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之再造

十余年来中国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出台既多又频繁。如此多的政策文本，恰恰反映出中国职业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还需要更多具体的详尽措施及一系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金星霖 王雨迪 李同吉 

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要求并提供保障，职业教育发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这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基本规律和经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这次会议强调了发展职业教育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经费投入上。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近年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据石伟平主编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1）》，2011年比2010年翻了一番，总经费支出达到488亿元。 

贡献：7265万技术技能人才 

基于对职业教育重要价值的认识，中国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一，助推经济增长：7265万技术技能人才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据统计，职业教育对中国主要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为21%。2002年到2011年，中国职业院校平均每年有700多万毕业生。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从2005年的11年增加至2010年的13年，全国高技能人才数量从2004年的1860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631万人，职业教育在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中国主要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为21%。据统计，2011年，全国高职毕业生有60%在30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有30%在5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2011届高职学校毕业生中的66%进入民营企业就业。职业院校学生成为助推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有生力量。 

其二，提高就业能力：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六年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87%以上。数据表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平均为87.6%，平均月收入为2171.3元，两者均处持续上升状态。2006-2011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其三，促进社会公平：90%以上的中职学生和20%的高职学生享受国家资助。针对85%左右的中职学生来自农村和经济困难家庭的现状，“十一五”期间，中央和各地方财政共安排600多亿元用于中职生资助，90%的中职在校学生享受到了每年1500元的资助。2009年起，国家对中职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费。 

其四，优化教育结构：中职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48.89%，高职占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数的47.67%。通过大力发展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和在校生的规模分别从2002年的473.55万人、1190.96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813.87万人、2205.33万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分别从2002年的161.70万人、376.28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34.86万人、958.85万人，初步实现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有力改善了劳动力结构。 

其五，推动区域发展：60%以上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留在本地发展，东西部联合招生合作办学规模达30万。2006-2011年，中等职业学校60%的毕业生都选择在学校所在地区就业，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留在了家乡。2003年，国家启动东西部合作办学，近3000所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开展了办学合作。2011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60%选择在学校所在地就业，从趋势上，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同年高职学生中35%毕业生选择在学校所在市就业，68%的毕业生在学校所在省就业。这些比例均高于普通本科学校。 

中国大多数职业院校分布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这些学校是促进当地发展的重要手段。如，吉林省集安市职业教育中心根据其专业成立了集生产、开发、购销、培训于一体的蜂业公司，实行教学开发、技术服务一体化办学。该公司开发多种产品，年产值近600万元，在全国建立数十个销售网点，覆盖22个省市区，市场开拓到海外。这是职业教育促进地方经济的典型例证。 

瓶颈：吸引力不足

虽然中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十分致命的问题，其中最大问题是吸引力不足。学生数量提高，不代表职业教育对学生真有吸引力。有调查显示，只有不到5%的家长希望子女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调查显示，56.3%的独生子女家长担心职业学校质量差。7.5%的独生子女家长认为上职业学校等于断送孩子继续深造的机会。36.6%的中职学生家长顾虑子女毕业后社会地位低。 

其实，职业教育吸引力低下是国际性难题，并非中国独有。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用“不受待见的继子”形容美国职业教育的生存状况。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召开会议，探讨如何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与会代表共800多名，其中不乏来自职业教育大国的代表。虽然澳大利亚的TAFE职教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属先进水平，但其代表也承认，近年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大多数青年优先选择大学教育，少数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往往不满现状，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职教吸引力的问题之所以普遍存在，原因很可能是，不论在哪种社会文化中，技术工人的地位始终不如白领职业者。职校毕业生的长期发展也始终不如高学历者。 

与职业教育吸引力有关的因素十分广泛。如文化因素，中国自古特有的官本位文化要求“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而通过体力劳动和技术性职业谋生，则被认为是不那么有价值的工作。再则，职校学生缺乏上升通道，学生一旦进入职业学校，通常毕业后会进入工厂成为一线工人，该发展预设严重危害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动机。另外，福利待遇因素也起着作用，虽然现在很多企业给技术工人的福利待遇有所提高，很多岗位的月薪高于普通大学生工资水平，但长远看，高学历者的未来发展、未来可获得的薪水福利等都高于技术工人。 

此外，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问题一直存在。早在1980年代，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布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其中多次提到职业教育方面的措施，如“有计划有步骤地增长职业技术教育在整个高级中等教育中的比重”、“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经费，各市、地、州、县在编制地方财政预算时，分别列入教育、劳动部门有关事业费之内”等。可看出政策明显向职业教育倾斜，并试图大力补足职业教育。这些正反映了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21世纪后，职业教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驱动机制，给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危机，导致职业教育招生比例不断下降，同时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也持续降低。 

路径：26年不懈努力 

国家为加强职业教育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不懈努力，最早可追溯至1978年邓小平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他提到，应当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这是首次将职教发展问题提上国家工作议程。此后，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出台。上世纪80年代，除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外，还有一系列提高职业教育地位的政策，如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它要求“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规定招工单位应优先录用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倾斜政策。这些使此后十余年间职业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除了宏观的补助引导外，还对职教师资进行了更具体和明显的鼓励。1995年，教委和财政部共同发布了《关于职教师资班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的通知》，要求职教师资班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且面授学费、提高奖学金等，这些政策大大保障职教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受这些政策影响，职业教育有了明显发展。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中职在校学生数由52.9万猛增至1128.9万，年均增幅高达16.5%，在校生职普比也从0.03上升至1.201。 

但进入21世纪，职业教育发展受高等学校扩招影响，数量有所下降。职教吸引力也持续下降，出现明显的招生难。于是，国家又提出一系列措施，如“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倡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政策革新，提出高职招生规模应占高等教育总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国家和地方财政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多种资助。 

此后，国家开始更重视职业教育的质量问题，鼓励职业学校进行质量改进，要求学校探索更多有效的办学措施，从而使职业学校的学生素质提高，提升就业情况。如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几方面：首先，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规模，拓宽入学途径；其次，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教竞争力；最后，加强对职业教育学生的补助，增强社会吸引力。 

此外，李克强总理在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要求：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鼓励中外合作；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这些都反映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办学的要求以及对职业教育质量的期待。 

就职业教育本身而言，学校、学生、教师的数量近年来都有所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教师水平也有所提高。截至2011年，高等职业院校总数已上升到1280所，占全国高校的53%以上。此后，虽然高职院校总数不断保持增长，但其增长率逐渐下降，近年保持在2.6%~2.7%。而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已达1969.2万人，职普比也达到了0.80。有数据表明，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中，比例最大的为本科学历的专任教师，占总教师比例的80.85%，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合计为4.55%。这个数据比往年有所提升。 

病因：口号多，办法少 

不难看出，十余年来中国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出台既多又频繁。如此多的政策文本，恰恰反映出中国职业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还需要更多具体的详尽措施及一系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政策落实失效，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法律保障缺乏。虽然中国已出台《职业教育法》，但其规定大多属宣言、口号式，不能真正保障职业教育的权益。比如，《职业教育法》规定了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来源，同时要求社会各界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但其描述只有两句话：“国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国家对社会主体的参与给予指导和扶持”。何谓多种渠道，如何筹集？社会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后，国家能给哪些指导和扶持？这些没有细化。如此草率的描述，怎能确保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其次，配套体制不完善。比如，缺乏专业严格的职业证书制度、缺乏普职衔接和中高职衔接制度等。由于缺乏职业准入制度，很多本应由专业技术工人从事的工作，现在被很多没有任何学历的农民工替代。而职业学校的学生花费几年时间，获得职业学校的证书后，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他们宁愿不读，直接去企业工作，只需要短时间培训，就能掌握相关设备的大致操作。 

再次，促进方式单一。大部分政策文件主要是依靠减免职校学生学费、加大对学生补助力度、提高职校教师薪金福利水平等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在大量物质补助之下，我们看到了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增加，但大多数学生似乎只是被迫就读。有调查显示，大多数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自相对较贫困的家庭，其中有农村户口的人数大于70%。在调查学生为何选择读职业学校时，选择“达不到普高分数线”、“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这两项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因“对所学专业感兴趣”而就读的学生，只有极小部分。 

此外，对学生进行完全免费的职业教育，很多时候有副作用。首先，它增加了对学生的管理难度，上学不用交钱，学生不用担心学校对自己的惩罚，就算学校开除自己，也能在别处找到免费学校就读。其次，学生学习主动性不足。学生对免费得来的学习机会通常不珍惜，不会下苦功，导致中途辍学的几率增加。最后，不收费所招收的学生，通常是因家庭贫困等原因被迫就读，不一定真正喜欢某个专业，甚至根本不适合某个专业，不能胜任该专业的学习和发展。 

最后，中国的人才评价体系长期依靠考试分数区分学生。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很难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因此，应着力于建立更全面、多元化的人才选拔体系，在高考中重视技能考察，使社会意识到，技术能力也是个体应具备的能力，个体通过技术能力来获得报酬也应同样受到尊重。高考改制的工作，山东省近年来做得颇有成效。该省从2012年实现了高职的单招考试，并将其划入高考的一部分，称之为“技能型高考”。高职单招考试在春季进行，普通高考在夏季进行，两类考试允许学生兼报。这一举措明显促进了中高职衔接、普职贯通。据悉，该省未来将致力于建设一体化培养的课程体系，最终实现职业教育纵向层面上的完全贯通。 

走向：再造职业教育体系 

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一大原因在于，它无法使家长、学生看到希望。2013年，围绕高校转型、建立应用技术型大学，教育部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组织研究机构系统研究欧洲实体经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开展高校转型发展课题研究。二是指导、支持35所地方高校成立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组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三是研究和起草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指导意见。四是为高校转型工作开展广泛宣传、试点，为改革营造氛围。未来将出现一大批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职业院校的学生将有更宽广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体系缺陷会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导致职业教育质量低下、毕业生能力素质差，反过来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对此，国家2010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到：“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之后又发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2-2020年）》，对现代化职教体系的总体要求、基本框架、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具体、全面的规划。在这些政策引导下，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教育部已在着手许多工作，如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改革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等。 

（作者金星霖系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雨迪系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本科生，李同吉系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专题编辑王昀，主笔任大刚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