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剃头挑子一头热”、“校热企冷”等字眼多年来一直被用来描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状。然而,笔者在对浙江近30家企业老总进行深度访谈时发现,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面临技术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比较高,企业关注的核心是参与职业教育能否满足其内在需求。当前,校企合作中存在一些对企业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
不要责怪企业没有参与积极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一定是基于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职业院校应该与有内在合作需求的企业对接。
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出台法律法规,将校企合作作为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实际上,企业不会因为法律规定就来参与,企业是否参与职业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来决定的。调查发现,一些企业确实没有校企合作需求。比如,有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随时可以招到廉价劳动力,有的企业需要大量本科以上学历员工,有的企业有能力自办培训机构。这些企业都没有校企合作的需求,我们不应该用政策来“绑架”他们,就算法律规定企业一定要参与,企业也可走走形式,随便找个学校以一纸协议应付了事。但是,也有大量的企业存在校企合作需求。比如,一些连锁经营、一体化经营的企业,需要技能型人力资源的不断补充;一些技术密集型企业,希望得到职业院校师资团队的技术支持;一些销售型企业,希望其产品得到学校实训教学的支持,提升产品知名度和销售额。职业院校应该从教育规律出发,与有合作需求的企业进行对接。对于那些没有合作内在需求的企业,职业院校大可不必去理会。
不要责怪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企业作为理性经济实体,参与职业教育一定要讲成本收益,这本身无可厚非。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很明显,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在做出校企合作决策前一定会考虑到成本和收益。调研中发现,尽管绝大部分企业负责人不会详细列举校企合作后可能发生的成本、收益和可能面临的风险,但企业一定会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大致的评估。如果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得不到利益,甚至存在亏损可能,企业是不可能与学校进行持久合作的。当然,暂时的亏本企业或许不太在意,但从长远来看,只有校企合作对企业来说有收益,企业才会坚持合作。有学者认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从访谈结果来看,只有不到10%的企业老总认为,参与职业教育是出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而这10%的企业基本是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即使是这些企业,也大多数是在长期校企合作过程中尝到了甜头。高达90%的企业老总认为,校企合作首先要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其次才会考虑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需要条件、基础和能力的,不考虑成本和收益地承担社会责任,不符合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要求。
不要责怪企业不想深度合作,这需要职业院校给予企业机会,同时更需要政府给予企业深度合作的机会。
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总体情况还不够理想、不够深入。调研中,一些企业老总讲到,现在与中等职业学校合作遇到了瓶颈。一些企业与职业学校合作的目的是为了优先获得优秀毕业生,但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推进,优质中职校的毕业生升高职的比例越来越多,选择就业的学生越来越少,这样校企合作就丧失了合作基础。据笔者了解,杭州市某职业学校,前几年升学比例大约为30%至50%,而这两年升学比例达到70%至80%。以前是排名后50%的学生就业,现在是后20%的学生就业。宁波一所中职学校每年升学比例达到95%,近1000人的毕业生中只有约40人就业。这让为了获取人力资源而选择校企合作的企业情何以堪!让他们如何再与学校深度合作!还有一些企业,除了人力资源需求外,还希望能节省资金,得到学校场地和设备的支持。但在实际合作过程中,这样的设想难以实现。如杭州市某职业学校引入企业生产线,与企业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但因缺乏政策支持,双方面临实训设备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纠纷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发展。因此,在校企深度合作过程中,职业院校能为企业提供什么好处,政府在此过程中承担什么角色,是保证校企深度合作的关键。
(作者系杭州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教研员)
[ 委托管理 ]2月17日,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政府委托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管理甘南县职教中心签约仪式举行。破除传统行政管理观念,打破公私体制界限,将公办职业学校交给民办高校委托管理,体现了当地政府开放的办学姿态,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 国务院常务会议 ]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5项任务措施。
[ 新型职业农民 ]3月14日,教育部和农业部共同制定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下发。方案明确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对象,允许学生采用半农半读、农学交替等方式,分阶段完成学业。
[ 本科高校转型 ]4月25日,以“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为主题的“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幕。178所高校发布《驻马店共识》,提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 专业教学标准 ]4月30日,教育部公布了首批14个专业类的95个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 技能大赛 ]5月31日至6月27日,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天津主赛场和北京等12个分赛区举行,逾万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 “工士”学位 ]6月20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1103名应届毕业生获得学校颁发的“工士”学位证书。学位设计者希望学校的“试水”能为国家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建设提供样本。
[ 全国职教会 ] 6月23日至24日,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接见与会全体代表并讲话。会前,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 全民终身学习 ]8月11日,教育部等七部门下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在全国各类城市广泛开展学习型城市创建工作。11月4日,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全国总开幕式在重庆市渝中区举行。
[ “零投档” ]8月底,有媒体报道,高职学校遭遇大面积“零投档”,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部职成司委托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数据显示,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情况总体良好,“零投档”属于小概率。
[ 现代学徒制 ]8月25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12月12日,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河北唐山召开。
[ 职教法修订 ]9月12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受教育部委托,启动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计划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
[ 浙江中职课改 ]11月12日,浙江省正式启动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课改“普职融合”的取向和升学课程系统的开发在职教界引发讨论。
[ 40亿元中职专项资金 ]11月16日,中央财政下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40亿元,用于改善中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 “校企一体化”创新联盟 ]11月21日,全国高职“校企一体化办学”创新联盟在山东莱芜成立。50所高职院校和50家合作企业成为联盟首批成员。
[ 提高高职生均拨款 ]11月28日,财政部、教育部宣布,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不低于1.2万元。
[ 深化教学改革 ]12月4日,教育部公布《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12月19日,教育部在京召开全面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工作视频会议。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31日在北京闭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当选为理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马培华等10人当选为副理事长。
陈昌智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本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中华职业教育社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分析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和群众组织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增强新形势下做好职业教育工作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优良传统,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努力开拓创新,积极应对时代挑战;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服务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据介绍,5年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向各级两会提交议案、提案等材料7000余份,资助贫困学生79.94万多人,资助金额8.85亿元,累计培训各类实用技术人员1298.94万人次,帮助356.08万人实现就业。目前,中华职业教育社共有个人社员3.4万人,团体社员2700个。

中高职衔接试点迎合了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需求,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做出了有益探索,推进了现代职教体系构建的进程。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早已脱离了在“点”上试验的概念,一哄而上,带来了不少新问题,亟须统一的、系统的设计。
近年来,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衔接的试点蓬勃发展,出现了中高职3+3分段培养、中本3+4分段培养、高职本科3+2分段培养、高职本科联合培养、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专本贯通等各种模式。在东部某省会城市,4年时间,试点院校和试点专业分别由7所院校、4个专业发展到现今的56所院校、47个专业,招生计划也由480名扩展到5500名,该省的试点项目在两年时间内也由71个发展到422个。
这些试点迎合了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需求,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做出了有益探索,推进了现代职教体系构建的进程。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早已脱离了在“点”上试验的概念,一哄而上,带来了不少新问题,亟须统一的、系统的设计。
各自为政的衔接问题重重
问题一:规模扩张与生源质量的矛盾。中高职衔接模式在刚开始试点时一度受到了考生的追捧。如前面提到的东部某省会城市,2010年是试点第一年,480个中高职衔接招生计划吸引了超过7000名考生报名,录取平均分超过普通高中分数线,平均录取比例高达15∶1。之后几年,招生计划从480人,增加至1000人、1378人、3117人和5500人,逐年大幅增长。随着录取人数的增多,该模式的优势逐步弱化。至2014年,最低投档控制线360分,仅比普通中专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高10分。生源的快速扩张带来质量的不断下降,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极大的担忧。
问题二:课程难度与学生年龄的矛盾。笔者对某中高职衔接试点专业学生跟踪调查发现,学生普遍感到一些课程的难度较大,超出了学习能力范围。中高职衔接,必然要对课程进行一体化设计,有些原本在高职或本科阶段学习的内容被提前到低年级,特别是理论知识,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难度过高。
问题三:长学制与学业灵活选择的矛盾。对试点专业学生跟踪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在报考专业时不具有指向性。对于“您出于何种原因报考本校本专业”这个问题,只有两成的学生表示是因为“专业兴趣爱好”或“职业倾向”,其余均是出于“中高职衔接”或“父母或中学老师推荐”。通过对教师的访谈也了解到,衔接培养的学生通常会觉得比普通中职生优越,第一年对学校和专业有一定新鲜感和学习压力,学习积极性比较高,但从第二年开始,学习热情普遍下降,出现厌学现象。可见,衔接模式虽然构建了一种新的学制体系,打通了职业院校学生的升学之路,从而获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但由于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其价值观、职业观尚不稳定成熟,衔接培养过早限定了学生的专业选择,而较长的学制也容易导致学生的学习倦怠。
问题四:资源共享与院校壁垒的矛盾。资源共享是衔接培养的一个重要特征。试点院校通常都组建了衔接培养工作机构,定期联合开展活动。但这些活动对培养质量的保障和推进作用并不大,院校间的师资、实习实训资源共享也不乐观。这是由于,一方面地理距离造成了两校之间的沟通和资源共享不便,另一方面两个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对中职校来说,与高职、本科衔接最直接的利益就是保证了生源和质量,但对高职和应用本科来说则不然,一是年限的缩减使其学费收入受到一定影响,二是衔接培养在某种程度上也缩减了其可选择的生源范围。在实施中,中职学校希望学生都能顺利转入高职阶段,而高职院校却希望转入高职阶段的学生全都合格。因此,试点中往往发现,中职校的积极性特别高,而高职和本科的热情却并不高。
此外,中高职衔接要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目前的做法主要是试点院校依靠自身师资力量和资源进行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以及教材等的开发,即便是同一专业的不同试点院校之间也是如此。这种各自为政的开发方式造成大量的劳动重复和资源浪费,尤其是在通用的文化基础课程开发方面。
问题五:一体化与层次界限的矛盾。现有衔接模式的主要做法是让有意试点的院校自行结对,选择试点专业,制定试点方案,开发课程体系。在具体操作中,试点院校都比较好地从一体化培养的角度设计了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较好地实现了同一专业方向的一体化培养。但这种一体化设计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职业教育各层次之间的培养界限模糊,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现代职教体系的整体构建。其互为衔接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也只适合在试点院校中使用,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衔接需地方和国家统筹设计
反思职业教育现有的衔接模式,笔者以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根本不在于形式,而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层次定位和课程体系的衔接,包括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之间的衔接。这种衔接不应由试点学校自行来完成,而应上升到国家层面至少是地方政府层面,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各有关方面来共同完成。具体的做法可以是:
首先,由教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等,结合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需求的规模和层次,统一规划中职、高职、应用本科、专业学位等层次上的专业布局,形成与各行业产业链相对接的专业布局结构。这是现代职教体系内部有机衔接的基础。
其次,教育行政部门要抽调各级职业院校同一类专业的专业带头人或负责人,会同行业、企业专家,根据行业中各层次的人才规格要求,明确中职、高职、应用本科、专业学位各自对应的技术等级和标准,准确描述与界定各层次的培养目标与任务。这是职教体系内衔接的必要前提和逻辑起点。
再其次,以培养目标为依据,制定统一的适用于本地区同一专业的专业教学标准,设置课程,筛选和组织教学内容,做到同一专业或同一类专业的各级职业教育之间的教学要求和内容层次分明、互为衔接、自成体系。全国范围内通用的公共基础课可以由教育部职教司组织专家统一制定;专业课程则可以以区域为单位制定。当专业结构、培养目标、教学标准、课程和教学内容的顶层设计完成后,各级职业院校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标准实施教学。
最后,要实行专业归类对口招生报考制度。对职教体系内的衔接来说,对口招生无疑是衔接的纽带和桥梁。需要改革现有的高职(含应用本科)招生考试制度,制定高职(含应用本科)生源应以对口招收中(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主的政策和相关措施,保证各层次专业教学标准的真正有效实施,推动职教自身体系的形成。
总之,同一专业或同一类专业,只要做到中职、高职、应用本科、专业学位之间培养目标层次分明、互为衔接,课程及教学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衔接起来了,一个常态化的体系也就形成了,学生的学业选择和成长路径也将更加多样。只有职业教育自身形成上下衔接的体系,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纵向两轨并行、横向互相沟通的教育体制才能得以实现,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也将得以提升。
(作者系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高教所所长)

12月25日下午,由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的济宁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和济宁市汽车职业教育集团在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文体中心一楼报告厅正式揭牌成立。济宁市人大正厅级领导王应进、济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林晋、济宁市教育局长闫志强、济宁市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宝海、院长于建民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共同出席了本次活动。
当前,山东省正处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重要时期,整合资源,组建职教集团,是形式所需、发展之要、振兴之计、长远之策。对于打造教育强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校企合作、校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职业院校办学的集中优势,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好、更高、更全面的人才与智力支持,为相关产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这是济宁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促进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有力举措。济宁市人大正厅级领导王应进说。
近年来,济宁市通过不断加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动集团化办学,职业教育正向高质量、有特色方向发展。这次组建济宁机电职业教育集团和汽车机电职业教育集团,可以整合汽车和机电职业教育资源、深化校企合作,必将为进一步满足济宁经济和职业教育发展需求,为济宁全面打造“核心增长极”发展战略发挥应有的作用。济宁市教育局局长闫志强在会上说。
“要实现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就必须以互惠互赢为基础,深化校地、校企、校际合作,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创新校企共同体体制机制,改革学岗直通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文化育人拓展学生素质。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建立和完善校企深度合作、共生发展的长效机制。”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于建民说。
此次济宁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和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对接产业(行业)、校企合作、提升质量、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产业链,有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工作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为促进汽车机电类职业教育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集团成立后,各成员单位都是职教集团的一份子,将紧紧围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一目标,群策群力,形成合力,共谋发展,为推动济宁市职业教育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0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并讲话。
刘延东指出,长期以来,中华职教社作为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在推动职业教育研究、服务职业教育实践、开展职业教育扶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延东强调,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际综合实力和人才竞争新挑战,迫切需要办好职业教育。要深入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把职业教育摆在国家发展全局重要位置,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坚持政府保基本、促公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各行各业技能人才,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她希望中华职教社继承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大局意识,发挥独特优势,加强自身建设,主动建言献策,不断提升服务社会能力和水平,为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张榕明出席会议。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是由教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从事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事业的人士组成的职业教育团体。
2014年即将过去,这是一个令职业教育工作者怦然心动的年份。
2014年,对于年轻的技工学子周浩来说,是一个让他惊心动魄的年份,因选择从北大退学改上技校,他成为被媒体追逐和报道的对象。也许时至今日,他还因媒体的过分热情而苦恼,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若干年后,作为从北大退学读技校的第一人,他的一次主动转身,也许会写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使许多人开始对职业教育本身所散发出的魅力另眼相看。
2014年,对于王明靖、李志仁、张少华这3个心灵手巧的90后小伙儿来说,也值得记忆。也许没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公众第一次对一个过去不知名的器物发生兴趣,那就是鲁班锁,一种从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益智玩具。2014年10月,出访德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把它作为国礼赠送给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份“神秘礼物”精巧美丽,用铝合金代替了木头,将传统和现代严丝合缝拼接在一起。鲁班锁,中国制造,余味无穷。
2014年,我们也不能忘记湖北职业技术学院1103名毕业生的面孔,在毕业典礼上,他们被授予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学位证书。“工士学位”对于学生们是陌生的,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也是陌生的。高职教育在学位序列中一直没有一席之地,学校的做法令1000多张年轻学子的脸上笑容焕发,充满幸福。尽管有关部门以审慎的方式对于这种做法作出回应,但谁敢说,若干年后,这不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开端呢?
2014年,职业教育内外的人们感受着职业教育为中国教育、为年轻学子们带来的美好和改变,他们的选择和改变属于自己,更属于这个表面平静而深处波澜壮阔涌动着的时代。
的确,我们的时代到了。时隔9年之后,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让无数人怦然心动。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与此同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所说的600所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的论断,也让许多人胸口一热,眼前一亮。
在一个个年轻而富有激情的面孔背后,原来背靠的是这样一个属于职业教育人的大时代。为此,人们不禁发出感慨:看啊,职业教育的春天又来了!的确如此,也许,绿茵遍野、树木苍翠需要经历几个春天的努力孕育,经过一代又一代职教人不竭地努力和投入。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事业,也是一份让人随时可以燃烧激情的事业。
尽管如此,在这一年中,与兴奋相伴的还有种种艰辛和挑战,一些学校的招生困局依然,一些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依然堪忧,而作为民办学校龙头的山东蓝翔技工学校把学生拖入旷日持久的负面新闻里……职业教育的忧思还在,问题还在。
2014年,感谢你的目光为职业教育而聚焦,感谢因职业教育给我们带来的或短或长的思考、痛感,还有那种长久而持续的感动。伴随着这一切,2015年,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路上,让我们在回首中携手同行,不离不弃!
编者按:招考制度改革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深化教育改革、全国职教会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国家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改革的意见》等重大决策之后,围绕高职院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多。近期,在光明日报组织的“第三届高职校长微论坛”上,部分知名高职校长们,介绍了各自省份或院校的思路和实践。今天编发此文,以飨读者。
高职招生改革,势在必行、大有可为
刘洪一(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书记、校长):我国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现行考试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存有几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一考定终身,不能适应考生自主选择和多样化选择的需求;第二,招生计划与社会需求之间未能建立有效反馈机制,一方面每年大批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社会又找不到适用人才;第三,一刀切的应试模式不适应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第四,旧有招考模式严重导致应试型教育,不适应素质教育和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第五,不符合招生考试的国际趋势和发展特点。
目前,深职院招生考试方式有以下几种:中高职衔接;我们是第一批获准单招的高职院校;普通高考;五年一贯制大专;与深圳大学联合招收应用型本科生;面向港澳台招生;招收留学生。学校在这些探索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成效。
王振洪(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浙江的试点方案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双向选择权有效扩大。未来浙江的招考分为统一高考、“三位一体”(考生统一高考、高中学考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提前招生、单独考试四种类型。考生、高校都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
二是弱化“一考定终身”。统一高考中除了语文、数学,其他科目都有2次考试机会,成绩2年有效,可有效降低学生应考心理负担,使一次考试的重要性降低。
三是专业志愿优先。高考录取不再分批次,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分大类实行专业平行投档。
崔岩(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目前,除普通高考外,大部分省份的高职招生制度改革均以5种模式为主:单独考试招生、对口单招、中高职贯通模式、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综合评价注册入学,已经充分体现了顶层设计的政策导向正在逐步下放自主权、不断拓宽渠道、尽量满足需求、探索试行试点等特点。但从进一步增强高职院校办学吸引力、发挥其在构建现代职教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出发,改革尚有空间、大有可为。
高职招生改革的诸多关键点
刘洪一:放眼高职招生改革的未来发展,实践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招生方式和考试批次要统筹设计,如何综合考量高考成绩与平时成绩,如何改革录取批次,都需要认真研究、统筹规划,该放的放,该统筹的要统筹。
第二,考试内容方面,死记硬背为主的应试型要求必须淡化,又偏又钻又尖的考试内容、题目必须避免。
第三,对高职来讲,高职教育与学科教育的“立交桥”必须打通,要让考生真正有自主选择权。
第四,不能为改革而改革。要真正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人民群众多样化要求、有利于人才选拔成长的现代招考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真正满足公民受教育权利以及自主选择权利。
董刚(天津职业大学校长):“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向。作为一种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为特征的考试招生方法,力求打破分数为唯一标准的录取模式,是高职院校招生改革的新突破。
以文化素质测试为基础,突出学生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强调学生在高职教育专业学习中的能力素质匹配度,这是符合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特点的选拔体系。
与传统普通高考相比,这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招生院校可根据专业或专业类培养特点要求以及未来对应职业岗位能力需求,制定出相应职业技能考核或职业适应性测试,强调考生的“文化素质够用,职业技能或职业适应性强”。
崔岩:高职必须尝试找到一个能够满足多样化求学愿望、解决院校发展生存需求、匹配企业岗位人才要求的核心点、着力点、生效点。我认为,可以这样尝试:
分类考试、平行录取,逐步脱离普教高考自成体系。逐步将现行的普通高考分成普通本科统考和高职高专统考两类不同层次类型的高考体系,试行高职院校完全可以单列批次录取,逐步扭转“职教低于普教”的错误认识。
加强统筹、分类指导,科学引导高职院校招生制度改革。根据院校不同发展基础,在招生政策扶持、招生计划方面实行分类指导与支持,推动高职院校办出特色。以国家层面的学业水平考试为前提,把好高职院校生源质量关,防止招生腐败和恶性竞争。实施本科层次高等院校退出高职招生机制。
蒋锦标(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我特别关注中职升高职的技能加试。以下几个问题要特别注意:一,考试类型应当属于标准参照式考试,中职毕业生达到一定标准后即可升学。标准可参考职业资格鉴定的初级工或中级工标准确定,形成试题库向中职公开,进而引导中职教育的技能培养方向和培养标准,在高职阶段进行高级工或技师技能的培养与鉴定。第二,以考生单独面试、笔试和实际操作结合进行,既要考核实际操作水平,又要考核技能经验的形成。
关于单独招生考试,我认为文化基础测试要根据专业大类的基本要求确定,以必须够用为度。职业倾向测试题的开发就显得十分重要,目前高职院校的开发能力不足,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借鉴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经验。还要引进企业参与招生的职业倾向测试,这既可保证职业倾向测试的准确性,又可以实现学校招生与企业招工的同步性。
招生改革倒逼高职内部改革
王振洪:应该说,招生改革对于考生和高职都是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专业优先的志愿填报和录取方式,同一专业院校间生源的竞争将成为所有院校要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考生拥有多元选择、多次选择的机会,高职院校能否抓住机会吸引学生就读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一批应用型本科即将转型带来的冲击。这都要求高职坚定地展开内部的改革。
刘洪一:招生考试改革,就是要倒逼高职院校更大胆、更务实地探索适合高职发展的改革创新,只有这样,职业教育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崔岩:我认为,在招生考试改革的同时,要择优试点、合理延伸,推行高职试办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实质性改革。使优质高职院校成为打通学生从中职到专科、专科到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上升通道的支撑桥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和类型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制度性突破。同时,可以引入企业成立相关行业各专业大类联合考试指导委员会,最终形成统一的专业招考标准体系。
王振洪:高职必须精心谋划专业发展。高职应该以动力和压力双重驱动的市场竞争性倒逼机制,以错位发展促进优势发展,来谋划学校专业设置和专业发展。以对接区域优势产业和历史底蕴深厚的两类专业为核心,做大规模、做强实力,形成一批主体优势专业。
在深化高职教育的培养特色,积极推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创新的同时,必须针对不同的生源、不同的发展诉求,为学生提供增值的更大空间,实施多元化培养、差异化培养,将分层教学、选修教育、分方向培养、复合专业培养、创新班培养等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导向,真正做到“教其所求、育其所能”。(上文由本报记者练玉春整理)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全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推进会上表示,必须加快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各地要系统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开展试点工作,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中国教育报》12月15日)
最近几年,呼吁实行现代学徒制的专家建言此起彼伏,针对现代学徒制的专题研究从未间断,各地尝试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的实践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教育部层面向全国发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召开专门会议予以推进并提出统一要求却是史无前例。
由民间倡议变为政府指导意见,由专家研究变为国家发展战略,其质变过程蕴含着国家对多年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总结反思和对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构画,是集实事求是与科学发展为一体的重大决策。
多年来,得益于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引导和企业行业的大力支持,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的重振起步,到上世纪末职教办学条件的重点改善,从新千年职业院校的规模发展,到近十年着力夯实内涵提升,我国的职业教育一步一个脚印,年年都有新突破,对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科技进步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国职业教育目前的办学水平和发展方式仍然满足不了促进产业升级、社会转型、科技创新的时代要求。突出表现在校企合作没能真正落到实处,校企融合还不够深入,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单兵作战甚至闭门造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与企业需求的差距较大,尤其是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后劲“缺肥少力”,这样不仅制约了学生的终身职业成长,更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声誉和企业参与技能人才培养、支持职教创新发展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中国制造品质的提升和“中国智造”进程的推进。
放眼全球职业教育,英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各种育人模式、办学机制各有千秋,其成功无不得益于职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其中尤以德国的学徒制最为典型。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举世公认,而现代学徒制则堪称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被誉为二战后德国崛起的秘密武器。
现代学徒制把职业技能和工艺知识教育同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相结合,根据企业的需求量身打造未来工人必备技能。它是传统学徒制融入了学校教育因素的一种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由顶岗实习、订单培养不断深化拓展的一种新的形式。按照德国现代学徒制的设计,被录取的学生需与企业签约,而后以双重身份在企业当“学徒”,在职业学校做“学生”交替学习。学徒学习期间不交学费,每月还可以得到由企业提供的生活津贴及法定社会保险。学习结束后,学徒通过德国工商总会(AHK)的考核,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相比德国,我国的职业教育虽也倡导校企合作,但却始终不能摆脱“两张皮”的尴尬,往往使校企“合作”沦为基于情感的偶然性支持,甚至退化为短视的功利性资助;虽然我国也实行中职教育免费,但却只限于政府层面的公益普惠,而不是通过让企业付费来强化企业的人才培养责任;虽然也强调职业教育的第三方评价,但作为用人方的企业却缺乏左右职校办学的杠杆。这是我国职业教育长期没有实质性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试点现代学徒制,国家从制度架构层面理顺技能人才培养流程中的责权利关系,通过明确责任,让学校与企业知道各自在人才培养中应该承担的义务,尤其让企业知道自己分内应做的事情;通过明确权利,让校企双方知道各自能够支配哪些资源,尤其让企业知道能够获得什么具体的收益。这些有助于从根本上调动校企双方合作育人的积极性。
诚然,现代学徒制早为多国实践所验证,但若要真正在中国实践,也还存在一个任重道远的“本土化”问题。毕竟,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财政制度和人事制度等,还远不适应推行现代学徒制带来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学习方式、评价模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要求,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实际、放眼长远、尊重科学、自上而下,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对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做周密架构和顶层设计,营造有利于促进产教融合的环境。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 董少校)日前,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第三届“璀璨星光”校园文化节在上海图书馆启动,真人图书展、心理剧、舞蹈大赛、朗诵会、民族文化讲座等8个品类十几项活动分别进行,展现上海职业教育文化育人的理念和成果。
记者在上海图书馆展厅看到,观众对“真人图书展”饶有兴趣,观赏体验会计、建筑、出版印刷、服装、园艺、工艺美术、数控、钟表等中职专业的风采。上海新闻出版学校展台前,老师傅示范活字印刷的步骤方法,排好字模后上墨,覆以白纸轻轻拓印,一张活字印刷《千字文》就出来了,观众们称赞这样的印刷效果比电脑打印更加立体生动。
活动开幕式上,上海中职首批“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和中职校园文化特色品牌项目获得授牌。其中“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专科学校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博雅茶韵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戏曲表演艺术传承教育基地、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工艺美术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中国舞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等,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自2010年起,上海每两年举办一届中职学生“璀璨星光”校园文化节,活动贯穿全年,面向人人。全市层面先后成立了中职学生“星光”合唱团、“星光之约”学生记者团、“星光蓝球队”等以“星光”为品牌的中职学生文化社团以及职业技能大赛、校园文化展示等综合性培养平台,不少毕业生从这个平台成长起来,成为各行业的劳模、能手。
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安徽中华职业教育社承办的“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18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张榕明出席对话会并讲话。
张榕明说,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之间是融合成长、互相制约与促进的共生关系。职业教育培养提升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是现代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推动和促进就业创业,是城市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直接提升市民的职业素养能力,是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基石,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榕明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新常态。职业教育和城市建设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重点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努力:一是要认真研究新常态下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势,努力完成国家城市化战略赋予的新任务;二是要统筹规划职业教育格局,构建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的联动机制;三是要主动融入社会,走进企业,坚持走有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会上,围绕“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的主题,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的9位专家学者作了对话研讨。


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张颖 摄)
中国教育新闻网讯(通讯员 张颖)12月17日,“第二届全国验光与配镜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天津职业大学举行,共有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231名选手参加比赛。此外,本次大赛首次设置了学生组。
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介绍,在首届比赛的基础之上,本次大赛除了有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120名职业选手参赛以外,还首次设置了学生组,让大赛对职业院校眼视光相关专业学生的影响更直接,共有全国20所职业院校的100多名选手进入决赛。比赛中,除了理论知识测试外,现场动手环节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手工打磨镜片环节设置,选手手持镜片,要熟悉掌握镜片长宽等数据,精细打磨之后,迅速切换到测量仪器下不断校对,处理得十分精细。
“本次特别增加学生组的竞赛,目的就是探索人才培养、使用机制,青年一代能否健康成长成才,对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眼镜协会理事长崔毅对参赛学生提出三点希望:一要珍惜在校学习的黄金时期,打牢知识基础;二要重视社会实践锻炼,增长职业本领和才干;三要以勇立潮头的气魄,在职业技能竞赛中争创一流,努力成长为眼镜行业的优秀人才。
据悉,本次比赛由中国眼镜协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和中国轻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办,天津职业大学和天津市眼镜行业协会协办。
12月18日,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牵头主办的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和北京祥龙大学正式成立了。这是我市唯一一所由企业主办、市教委批准成立的职教集团,该职教集团由60余家行业、企业、院校联合组成。北京祥龙大学则是由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批准成立。

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和北京祥龙大学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全国职教会精神、积极探索首都职教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职业教育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北京市国资委大型集团化企业,在首都汽车服务、现代物流、商贸流通、交通客运等领域有着良好业绩和广泛社会影响力。
公司总经理孟卫东表示,将全力发挥公司现有教育资源优势,着力把北京祥龙大学打造成公司战略创新发展模式与新平台,构筑起覆盖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和员工的全岗位、全流程培养培训体系,建设优秀的学习型企业,形成企业文化传承、技术技能积累与传播、党员干部员工能力素质提高的生态型成长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将北京祥龙大学办成企业战略发展智库、企业学习中心、企业知识管理和人才培养基地,最终成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人才发展中心、组织发展中心、企业变革中心、职业发展中心和竞争力研究中心,使之成为一所新型的现代企业大学。
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和北京祥龙大学成立的背后,离不开北京市教委对行业企业办学,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力支持。在其举行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暨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和北京祥龙大学揭牌仪式上,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到会祝贺并发表重要讲话。
早在2011年,北京市教委在《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适应首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端产业发展和世界城市建设的需要,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优化职业教育结构,组建现代制造、电子信息、金融商贸、都市农业等职业教育集团。全国职教会结束后,祥龙公司根据北京市教委关于成立北京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集团等文件精神的指示,积极探索建立政府推动、行业主导、产教对接、校企融合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提升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服务北京世界城市发展战略的贡献力,北京市教委给予了充分肯定。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说:“北京祥龙公司作为北京市国有大型企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肯于投入,是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北京市商业学校作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50年来为首都现代服务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为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全国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用。”
教育部职成司正司级巡视员王继平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阶段。要适应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创新驱动竞争日趋激烈、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与资源环境约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新挑战,中国必须实施全方位的转型升级。从全球来看,服务业正在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而我国服务业在GDP和总就业中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论是当前还是长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家对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定位,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和北京祥龙大学的下一步工作,要结合首都城市功能调整的实际,依据总书记批示、总理讲话、全国职教会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批示,抓住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契机,理清思路,创新发展,办出具有祥龙特色和商校特色的国内一流教育集团。
作为职教集团和祥龙大学的核心成员——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说,学校明确服务首都现代服务业的办学定位,实施“服务社会建专业,校企合作办专业,改革创新强专业”的专业建设思路,深入推进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建立以行业、企业专家为主导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全过程、全方位参与专业建设;创办中国银行、联想集团、港澳中心瑞士酒店、凡客诚品“冠名订单班”、设立企业冠名奖学金;完善“校中店”、“店中校”实训基地建设,建立校内格子铺创业园、咖啡厅和校外珠宝店、超市等生产性实训基地;创新课岗对接、工学交替教学,实现校企共管共育,探索形成了与产业对接、校企共育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将积极推进学校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坚持“培养德能兼备现代职业人”的目标,深化“校企协同、双元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企业社会用人需求和学生成长发展需要,全面促进办学水平、服务能力和育人质量的升级,培养更多首都现代服务业需要的高素质和高技术技能人才。
作为一所拥有50年办学经验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德育先进工作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国家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北京市现代化标志性学校等30多项荣誉称号。 “十一五”以来,商校累计输送中职毕业生近1万人,开展社会培训鉴定15万人次,为首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论坛上,北京祥龙大学与清华大学继教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继教学院举行了校校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市商业学校与联想集团、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了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缺少了技术人才的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注定没有后劲;缺少了职业教育的支撑,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注定会乏力。以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和北京祥龙大学为核心的“祥龙模式”,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推进有特色、高质量的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和祥龙企业大学建设,全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北京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基地、中国职业教育卓越品牌学校和国际合作交流的示范窗口,共同谱写美好未来的辉煌篇章!




日前,“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实践育人对接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50余所本科、职业院校领导、教育改革领域专家、企业家有80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旨在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共探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发展战略与实践育人的发展与未来,共议“产教融合,教育发展新十年”,近距离感受全国经管实践教学精彩展示和分享。
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郭延生指出,高校必须拥抱变革、牵手伙伴、推进专业与产业用人对接以及企业前移人力资源战略。新道倡导“把企业搬进校园、打造梦想职业社区”,以泛经管人才培养为目标,为全国高校提供智慧教育方案的服务模式,积极推进产教融合。
当前,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我们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养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而正在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如果只重视对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音乐教育对学生的美育及职业能力的培养等方面的作用,将会是职业教育的缺失。
音乐教育是一种富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审美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音乐可以教育学生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有民族的自豪感、有远大理想和奋斗的目标,帮助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通过许多生动的音乐形象,使学生在享受“美育”的同时,德育上的自我教育能力也得以发展。目前,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专业艺术教育的眼光和要求来看待音乐教育,因而往往使艺术教育的发展偏离了素质教育的方向,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国民素质教育,面对的是全体学生,尤其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更是非常重要的。它以其独特的“寓教于乐”教育形式,对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将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音乐教育可以帮助职校生提升精神境界。在全国职校当中,很多学生们正是处在个性形成、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阶段,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净化他们精神世界,是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当学生对音乐产生强烈的情绪时,就可以在无形中提高他们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让学生明辨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心灵就可以得到净化、美化。如能长期接受音乐的熏陶、感染,不仅能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和滋养,而且有助于提高感受、鉴赏、表现和创造音乐美的能力,培养起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情操,从而使其世界观的形成更合理、更健康、更和谐、更完美。
音乐教育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职校学生多数是在弱势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缺乏表现力和自信心,没有养成良好的集体行为习惯,有些学生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在音乐教育中的“音乐表演”是最能锻炼人的方式。它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还可以通过参加学校音乐社团活动,如合唱队、乐队等,通过平时的训练,以及各种形式音乐表演的平台展示,使学生们的心理素质得到很大的锻炼,表现力和自信心自然就会大大增强。而集体性的各种音乐练习、比赛活动,既能帮助学生振奋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又能使学生受到教育。爱因斯坦说过:“我的很多发明和创造都来自音乐的启发”。可见音乐教育对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用很大,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发展学生智力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职业技术学校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为国家输送大量实用型人才。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校应除了对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狠下功夫外,通过音乐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也是不容忽视的。


12月13日,全国首届涉外职业教育教学研讨会在文昌举行,来自省内外13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我国涉外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海南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张超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广东外语研究商学院副院长朱文忠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义务工商职业学常务副院长贾少华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广东省普通本科高校继续教育教指委副主任何勇斌教授分别发表主旨演讲,围绕高职院校对外合作办学、跨境电商发展、涉外职业人才培养等主题进行阐述,对涉外职业教育发表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海南省英语日语应用研究会会长、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院长李渝凤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职业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教育决定的重要举措,更是对新形势下我国涉外职业教育的发展的新思考,必将进一步促进涉外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的紧密对接,推进涉外职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激发涉外职业教育办学活力。
据悉,除了专家主旨演讲外,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各校负责人还就合作办学、毕业生跨境就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实践教学、教师发展、课堂教学研究等内容进行分组探讨。研讨会气氛热烈,与会人员在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人才需求预测、专业建设标准、教材和课程体系建设等多项问题中达成共识,首次举办的涉外职业教育教学研讨会取得良好成效。
本次研讨会由海南省英语日语应用研究会、海南省外语应用研究基地主办,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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