于保证教学品质”。

    此外，台湾的评鉴也从过去的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发展到以“学生学习”为本位，评鉴倾向从重视“投入面与过程面”走向以“学生学习成效”为导向，更加注重“产出面”。今年8月，台湾高等教育评鉴结果从过去的等第制改为认可制，告别过去的校标参照，转为采用自我参照，“这样学校就不需要和其他学校进行对比，只是单纯和自己比，突破自己。这有利确保教学质量，维护学校发展特色”。

    技职教育是务实致用的教育

    “技职教育学校最重要的，便是让准备投入社会的准职业人，在产业与学术高度连接的正规教育场域下学习。”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校长侯春看认为，技职教育是“务实致用的教育”，不仅要让学生学到科技或管理知识，还要学到产业知识。

    侯春看在论坛上介绍说，台湾云林科技大学遵循务实致用的原则，坚持走人才培育和产学联结的道路。近两年来，校长亲自组织教师对外产业的辅导团队30多个，在校内设立4个产业研究中心，完成辅导38个产业协（工）会。

    通过走进园区了解情况，云林科技大学教师回到校内开发出了22个产业课程，“真正落实联结区域产业，依据业界需求开设人才培育课程”。目前由该校教师产业教学社群所开发的产学共用教材达78套，并有企业直接投资学校研发教材。

    “本校教学除基础学理课程外，亦重视学生实作能力培养，强调实务研究及产学合作。”台北科技大学校长姚立德表示，该校注重师生的实训，通过制定“技术扎根教学”实施办法、要求“基础实验课程”教师需具备3年以上与业界合作经验、安排学生校外实务实习、师生和业界专家共组团队研究等方式培养“务实致用人才”。此外，该校还设立工学博士学位，学生毕业前不需要发表SCI期刊论文，只要求研发成果能实际解决产业关键问题。

    台北科技大学还尝试与实训中心合作办班，采用全新模式教学：学生大一时需要在实训中心实训1800小时，大二、大三、大四则由学校介绍到相关产业工作，晚上回来上课。大四时，还要回到实训中心再接受800个小时的训练。姚立德告诉记者，这个班级在台湾很吃香，一些考上普通高校的学生都想来上这个班。

    台湾“大学校院招收大陆地区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顾问李彦仪认为，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并不是简单培养技能，还要注重他们的研发，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台湾龙华科技大学校长葛自祥表示，应用技术型大学要找好自己的定位，“科研要做，但要做短期内有成效的科研。其他的让那些普通高校去做更适合”。为此，他对学校教师提出要求，“做科研必须在5年内看到成效”。

    两岸职业教育合作前景广阔

    近年来，海峡两岸教育合作日益加强。自2009年闽台联合培养人才项目启动以来，至2013年底参与该项目的福建高校有３２所，台湾高校５３所，本专科专业７０个，台资企业１８５家，来闽任教的台湾教师２７０位，来闽任职的台湾教师３５位，办学规模２６０００余人。

    在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黄斌看来，除了上述选派交流模式外，闽台应用技术型高校融合纵向深化发展模式还包括引进吸收、贯通衔接、全队对接模式，等等。“借鉴台湾应用技术型高校经验，可以有效助推福建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国际化办学、特色化育人、内涵式发展”。

    在引进吸收方面，该校去年与台湾育达科技大学合办“育达专班”，开设市场开发与营销、物流管理等专业，全套引进台湾课程体系、原版教材，由育达教授团队实施课程教学、博雅教育、社团辅导、实习就业指导、学生服务，等等。

    泉州师范学院是较早尝试闽台联合办学的高校。2011年，该校与台湾辅仁大学、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的首批6个专业开始招生。2012年，该校与泉州中泉集团公司、台湾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台北海洋技术学院合作，实施“校校企”及闽台合作办学模式，培养航运专业人才。

    “两岸应用型高校加强合作有利年轻一代的成长和两岸互信交融”。泉州师范学院副院长林华东建议，下一步两岸应用型高校可以通过合作设立新专业、联合培养本科应用型人才、多形式引进台湾师资、大陆选送师资到台学习等方式加强合作。

    他说，按照台湾教育部门计划，到2016年台湾大学数量将从现在的162所减至100所左右，届时估计将有1.4万名教师失业。“正好可以引进到大陆，开设与地方产业联合密切的实务专题课程”。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今年暑假，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撒承贤带领学校的管理团队，踏遍宁夏各地，寻访该校已经毕业的学生。整整一个暑假，撒院长的团队走企业、下工厂、进牧场，先后见到51名毕业生，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并整理形成了28万字的笔记。通过深入接触自己的学生，他们为学生的成功所鼓舞，为学生的创业而高兴，真真切切地发现，高职生同样拥有高尚的品格，不张扬、不气馁，脚踏实地，坚韧不拔。

    撒院长的此番寻访和总结，令人感动。其现实意义在于，他通过身体力行真实地感受着自己学生的创业之路，并以一个普通校长的名义给成功创业的学生提供了精神鼓励。而由巡访得到的28万字笔记，更会成为该校创业教育鲜活生动的教材。此外，通过此次基层寻访，他发现了学生对学校归属感不强的问题，并在与学生深入交谈后找到了原因，相信也会很快融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之中。

    现实中，很多学校总是习惯性地对已经取得创业成功的毕业生给予较高的曝光度和支持度，喜欢做锦上添花之事，而对那些“败走麦城”的探索者缺乏雪中送炭的帮助和扶持。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目前职业院校的创业教育形式众多，但成功学教育仍然居于学校教育的主导模式，少数几个成功案例在课堂教学中“屡试不爽”，导致学生产生创业同样可以轻而易举稳操胜券的错觉。殊不知商场如战场，职场多变异，成功只是少数，失败才是常态，那些失败者的差异乃是在校学生更需要汲取的宝贵经验教训。

    因此学校应该多走访、多邀请那些暂时的失败者来分享他们的失败经历，教师们以自己深厚的阅历和精湛的专业知识对其进行全面“会诊”，帮其早日摆脱困境。同时，老师从学生不同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归纳编写出实用的“失败宝典”，必能让更多的学生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高职生屡屡创业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老师给创业学生提供的技术和资源扶持过少，“对学生关心不够，学生不靠你，也不求你，肯定归属感弱。”撒承贤院长的一番话道出了学生对学校归属感不强的原因，同时也道出了创业失败学生们孤立无援的心声。

    高职生渴望改变、向往创业，但是缺少指导和帮助往往限制了他们创业。很多失败的创业者空有一腔创业热情却始终迈不出决定性的第一步，很多时候就是缺少一名良师的佐助和指导。学生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找不到最有力的支持，创业没有门路、投资没有着落，草根企业无人问津，势必在心理和生理上承受巨大的压力，而老师若能在巡访中发现其窘困，并通过多年累积的各方资源助学生一臂之力，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帮助，很可能会化腐朽为神奇，变天堑为通途。

    很多时候，“走麦城”的学生并非能力不够，只是缺少了社会的关注、鼓励和支援，我们在给予成功创业者肯定和赞扬的同时，更应给予失败的勇士们东山再起的信心和机会。失败不应被忽视，更不应被抛弃，这是人们亟待更新的价值观，失败学教育应当成为在校大学生的必修课。

    （本文作者系江苏大学在校学生）

    近日，第六届“高等学校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简称高校NOC活动）决赛在大连理工大学隆重举行。本次决赛设有数字艺术类和创新类共10个赛项，来自全国近500所高校的千余名选手现场展开了激烈角逐。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作品25件，产生NOC活动的最高奖项——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一组。

    比赛之余，本次决赛还针对当下高校学子们关注的热点，如创业、就业以及专业发展等，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当日下午，“创新创业，谁与争锋——高校NOC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投资价值导师点评会”期间，参加本次决赛“创新创业计划”赛项的4组优秀选手与组委会邀请的资深创业导师（知名投资公司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沟通，其中2组获得了创业导师的投资意向。决赛期间，工业设计泰斗张福昌教授和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实验学院冯林院长，分别为选手们作了题为“设计、创意、生活文化”、“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的报告会，得到了选手们的积极响应和广泛称赞。为提升高校学子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能力，活动组委会还选择了中国首都网——千龙网作为“优秀人才实习基地”，为选手们提供了与社会深度接轨的平台，在本次决赛中共有6名优秀选手获得了宝贵的实习机会。 

    本报讯（记者 储召生 史望颖）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IFIE)2014年秋季分论坛12月7日在宁波闭幕。应邀出席论坛的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强调，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国务院作出的战略部署，是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要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扎实做好改革试点，积极稳妥地加快这一进程。

    鲁昕指出，加快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要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从自主创新到先进技术转移应用的学校创新体系。要按照“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培养链”三链融合的要求，优化人才培养格局，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来自政府机构、行业企业、教育部直属高校、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员、地方本科高校、职业教育集团等方面的50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

　  本报讯 12月8日，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主办的第二期“彩虹人生——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优秀中职毕业生校园巡回分享活动，走进北京市劲松职业高级中学、河北省沧州工贸学校，分享团成员向广大中职学生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分享自己的奋斗体会。“同事们都说我已经达到了一名好工人的标准，但我很清楚，做全行业最好的工人依然是我一生的追求。”从一名普通的中职学校毕业生，到党的十八大代表，“技术能手”牛国栋的一席话引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和牛国栋一起走进校园的，还有其他7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中职毕业生典型：辽宁省沈阳佰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潇铂、山东重工建机有限公司金结分厂加工中心工人蒋自强、湖北省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采油一队采油班长张义铁、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模具工程师李伟国、广西花艺装饰类淘宝网店笆藜饰界店主黎晓芳、海南省海岸车匠汽车养护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国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护士马文娟。分享团成员走进班级、团支部，与学生就成长成才中遇到的问题开展面对面交流。他们还做客中国青年网和新浪微博，通过网络访谈和微访谈的形式，与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学生以及关心职业教育的社会人士进行交流。

　　在分享团成员座谈会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指出，优秀中职毕业生代表走进校园、走近学生，分享青春奋斗故事，能够充分发挥先进典型榜样的示范激励作用，有效引导学生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他希望分享团成员秉承一颗真诚的心，热情投入，以亲身的奋斗经历和务实积极的精神追求，激励引导在校同学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真正激发中职学生的学习激情、成才动力和奋斗精神，引领同学们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充分认识到自己一样享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坚定信心，共同开拓中职学生的彩虹人生。

　　即日起，分享团成员还将分赴北京、河北、辽宁、吉林、湖南等省市开展分享活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对实现教育的依法治理，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教育综合改革及依法治教的提出，对政府的教育治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发挥教育信息化优势，让信息化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高效“引擎”，已经成为破解区域教育治理难题、实现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条新思路。

    以增强信息沟通与服务抓治理

    教育关系千家万户，教育治理方式与学校管理水平、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密切相关，教育领域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领域。

    传统观念中，政府集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于一身，这导致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所有学校都按照行政指标办学，千校一面，教师工作也间接被行政化，缺少创新教学的动力与活力。在强调政府有限责任的新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需将服务生产者的身份剥离出来，还给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一是依法保障对学校的投入，二是依法监督学校依法办学。在这个转变职能的过程中，信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教育服务提供者的各级政府，首先要收集和调查社会民众的教育需求，以制定教育规划，然后组织办学机构参与到教育服务供给的工作中来。为此，政府需要获得办学机构的各方面信息，以监督和审查服务生产者的服务供给过程、结果和服务质量等情况。办学机构则需按照规定的标准、范围提供教育服务，并参考政府部门公开的相关信息、教育数据决策和行动，以便为受教育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办学机构也有义务定期向行政管理部门反馈办学规划、过程、质量等方面的信息。

    信息是行动的重要指南，学生与家长作为消费者也有特定的信息需求。他们一方面希望从政府得到教育服务供给、质量方面的权威真实信息，以便做出符合自身需求和利益的教育选择，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参与教育服务管理和评价的渠道，以实现表达意见和监督质量的权利。因此，面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是信息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目前面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的服务形式包括提供办事指南、支持在线咨询与投诉、办事进程状态查询等。当前各地纷纷建设教育一站式服务中心，正是旨在解决如何面向公众提供教育信息服务的问题。

    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提质量

    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育质量的根本表现就是学生的发展。学生发展是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在信息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特点。

    提升质量首先需关注学生发展的全面性。一方面可以在学生学业评价系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的支持下，构建基于学生发展的增值性评价机制，建立过程性教育质量监测系统。另一方面，在评价学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推动各类学生卡、教育卡的建设应用，可将学生的校外参观、活动等非正式学习情况纳入考察范围，全面记录学生的发展状况。

    其次要关注学生的深度发展。今天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凸显出不断变革的本质，要适应不断变革的知识社会，一方面每个个体都要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继续学习，成为终身学习者，另一方面要将指向创新、创造的高阶思维能力作为21世纪学生的必备技能加以培养，并把发展高阶思维能力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内外诸多研究已经证明，数字化学习对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支持作用，因此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层面都务必要将信息化教学应用做深做实。

    最后要创造条件，支持学生的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学生在认知、学业、人际、适应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上，都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和需求，教育既需要关注大部分学生的共同发展，更要注重部分学生的特殊发展需求。可以微课教学、翻转课堂以及基于课堂或课后的网络学习、电子书包等应用模式，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进行个性化、主动的学习，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以优质资源全覆盖促均衡

    优质资源建设是资源共享的前提。从区域的角度来看，省市一级的教育资源库建设可定位于规模和数量，而区县一级的教育资源库建设则应明确定位于定制与改造。区县一级的教育资源应体现出区域特点，针对本区教材版本和教学实际提供一线教师可以直接下载使用的优质资源，同时要肩负筛选本区优秀资源加以共享的任务，促进学校之间的交流分享。

    提升优质资源覆盖面是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在一些所辖地域范围比较大的市县，面向农村学校，尤其是偏远地区教学点实现优质资源全覆盖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卫星传输、光纤宽带等信息技术，继续通过“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等多种形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范围。

    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优质资源共享的关键。在资源应用过程中，对现有资源进行加工改造是重要环节之一，教师的信息技术技能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教师培训，尤其要注重通过在线学习形式进行培训，丰富其在线学习经验，增强其感悟与体会。同时借助信息化优势扩大教师培训受益面，让更多教师有机会接受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的培训。

    实现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是区域教育治理的重要使命。增强信息沟通与服务是提高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通过信息化教学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是提升质量的必然要求，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是实现均衡的重要途径。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发挥现有优势，因地制宜，乘着信息化建设的大好形势，绘制一幅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崭新地图！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战略研讨会近日在上海举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要适应新常态，根据经济社会全方位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

    鲁昕表示，教育要释放改革的红利，需要好的人才培养结构，高等教育发展成效通过人才培养的类型体现出来。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4.5％，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需要大量中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人才。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通过调整学术型与技术技能人才的比例，搭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推动高等教育的进步。

    鲁昕强调，编制“十三五”教育规划要汇聚各学科专家、社会各界的力量，做到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社会进步目标相结合。“十三五”教育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课题，包括如何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终身理念的现代教育体系、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等，未来要着力破解这些难题，推动教育改革发展。

　　李华 绘

　　近日，教育部公示了10个“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重点推进“三方共育”的师资培养模式，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的协同培养机制，新一轮的以“双师型”为特征的卓越中职教师培养工程将逐步展开。

　　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面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高校与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的协同培养机制，探索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培养一批素质全面、基础扎实、技能娴熟，能够胜任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的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对于这样一个目标，职教界的反应有欣喜，也有质疑。有人认为，职业学校需要“双师”结构的教师队伍，但“双师型”对于教师个体来说，已有不小难度，此次提出“卓越”，更是难以企及。但笔者认为，在当前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现实需要下，稳步推进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工作是现实可行的。人们的质疑也正是教育部推行“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改革项目”要解决的问题。

　　把“双师型”作为高层次职教教师的优秀基因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中包含有五类教师，唯独在“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中提出要探索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各类教师中，为何职业学校的教师特别强调是“双师型”？

　　这是由于，“双师型”与职业教育有共生关系，只要开展职业教育，就有“双师”要求。

　　在德国，要成为一名职教教师，需要通过两次国家考试，除了具有学历和资历等基本条件要求外,还必须经过两年以上的企业实践才能具备职教教师资格。德国的职教教师大多一专多能，理论和实践教学能力都较强。在日本，“双师型”教师由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校培养，持有教师资格证书后先去企业工作，然后再转到职业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在美国，取得四年制学士学位的学生，在获取教师资格证后，至少要有一年的工作经验并且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成为职业学校教师。

　　顺应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规律，我国对职业学校教师也提出了“双师型”的要求。最早将“双师型”教师的表述上升为国家政策层面的文件是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开展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工作的通知》，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双师型”教师的概念。之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直是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教育部在2011年《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的意见》中提出，新任教师到企业进行半年以上实践后才能上岗任教，职教师资培养制度呈现明显的“双师型”特色要求。

　　“双师型”教师也是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模式的现实需要。校企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若没有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再好的平台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双师型”教师是来往于校企之间，指导学生实践、服务企业技术技能需要的核心力量，“双师型”教师的工作能有效地加强校企双方的沟通和合作，也是校企合作育人模式能长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双师型”教师还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当前，职校学生基本都是传统教育考试“分流”下来的，文化知识相对薄弱，学习自律性普遍不强，因此，需要职校教师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理论与技能的双重教育。只有专业理论的传授，没有技能培养，一定会失去职业教育的特色；同样，只有技能的训练，没有通识的培育，充其量只能是工具化的培训。“双师型”教师要成为职业学校学生人格的塑造者、素质的培养者、知识的传授者和技能的教练者。

　　卓越计划显示我国职教师资培养演进路径

　　此次遴选出的10个“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中，既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这样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也有同济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湖北工业大学这样的普通高校。这样的布局，也正反映了我国职教师资的培养，经历了一个由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向普通本科高校转变的过程。

　　早在1979年，国务院就批准建设天津技工师范学院、吉林技工师范学院、山东技工师范学院和河南技工师范学院4所技工师范学院。此后，我国先后建立了12所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但后来由于调整和合并等原因，目前仅有5家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承担职教师资的培养任务。

　　由于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数量过少，难以满足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需要，难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职教师资培养数量不足的问题。为此，教育部逐渐把培养机构延伸到非师范类普通本科高校，启动了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工程，依托普通本科高校和有条件的职业院校，陆续建立了一批国家级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了93个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其中具有培养“双师型”师范本科生资格的本科高校有62所。

　　职教师资培养机构由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向普通本科高校转变，不仅缓解了“双师型”教师供不应求的矛盾，同时也提高了职教师资的专业化水平。

　　三方共育，卓越计划创新职教师范生培养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主要是在学校中进行。这种学校单一培养模式，虽然培养目标比较集中，学生训练比较系统，有利于学生职业教育理论的强化和职业教育理念的巩固，但这种与普通学校教师培养的同质性模式，忽略了作为职教教师所应具有的专业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由于缺乏与企业的有效沟通与衔接，很难把企业实践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

　　近年来，我国职教师资培养逐渐由学校单一模式向校企合作模式转变。校企合作模式利用学校的师资力量优势，完成职教师资的理论教育；利用企业的先进设备和实训条件，完成职教师资的实践技能训练。企业优秀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到职教教师培养的教育活动中。这种转变，为构建“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创新了培养方法。

　　此次教育部开展的“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再次创新了职教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重点推进“三方共育”的师资培养模式，培养高校不仅要和企业相结合，还要和地方中等职业学校相结合，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的协同培养机制。“卓越计划”要求，职教师范生在四年培养过程中，企业实践和职业学校实践要占到一年时间，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职教师范生在大学期间能够到职业学校进行教学实习，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职教师范生可以到相关企业进行专业实践，使学生既能了解职业学校教学规律，又能获得企业经验，对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梦卿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报讯（记者 史望颖）12月7日，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浙江宁波召开。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并讲话。

    鲁昕充分肯定了近年来职业指导工作的成绩，指出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8年保持在95%以上，独立设置的高职学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在90%以上，就业质量不断提高，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推进城镇化、促进社会公平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鲁昕强调，职业指导工作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计职业指导模块，强化职业指导课程主渠道作用，强化实训实习等各环节的职业指导功能，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按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要求，加快构建以教育指导和就业服务为主体、全程全员全方位的综合性职业指导体系。要切实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的指导责任，落实校长的领导责任、班主任的主体责任。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主动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和落实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各职业院校要把就业工作作为“生命线工程”，根据就业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

    “天行健，学长以实力打倒高富帅。地势坤，学姐凭智慧战胜白富美。”

    这条悬挂在大学校园里的横幅，或许可以窥见当下90后大学生对高校学生工作带来的改变。当这批被打上“热情健康、有创造力、极具生命力”标签的大学生，伴随着互联网大潮“撞”上大学校园时，传统的高校学生工作格局已然到了“升级”的时刻。

    日前，在2014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年会（以下简称“年会”）上，来自全国137所职业院校的260余名代表把视角投向了这群“新兴人类”。这些职业院校领导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希望能搞清楚，90后大学生有着怎样的特点？又该如何服务这些互联网青年？

    90后到底啥模样

    “在90后愿意给自己贴上的标签中，‘宅’以47%的比例拿下首位，紧跟其后的是‘屌丝’和‘奇葩’。”

    这是由腾讯公司和易观智库公司联合出具的《中国90后青年调查报告2014》里的一句话。今年4月起，两家公司面向全国的90后共发放8041份有效问卷，对其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社会认知、网络行为4个方面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腾讯大成网副总编辑付强在年会上公布了问卷的结果。其中，21.3%的90后在找工作时会更看重自己的兴趣，这比80后提升了9.6个百分点。超过75%的90后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的信息。

    这份数据让年会现场热闹起来。百余名职业院校宣传部长面对这个话题，一个劲儿地从嘴里蹦出各种词语，来形容90后这个他们“如今的工作对象”。

    热情健康、有创造力、极具生命力正是与会宣传部长提到的高频词。

    当然，不靠谱、心理脆弱等“负面标签”也频频被提及。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校办副主任陈泓认为，90后之所以被打上一些负面标签，是因为他们缺少与长辈的沟通，而倾向于通过社交网络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当你真正了解90后时，会挖掘出他们很多的闪光点。”

    这一点，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曾劲颇为认同。他曾对学校的90后学生有过近距离观察，“90后在面对内心压力时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发泄，同时过高的生活成本也使得90后容易急功近利”。不过，曾劲依然看好这个群体，“没什么能影响90后的崛起，他们终将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在付强看来，90后是伴随着网络长大的一代，90后信息来源的渠道非常丰富，网络上各种信息的传播都会对90后的思想产生影响。同时，90后传播自己思想的渠道也相应地变得更宽。

    也正因为更为宽广的渠道，造就了90后更多元的性格。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长王迪新对此体会很深，“学生的生源地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所表现出的特点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上，“多元化正是90后最大的特点。”付强说。

    《中国90后青年调查报告2014》中的一句话说出了与会不少宣传部长的心声：“无论贬低还是夸赞，为90后青年贴上集体的标签恐怕都太过武断。”

    高校作好准备迎接90后了吗

    “现在很多职业院校一切围绕着市场和企业，没有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提供服务。”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平沪生直言不讳。

    他认为，服务这些90后大学生应该是一件“两厢情愿”的事，大学生不但要和学校“相互关注”，学校宣传工作还要针对90后的特点，让他们的力量融入到校园新媒体建设中。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汪中银正在盘算着要怎么做好这件“两厢情愿”的事情，“网络时代下的学生思维非常活跃。这是好事，需要学校积极地去引导学生”。

    这个引导的过程，并不容易。一些与会的宣传部长坦言，自己已经跟不上90后的节奏，有点“落伍”了。有宣传部长很苦恼，对于一些流行的网络语言，自己是“一点儿也不熟悉”。

    “接地气”是一些宣传部长想到的迎接90后大学生的第一个“妙招”。王迪新所在的学校鼓励每个教师都开通博客，在博客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学生。

    而上海的部分职业院校已经开始使用互动社区“易班”，学生跟老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信息、参与网上讨论和投票、使用网盘储存，等等。这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班级建设与交流模式。

    这批90后大学生带来的不仅是沟通交流方式的转变。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校园舆情工作也被第一次搬到学校领导讨论的文件中。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郑毅刚在年会的分组讨论会上，主动提及前不久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陕铁职院百人打一人”事件。

    网络上对该事件的说法是，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百名护校队学生围殴另一名学校学生，其间并没有一名老师或校领导上前制止。该事件在网络传播后，迅速引来大批网友“驻足”，“口水、谩骂、各式各样的攻讦层出不穷”。

    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过去，学校的“封杀政策”会很管用。毕竟，作为信息传播的窗口，“只要宣传部不说话，外面的人就很难知道”。

    互联网已彻底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90后是互联网上最活跃的一群人，如何处理学校、尤其是和学生有关的负面事件，需要职业院校的宣传部长重新思考。

    （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记者余捷、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记者刘瑶、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生记者周晓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依法治教具体到学校层面，就是依法治校。依法治校，说白了就是立规矩、守规矩，让学校各项事务运行在法治轨道上，让学校管理者树立办事依法、遇事用法、难事靠法的法治思维。从全局来看，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总体布局的重要环节；从教育内部来看，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都离不开依法治校。依法治校既是教育自身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又是确保教育改革“深水突围”的压舱石。

    近年来，依法治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相比，还存在提升空间。一些地方和学校对推进依法治校认识还不到位，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办学、违规招生、违规收费等问题时有发生，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运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和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推进依法治校，学校管理者尤其要增强法治思维，提高依法治校能力。

    推进依法治校，首先要加强章程建设，建立依法办学的制度体系。章程相当于一所学校的宪章，对内部如何治理、权力如何运行、学科如何建设、人才如何培养等核心问题，以制度规范的形式作出约束。章程是依法治校的基本依据，没有科学的章程就谈不上依法办学、自主管理，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更是空中楼阁。章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写在纸上”不如“走在路上”，体现法治精神的章程应在各级各类学校落地扎根。学校管理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应严格依照章程，让章程成为人人遵循之法。

    推进依法治校，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在个别学校，有的管理者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既违背法治精神，又破坏法治秩序。这种现象存在的背后，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缺失。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是依法治校的根本。应该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依法明确学校内部不同事务的决策权，把师生参与、专家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决策法定程序。同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师生监督权力、家长参与管理、权力阳光运行。

    推进依法治校，要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教书育人是学校的核心职能和存在根基。落实师生主体地位，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是学校推进依法治校的落脚点。当前，一些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个别教师对学生分类分等、学术失范现象严重，事关师生权利的信息沟通不畅，这些现象与依法治校的要求严重背离。应以依法实施办学、保护师生权利、健全学术保障机制为重点，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尤其应在校园中大力弘扬平等意识，切实尊重保护师生权利。

    推进依法治校，要健全学校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教育领域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学校与学生、教师之间纠纷呈多发趋势。学校应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矛盾、纠纷的能力，依法建立和畅通纠纷解决渠道，特别是要规范校内师生申诉和调解制度，保证处理程序的公开公正。针对目前学校安全面临的复杂局面，应积极借助政府部门、社会力量、专业组织，共同构建学校安全风险管理体系，通过法治手段处理纠纷。

    归根结底，依法治校意味着学校治理从行政思维和方式向法治思维和方式的根本转变。这需要从学校日常管理的每个细节入手，让法治成为一种习惯和必然，让每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在学校管理中都能直接感受到法治的力量。

图片来源：新华网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5日讯 （记者 韩秉志）2014新华教育论坛'大国教育之声'活动4日在京举行。在论坛上，新华教育、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中心联合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教育行业舆情报告》显示，职业教育与在线教育有望成为教育市场首要增长点，教育途径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凸显。

报告显示，2014年教育舆情总体上来看，正面及中性的信息占多数，达到近9成（89%）。但舆论影响较大的热点事件中，负面信息（占56%）的网民参与度更高，讨论也更热烈。究其原因，由于民众对教育的期望值与教育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当前教育也承载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因此，面对接连曝光的教育界、学术圈的负面信息，必须有实质性作为，突破原有的权力利益结构，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和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否则，单靠正面舆论宣传或说教，很难消除其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我国教育和学术形象。

在2014年教育热点事件中，考试招生类在舆情类型中占比最多，超过三成（31%）。此外政策法规类、安全事故类等事件也易引发热议。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2014年我国教育网络舆情事件仍旧频发，全国（多地）层面教育热点事件有10件，，多涉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以及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考试作弊、校园安全等。由于区域间教育发展差异较大，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点各有不同，舆情分布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色。因此，教育舆情的分析研判、教育政策的出台实施都要有区域意识，因地制宜。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在论坛上表示，'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应该用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法治意识来提升教育自理能力。在依法治教的框架下，明确学校、社会、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引导教育更加健康发展。

报告还对2015年教育舆情做出预测：随着教育日益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教育领域相关事件还将呈现出多发、易发的态势。由城乡差别、地区差距以及地区内校际教育资源的差别引起的涉及教育公平的政策出台及个案报道的相关话题仍将备受舆论热议，改革的推进以及实施效果或将成为网民的关注热点。此前，教育部出台师德条规引不少网民点赞。然而，这些规定能否真正筑起师德底线仍让部分网民存疑。如何防止整顿不到位和规定流于形式现象再次发生，需要有关部门多管齐下，从制度、法律和道德等层面进行综合治理。

    近日，深圳市斯维尔科技有限公司诉广东省教育厅涉嫌行政垄断一案引起业界重视。案件的起源是广东省教育厅在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工程造价基本技能赛项”比赛中，指定使用软件程序。该公司认为此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故起诉广东省教育厅。该案目前正在审理中。（《法制日报》12月4日）

    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背景下，不管广东省教育厅是否违规，其被诉的事件本身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敲响了警钟。依法治教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教育部门的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不能仅仅将法律思维、法律意识停留在纸面和口头，而应当落实到具体行为和工作细节之中。对于法律框架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要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

    就案件本身来说，广东省教育厅通过其在赛事规程方面的行政权力，以部门红头文件的形式限定赛事使用的软件，这种行为本身或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32条的规定。据笔者了解，广东省教育厅的此种做法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赛各省级选拔赛中并非首例。当然，行政部门涉诉并非坏事，只要各级各类教育主体予以重视，恰恰可以起到以司法实践推动落实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的作用。

    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落脚点在于依法履行职责。教育部门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判断标准，就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即是否有法律规定或法律授权。为了明确教育主体的权、责、利，为教育系统各主体确立行为边界，各级教育部门应加快建立面向教育系统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教育部门在教育系统改革和现代化治理中该做什么、怎么做好工作，明晰政府和学校的职责权限。教育部门不仅要把该放的权放开、该管的事管住，还要把权放到位、把事管到位。

    避免权力滥用或权力失范是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应然要求，教育部门应当建立起长效化、动态化的行政监督机制。“让权力走在阳光下”是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重点环节，也是避免权力滥用或权力失范的重要途径。只有让教育权力公开透明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保障利益相关者、专业人士和专业团体、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才能切实推动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依法、依章、依规办事。

    而且，教育行政部门要意识到，教育决策不能仅仅关注结果的合法性，还要注重方向和程序的合法性、合规性。政务信息公开不应当只是决策结果的公开，更需要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的公开化、透明化。教育部门做出的行政决策或行政行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还要充分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保障教育决策的方向、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合理。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与合法性，依赖于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专业团体和人士的有效参与。这就要求教育部门充分听取专家和利益相关主体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决策事项的受众范围等的不同，建立不同层级和差异化的教育决策集体讨论、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评估等机制。如果广东省教育厅在决策过程中，及时进行专家论证，对相关文件及内容的合法性进行专业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会免于被诉。

    教育行政部门不仅是依法治教的重要主体，还依法享有指导、监督学校依法办学的职责和权力。在大力推进依法治校的同时，教育部门更应当以身作则，将懂法、知法、守法、用法、敬法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行政管理、服务和决策行为之中，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更要注重实现程序正义，将依法行政落到实处。对此，教育行政部门可谓任重道远。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培育上升通道转变用人导向

提及职业教育，许多家长会认为，那是初考或高考“分数不高”孩子的无奈选择。“在大部分人眼里，技就是‘雕虫小技’，只是一个赖以生存的饭碗而已。”参会的部分大陆职业院校校长坦言，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而言，职业教育就等同于“次等教育”，“因此，望子成龙从来就不会和‘技’联系在一起”。

“长期以来，人们对职业教育所持有的偏见，根深蒂固。要改变这种观念，恐怕一时难以做到。”台湾科技大学校长廖庆荣认为，要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感，最有效的途径是从资源投入和政策导向入手。他建议大陆，在排名前3名的大学里，培育1所承担职业教育任务的一流大学；在排名前10名的大学里，则培育3所承担职业教育任务的一流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是台湾职业教育院校体系中的标杆大学。这所大学的大部分毕业生最终进入了上市公司就业，承担着许多大公司的研发任务。“许多职校毕业生在职场打拼多年后，都会选择再深造，首选的学校就是台湾科技大学。”廖庆荣说，设立职业教育名校，让职校毕业生拥有学业上升通道，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歧视。

当然，社会各行业的用人态度也至关重要。如果许多企业看重的不仅仅是文凭，还有人才的实际能力，将促进职业教育与人才市场的良性循环。

为此，台湾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建议，职能部门要从制度入手，从过去重学历的用人导向，转为以能力考量为基础的用人导向。具体而言，应尽快建立行业技能鉴定、证照考级体系，让用人单位可以依照技能水平招录人才。

改变“士大夫”观念，需要营造“职业教育照样成才”的浓厚氛围。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认为，职业教育不单单是因材施教，还要让学生发挥各自的所长，找回信心、价值感和尊严感。

目前，在台湾的上市（上柜）企业中，有10%的企业老板或创办人是台北科技大学的技职毕业生。“这让世人看见了职业教育毕业生的价值，对改变社会的偏见大有裨益。”台北科技大学校长姚立德说。

锻造实战师资提高教学质量

“现代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定义为‘蓝领教育’，关键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福建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吴仁华认为，作为技术型院校，职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而在这方面教师的力量不可或缺。

然而，目前大部分职业院校，主要招收博士学位的老师，却极少或甚至没有来自业界的师资。“殊不知，这种缺少实务师资的职业教育体系，很容易与产业需求相脱节，也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竞争力。”论坛上，不少职业院校校长坦言。

那么，如何锻造实战型师资队伍？自2005年起，台湾推出了“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要求技职学校须具备一定比例的业界师资，改变传统教学观念，掌握产业脉动，增强课程实战性，提高教学质量。

据悉，目前台湾科技大学对教师评鉴、升等体系进行了改革，摒弃以往以技术报告参评职称的做法。“老师可以自主地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选择合适的比例，以利于自身职称升等。”廖万荣说，原先许多老师都倾向于学术研究，没多少人愿意搞应用研究，该政策执行后，越来越多的老师热衷于产学合作，推行实务课程内容，整个教学局面就扭转过来了。

对此，台湾铭传大学副校长王金龙持同样看法。“当前，铭传大学正大力实施‘大学教学卓越计划’，推动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学校鼓励80%的高学历教师到大企业蹲点调研，协助企业解决难题。”王金龙告诉记者，蹲点期间工资照发，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教师从中可获得实战经验。同时，学校还聘请了大型企业中高层人士来校授课，每学期至少有3到6周的课程，以此提升课程实战力。

诚如许多业界人士所言，职业教育的成败关键在内涵建设，培养一流的学生，需先培养一流的教师，而两岸在师资交流、技能培训、联合办学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携手破题之路方兴未艾。

莫忽视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

台湾技职类院校起步早、发展快，已形成中职、高职、高等职校于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台湾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入大批的高新技术人才。

近年来，我省借鉴台湾办学经验，引进台湾优质教育资源，创造了“3+1”、“校校企”等闽台高校合作的新模式。眼下，我省正在拟定《福建省促进闽台职业教育合作条例》，并提出了闽台高校合作计划等，这都将为闽台职业教育合作迎来新契机。

采访中，不少台湾职校校长指出，闽台职业教育的合作空间广大，在引入台湾师资、两岸共同成立研究室、合编教材等方面，都可以尝试合作。“不过，在借鉴台湾经验的同时，要避免重蹈台湾的覆辙。”台湾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表示，台湾曾经盲目扩张研究型大学，并将岛内原先77所专科学校改制为13所，这给产业发展带来莫大局限。因此，发展研究型大学、高等职业院校时，千万不可忽视中等职校的均衡发展。

当然，若要职业教育的竞争力不输于普通大学，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还需相关配套政策的扶持。如提高技职院校研发补助比率、为有潜力的职业高中生提供就读优质大学的机会等。在新机遇下，我们期待，闽台职业教育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能携手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