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就,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人民群众的教育矛盾由“有学上”转向“上好学”,升学的愿望日益强烈。作为基础性的中等职业教育,到底要不要坚持大力发展、怎样健康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见仁见智的争论话题。今天,我国中职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陷入了几个“需求两难”的境地,更需要观念和思路的变化和创新。
两难之一:果真是国家有需要,百姓却不太需要?
首先,国家需要毫无疑问。长期以来,知识型与应用型人才结构失衡,学科型普通教育从地位、水平、条件及待遇,都比应用型的职业技术类教育占上位,国家急需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增长与提高,急需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跟进,技能型人才层次和类型比例必须有合理的结构,重点举办中等职业教育,符合穷国大国避免“过度教育消费”的国情。
其次,一些人排斥也是事实。“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传统,学历文凭至上的评价与分配制度,职业教育自身条件和质量的局限等,导致了职教成为百姓无奈的选择。国家需要、地方需要,别人需要,但自己家不需要,职业教育成为 “别人家孩子的教育而非自家的选择”,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似乎与职业教育关系不大。这种错误想法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却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思考点是,人民满意的教育真的不需要中等职业教育了吗?还是因为相关支持和匹配制度不够,强化职业教育不够?
两难之二:我国职业教育模式选择,学欧洲还是学美国?
青睐德国、瑞士者,大讲职业教育低重心分流和中等为主的模式,称中国应走欧洲道路,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而崇尚美国、加拿大者,则主张采取综合高中形式、发展高中后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教育;当然也有主张学澳大利亚“TAFE模式,香港的中高职一体贯通等模式。思考点是:中国这么大,究竟是一个模式统全国,还是各地探索百花齐放多种多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应该什么样?
两难之三:过去传统就业需要,现在产业转型升级就不需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作为生产建设的主体,作用不可小觑。快速变化的今日,经济、科技、人才、教育结构都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科技含量、人才素质要求、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等速率越来越高,就业市场对学历偏低、年龄偏小的中职毕业生有所排斥。越来越多的孩子就读中职后,选择继续升学。思考点是,中等职教是否还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如果实行就业与升学并举,中职生应该如何升学继续深造?
两难之四:有些地区需求量大,有些地区不需要吗?
全国32个省、300多个地市、2000多个县市、1.1万中职学校,在生源状况、招生数量、办学规模上差距很大,不平衡性突出,招生季节呈现的局面是“少家欢喜多家愁”,招生难成为最普遍的困境。有些地区严格执行“高中阶段阶段招生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生源和规模情况较好,有些地区尽管采取软硬兼施也效果不佳,比例悬殊很大。即便是在经济欠发达、教育不宜高层次追求的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也实属无奈。思考点是,在发展数量上,全国要不要有一个基本规定和要求?各地区可以自行确定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模式吗?
两难之五:哪些专业需要中职办,哪些专业不太需要?
中等职教专业繁多,犹如就业岗位分门别类。有的专业,在高中阶段就开始学习非常重要,因为一旦错过这个年龄阶段,高中毕业18岁后再进入就晚了;而有些职业对基本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要求较高,中等学校毕业生难以胜任。
思考点是:中职适合办哪些专业,哪些不适合?
在上述两难中,中等职业教育向何处去?基本思路是坚持“两点论+重点论”,即“兼顾两方面需要,突出阶段性重点,调整思路。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国家统筹,地方为主,分类指导,多样发展。
坚持政府主导、国家统筹是必须的;但职业教育是地方的教育,各省情市情又不尽相同,“一刀切”的国家规划不一定符合各地方的实际,可在提出总体方针原则下,让各省市依据实际,确定规模、布局、结构、模式等,应百花齐放:欧洲式、美国式、澳洲式、亚洲四小龙式等并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等不同,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城镇、乡村等各异,多样化才是大中国的特色。实践证明,我国中职发展模式,没有最好,只有适合,符合地方经济和百姓需要是根本。
第二,中职标准新订,目标功能重置,实施形态多样,发展规模再扩。
一是改变以学历等级或知识教育为划分的中职标准,探索以职业技能的初中高水平培养来划分职业教育的层次。当下高中阶段的学历文凭已不再是求学者的主要追求,重视和强化技能和资格等级教育,比追求高中文凭和学历,应该更重要。二是改变中等职业教育学历化、学龄段化、全日制化的单一功能,探索学历和培训并重、学龄段和非学龄段并录、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并举的多种功能。事实证明,后者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很大。三是改变单一化中等职业学校的建制,探索多种层次一体化、多种类型共存的形式。四是除了适龄青年,两后生、在职人员、军转,技术推广、扶贫开发、劳动力转移、社会生活教育,以及老少边穷岛、盲残智障儿童的教育培训空间很大,应是未来面向人人的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增长点。
第三,职教内部整合,多种学制和形式并存;加强职教与普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沟通与合作。
一是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积极探索中高职一体化。就业和升学两个目标,学制灵活多样,适当提升中职的办学层次,加强中、高职的直接衔接;二是避免职业教育孤岛。在突出与产业、行业和企业结合的同时,加强与各类教育的渗透和融通。如在特殊地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8+1”模式,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探索高中内的课程分流,在有些地区实施高中后起点的职业教育,加强在中小学阶段的职业启蒙和职业体验教育,职业教育在成人继续教育中空间巨大,如果淡化学历,职业教育应该成为终身教育的核心。
第四,尽快制定国家资格(资质)框架,实现普通学历文凭与职业能力资质的互通互认和等值等价。
按照职业能力和资格标准,探索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系统化培养,重点是能力的衔接而非知识的衔接,一方面,职业教育自身的资质或资格标准有待完善,中等职业教育是技能教育的基础阶段,加强职业能力的上下延伸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与普通教育的学历体系如何对应,两条轨道既能相对独立,更要能相互沟通互认,相关配套制度和路径,需要合理设计和实践突破。
第五,加强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做大做强中等职业教育。
其一是政府要继续采取强有力措施,政策支持和加大投入中等职业教育;其二要调动社会力量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采取购买服务、委托管理、混合办学、鼓励企业举办、私人捐助等多种形式。各地各部门应充分发挥现有中等职业学校正规军作用,将培训功能和资源适当聚集到职业学校中来。中职学校既要防止“被绑架”,坚定和坚持学校的教育性,更要主动提升适应产业、对接企业、瞄准市场、主动服务社会的能力,以作为求地位,以贡献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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