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政府主导办学的职校能否让市场来淘汰？

工作四十载职教人的声音

政府主导的职校能否让市场淘汰

　　今年，文晓璋即将从四川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60岁的文晓璋在这个建校有81年的学校待了近40年，从懵懂的学生到辛勤的园丁再成为学校的一把手，文晓璋就一直在这所学校，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尽管学校从中专到高职历经了几次更名，然而这里的一草一木、教室、操场甚至头顶的蓝天对于他来说都那么熟悉。

　　“我至少认真地看了3遍，很受鼓舞，也有很多想说的话。”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当声音传到千里之外的绵阳时，文晓璋向来访的记者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总理的讲话表达了高层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职业教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要转变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要真正把这些措施实行起来，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晓璋开门见山道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艰难。

　　职业院校必须把就业当作生命线看待

　　文晓璋非常感慨过去，他们那代人上职业学校是“学习最好的”，很多人都是当地考试的前几名甚至就是状元。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之前由于学校是部委的中专学校，到全国各地招生，“有很大的自豪感”。因为，部委学校首先招生，之后才是当地的省属中专招生，省属中专招生之后才是当地普通高中。“那时，最好的学生才上职业学校。”

　　去年，四川绵阳职业技术学院80周年校庆，发现很多优秀毕业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非常出色，涌现了很多全国著名的优秀人物，文晓璋对于他们的名字如数家珍。“这一方面是当时培养的结果，当然，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本身就十分优秀。”文晓璋说，“可以毫不客气地讲，那时的职业教育就是精英教育。”

　　随着大学扩招，普通大学的大门敞开，使得更多学生有了读大学的机会，然而上职业院校的意愿下降，职业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由此下降。这一切的变化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文晓璋谈起过往从天上到地下的经历，很是感慨。

　　所以，文晓璋很不认同当前各地逐步试行的高职注册入学。“没有门槛的入学，社会就不会珍惜，很可能造成新一轮的恶性竞争。”文晓璋说，“上学和别的事情不一样，读书还是要有一个质量关，有一个考试关，老百姓心中才觉得这样的教育才有保障，越是白来的东西老百姓越从骨子里看不上。”

　　现在，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有的措施，政府和教育部门都投入了巨大人力财力，包括国家对中职教育的补助、国家级示范高职院校项目、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项目。“有些是花了钱现在还没有看出明显的效果。在民间，整个社会，学生、家长对这一块的认同还不高。”文晓璋认为，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读职业院校的学生，确实和以前进来的优质生源不一样，不说是考试的失败者，但毕竟是考试的“失利者”。当然不排除录取时也有少部分达到了高分数，喜欢学校或某个专业主动进来的，这毕竟是极少数的个例，不能拿出来作依据。这一批学生进了学校后，在学习动力上，在对今后职业生涯的设计上，就会有一些缺陷和弱势。

　　按照中国当下的教育格局和设计框架，曾经作为精英教育的职业教育再也回不去了。

　　因此，目前做职业教育的人私下会有这样一个感慨：“把三流的学生培养成一流的技工人才，挑战巨大，必须要加倍付出！”在文晓璋眼中，如果要在现有的学生基础上发展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必须把就业当作生命线看待。“以招生为龙头，以就业为导向，背后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然后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文晓璋在现实和市场的冲击下，总结出了办职业教育的“出路”。

　　文晓璋的话代表了无数奋斗在职教一线办学者的心声。

　　办学自主权必须要真正下放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到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对此，文晓璋表示认同。然而，他也对记者直言。“学校对资金没有支配权。”文晓璋告诉记者，现在市政府每年对学校没有固定的财政拨款，“每年我都要和院长到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财政局的各个部门，千方百计地去游说、叫苦、哭穷，勉强才能拨款下来。”

　　而且，相当大额度不是通过生均拨款机制下来，这些钱学校几乎不能统筹安排。大部分钱是以专项形式拨下来。现有的财政管理制度就是专款专用，学校不能自主支配用于学校办学各个方面的开支，比如2万～5万元的采购支出要拿到市里统一采购。在他看来，这种统一采购有很大弊病，比如价格高、流程长，有时采购来的设备还和学校的实际需要相脱节。

　　文晓璋最痛苦的还有一件事：“学校没有人事权。”文晓璋说，李克强总理谈到，允许有丰富企业经验的，符合教师资格的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其实，学校愿意引进来，但是现有的人事制度不允许。现有人事制度规定，学校进人一是要有学历要求，需要硕士研究生以上，还必须是当年毕业。“意味着，现在学校招老师，只能是那些从‘学校’到‘学校’的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这肯定不符合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然而，真正在企业工作了多年想到学校的能工巧匠，由于人事制度中的各种限制又调不进来。”

　　“学校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政府应该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文晓璋说，“政府既是监督者，又是裁判者，又是直接的运动员。学校怎么能办好呢？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政府就是一个监督者、仲裁者的角色。”

　　学校好坏应该让市场来检验

　　眼下，职业学校良莠不齐，好的很好，甚至有的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已经超过了普通本科的人才培养水平。但是，无奈的是差的学校确实差，师资差、生源差，投入低，而且这部分学校还比较多，拖了整个职业教育的后腿。当前，国家拿出很多钱对职业院校学生进行各方面的补助，并且补助的力度很大，但是在文晓璋看来，“收到的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政府主导办学的职业院校能否让市场来淘汰？对此，文晓璋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特色、没有竞争力的学校，应该允许淘汰，招不到学生就可以允许关门。”文晓璋建议，政府可以制定一个人才培养质量等多方面的考核规定，比如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业率低于多少，招生计划完不成或者低于多少等考核指标。这个学校就需要进行整顿或者有一系列的仲裁或者治理措施整改，逼得学校不得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让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当然，可以允许办得比较好的高职院校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在文晓璋看来，现在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天花板，高职院校只能够在专科层次办学，而不能升本。而科学的做法是应该通过评估、考核，允许一部分办学一流的高职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

　　“然而，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高职院校尤其是国家骨干院校不能升到本科，而一些鱼龙混杂的民办高职却升了本科，并靠此大肆招生，这是没有标准可言！”文晓璋说道此处，声音有些激动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文晓璋的声音很有代表性。某地高职院校办学很好生源也不错，但坚决不参加国家骨干院校的评比。几年后，该校经过运作整合成功升本，目前教师的日子和招生与很多高职院校相比高出一截，业内人评价此举“老谋深算”。

　　“国家没有必要一刀切，整个高等教育千差万别，教育部鼓励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但从我们基层来看，第一我们还是希望高等职业院校，原则上应该先姓高，其次才姓职。现在是强调了姓职的功能，而把姓高的功能给弱化了。并且，很多普通本科院校内设了高职教育专业。”文晓璋说，“高职院校明显感到很受挤压。职业院校未来的出路何在？政府要深思，各方都要深思。”